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全國解放前夕的十二年時間裏，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1400多億倍，所轄地區的物價上漲了85000多億倍。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舊中國通貨膨脹延續時間之長，貨幣貶值速度之快、物價上漲幅度之大，都是世界上罕見的。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嚴重摧殘了工農業生產，造成金融市場的極度混亂和金融企業的畸形發展，國民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攫取了由通貨膨脹引起的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絕大部分，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群眾則在水深火熱之中煎熬。
三、人民金融事業的創建和發展
（一）人民金融事業的萌芽。
北伐戰爭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第一次合作進行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戰爭。早在北伐進軍中，中國共產黨就在湖南衡山縣柴山洲特區開展農民運動，於一九二六年十月成立柴山洲特區第一農民銀行，發行了用白布印製的票幣，並發放貸款，發展消費合作社，幫助農民進行生產。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成立的人民金融組織。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軍進入湖南瀏陽，先後成立中國共產黨瀏陽縣委員會、農民協會與縣總工會。一九二七年一月，瀏陽縣農會根據省農會決議，成立瀏東平民銀行。這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成立的第二家人民金融組織。
與此同時，湖北的黃岡、鄂城、漢川、鹹寧等縣在當地農民協會領導下，先後成立了信用合作社，發行過流通券。
這些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建起來的人民金融組織，雖然因國民黨右派叛變和反動軍閥勢力的回襲而先後夭折，但它們畢竟是中國勞動人民在金融事業上掌握自己命運的一種嚐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興的人民金融事業的一個開端。
（二）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銀行的興起。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為中心的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都處在白色勢力的包圍之中。為了解決國民黨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給革命軍隊造成的供給困難，保證革命政權的鞏固發展，根據地建立以後，就根據保障軍隊給養和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需要，建立人民自己的銀行，發行貨幣。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義後，起義部隊向潮汕進軍，沿途播下革命火種。這年冬季，閩西上杭縣蛟洋區農民協會創辦了上杭縣蛟洋區農民銀行。一九二八年二月，廣東海陸豐革命根據地成立海陸豐勞働銀行，發行了利用當地南豐織造廠銀票加蓋“勞働銀行”印章的紙幣。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後，一九二八年五月成立了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運動，建立根據地自己的金融組織，在井岡山上井村辦起了造幣廠，鑄造帶“工”字的銀元。一九二九年八月，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在擴大的東固紅色遊擊區成立東固平民銀行，發行銅板票和紙幣。一九三○年三月以後，東固平民銀行擴大為東固銀行，受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領導。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紅軍開辟了閩西根據地，於一九三○年九月籌備成立閩西工農銀行，推舉阮山、張湧濱、曹菊如、鄧子恢、藍為仁、賴祖烈、黃維仁7人為銀行委員會委員，阮山為主任兼任行長。閩西工農銀行資本定為20萬元，分20萬股，除向工農群眾募股外，還動員幹部、機關單位購買。一九三○年十一月，閩西工農銀行在龍岩正式開業，發行1元、2角、1角的紙幣，信用很高，與銀元一直保持1比1的比價。
一九三○年十月，紅軍攻克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十一月在吉安縣建立江西工農銀行。其他根據地也從一九三○年起，相繼建立工農銀行或蘇維埃銀行。如湘鄂贛工農銀行、鄂豫皖蘇維埃銀行、川陝工農銀行和陝甘晉蘇維埃銀行等。這些銀行都發行紙幣，有的還鑄造過銀幣、銅幣。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發展為中央革命根據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以下簡稱蘇維埃國家銀行），任命毛澤民為行長。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還規定實行統一的貨幣製度，蘇維埃國家銀行有發行貨幣的特權，蘇維埃機關派代表對私人銀行和錢莊進行監督，取消一切高利貸，由蘇維埃國家銀行對農民、手工業者、合作社和商人等實行借貸，幫助他們發展生產。蘇維埃國家銀行於一九三二年二月開始對外營業，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所轄各地建立了分行和支行，發行1元、5角、1角、5分麵額的紙幣和布質貨幣，還鑄造過銀幣和銅幣。當時蘇維埃國家銀行發行的鈔票可以兌現銀元，幣值穩定，群眾樂於接受。
各根據地在建立銀行的同時，十分注意發展信用合作事業。根據地各級政府先後頒布了信用合作社的組織條例、工作綱要、發展大綱等，明確了信用合作社的任務是抵製高利貸剝削，以低利借貸幫助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上的資金需要，鼓勵群眾有餘錢存入信用合作社。一些辦得好的信用合作社還貸款支持根據地的物資交流，代理銀行向群眾發放貸款，並辦理兌換貨幣等工作。有的信用合作社還發行貨幣。蘇維埃國家銀行積極支持信用合作社的發展，使其成為銀行的得力助手。有的地區還規定，信用合作社以自己的一部分資金向銀行入股，其利潤為全體社員所有。
從創建革命根據地到紅軍北上抗日止，蘇區（指各革命根據地，下同）銀行無論是對國民黨地區開展貨幣鬥爭，打破經濟封鎖，還是保障戰爭供給，支持蘇區經濟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個時期蘇區銀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發行貨幣，同國民黨的封鎖作鬥爭。據統計，從一九二七年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紅軍北上抗日止，江西蘇區銀行共發行近30種紙幣，鑄造過十幾種銀元，基本上占領了根據地的金融市場。蘇區銀行發行的貨幣深得群眾的信任，一九三四年紅軍北上抗日以後，蘇區人民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把蘇區銀行發行的票子（群眾稱為“紅軍票”）保存下來，有的一直把它珍藏到全國解放。
第二、吸收存款，代理金庫。蘇維埃國家銀行建立後，承擔了代理金庫任務，接受了全部財政存款，吸收機關企業存款，並開展個人儲蓄存款。當時的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在給全國總工會執行局劉少奇委員長的信中，對開展個人儲蓄的重要意義作了詳細的闡述。
第三、發放貸款，支持生產發展。蘇區銀行非常重視發放各種貸款。凡農民需要購買耕牛、農具、肥料和其他生產資料，可向銀行和信用合作社申請貸款。當時根據地工業較少，主要是家庭手工業和農產品加工工業，銀行以低利貸款支持農具、造紙、石灰、爆竹等生產的發展。蘇區銀行不僅對公營商業和消費合作社給以貸款支持，對一些私人商販也視具體情況在一定限度內給以貸款，以促進根據地商業發展，活躍根據地經濟，保證紅軍的物資供應。
一九三四年十月，蘇維埃國家銀行跟隨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轉移，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長征中，蘇維埃國家銀行的14位工作人員編入中共中央軍委直屬縱隊第十五大隊，隊長是袁福清，政委是毛澤民，黨支部書記是曹菊如，銀行的其他幹部多數分配在大隊中任各種職務。他們帶著銀行的資財連同印鈔票的機器、材料共一百多擔，由一個連隊負責警衛。這支隊伍用擔子挑著銀行的資財，步行二萬五千裏，一路上一麵與敵人作戰，一麵進行籌款，這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在紅軍到達貴州遵義進行休整的十天時間裏，蘇維埃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及時做好鈔票的發行和回籠工作。由於鈔票的發行和回籠緊密配合，有充足的物資保證，群眾還可以用它直接兌換銀元，所以發行的鈔票在當地群眾中的信譽很好。據曹菊如記述：遵義的“商店很多，因為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既可買到市場上很缺的食鹽，又可兌成現洋，所以大家爭要‘紅軍票’，商店齊開門，軍需品得到補充。街上有很好的菜館，群眾沿街擺地攤，醪糟雞蛋之類的小吃，隨處都有。紅軍手上存的零用錢，路上用途少，在此地都要買點好吃的和行軍必需的小物品，所以紅軍進城十天，全城活躍，極一時之繁榮。”當紅軍離開遵義的前一天晚上，蘇維埃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連夜用現洋兌回所發行的紙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