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的構成
人口構成指不同類型的人口相互之間的比例關係。其中的自然構成主要指性別和年齡，社會構成則包括民族、文化、職業等內容，它們均與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再生產以及人口素質有著密切的關係。以下分述中國主要的人口構成，其中職業構成將在第三節中作專門研討。
一、性別構成
性別是人口最基本、最明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狀況來說，性別構成始終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它不僅是涉及人口的婚姻、生育和家庭狀況的一個基本因素，而且與人口的分布和遷移，以及包括就業結構在內的其他人口構成也有密切的關係。性別比過高或過低都是不正常的，由此可能會導致一係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控製人口增長，對人口實行科學管理的過程中，性別構成無疑是一個必須加以掌握的重要方麵。
除了人口總體的性別構成外，不同年齡組、不同地區和部門也都有性別構成的問題。相對於總體性別比而言，各種局部的性別比有時具有更為直接的社會經濟意義。
舊中國的人口性別比是很高的，1946年統計為109.6，即男性人數比女性多9.6%，其基本原因就在於生育率高，平均壽命短（從低齡到高齡性別比逐漸降低是人口學的一般規律），尤其是重男輕女的社會通病，使婦女飽受壓迫歧視，從而大大減小了她們的存活概率。新中國成立後，上述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口性別比因此持續下降：1957年為107.3，1982年為106.3，經小幅反彈後，又趨於下降，1995年已降至104.2。促成這一連續下降趨勢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發生重大轉變，平均壽命大幅延長（總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由新中國成立前的34歲增至目前的約70歲），以及婦女社會經濟地位的顯著提高。這裏有兩點值得強調指出：一是舊中國溺嬰成風，且溺殺的絕大部分是女嬰，成為幹擾性別平衡的突出的破壞性因素，新中國成立後，這一陋習已大大減少。二是舊中國女性妊娠生育頻繁，且孕產婦平均死亡率高達15‰，生育成了女性人生路上的一道“鬼門關”。而近二三十年來，女性生育次數大幅減少（減幅近三分之二），加上日臻完善的婦幼保健事業，使孕產婦死亡率到1995年已銳降至0.62‰，這些都顯著增大了女性的存活概率。目前，我國總人口的平均性別比正處於或略低於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水平，今後隨著出生率繼續降低和老齡化程度加深，性別比可望進一步下降，逐漸靠近發達國家水平。
中國總人口性別比雖然正常，但也存在著一個應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那就是嬰幼兒性別比過高，從而導致80年代總人口性別比在經曆了長期的下降過程之後出現反彈。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1990年中國0歲組嬰兒的平均性別比為111.8，1歲組為111.6，2歲組為110.1，……廣西、河南、海南、山東、浙江等省區0歲組性別比更高達115～119，均顯著超過106左右的正常值。據查瑞傳研究，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出生女嬰漏報，二是一部分夫妻出於性別偏好對胎兒進行了選擇性流引產，個別的甚至溺害已出生的女嬰。在性別比超常總量中，前者占大部分，所造成的超常實際上隻是統計上的假象，因為女孩子人還在；後者在超常總量中雖然隻占小部分，但所造成的超常卻是真實的，正是這一點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對於這種現象如不及早予以扭轉而任其發展下去，將會打破正常的人口性別構成，導致將來一部分男性無從婚配，從而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扭轉上述現象，除了應加強宣傳教育、完善法規製度以外，不斷健全養老保障製度也具有重要意義，它將有助於消除重男輕女意識。
中國人口性別比的地區差異很明顯，根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可以把全國各省、市、區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性別比低於105，包括（由低向高排列，下同）西藏、山東、江蘇、天津、上海、遼寧、河北、廣東、吉林、河南等10個省、市、區，其中最低的西藏僅為100.1。
性別比105～107，包括黑龍江、寧夏、福建、雲南、浙江、湖北、新疆、安徽、江西等9個省、區。
性別比高於107，包括北京、貴州、甘肅、青海、陝西、湖南、內蒙古、山西、海南、廣西等11個省、市、區，其中最高的廣西為110.3。
從以上省市區類型的區分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口性別構成的地區差異除前述嬰幼兒性別比外，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即：
（1）生產力發展水平，它直接製約著產業結構和人們的生活水平；
（2）人口再生產類型；
（3）人口遷移態勢。實際上這三個因素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係。
中國的低性別比省區，除西藏係受民族因素影響為一個特例外，其餘都位於國土的東部，生產力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較高，二、三產業比重大，人民生活相對富裕，受現代化進程影響，加上社會保障機製較完善，故重男輕女意識比較淡薄。這些省、市、區人口再全產類型的轉變進行得較早，出生率之低，期望壽命之長，在全國都是很突出的（其中上海已進入負自然增長，期望壽命則居全國首位，達76歲），均有利於增大女性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有些省因生活富裕，對外省女性頗有吸引力，她們的婚姻遷入進一步抑低了性別比。典型的如江蘇省，1985～1990年間省際淨遷出男性3萬人，淨遷入女性20萬人，使全省性別比降低了0.5個百分點。廣東省同期內省際淨遷入男性40萬人，淨遷入女性卻達60萬人，性別比因此降低了0.6個百分點。
在中國的高性別比省、市、區中，北京市是個特殊情況（1990年其性別比為107.0，實際上也在正常範圍之內），它作為國家首都，不僅各項建設事業十分興旺，而且設置了為數眾多的國家機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公司總部。它們每年都要從外地大量遷入人員，其中男性顯著多於女性，如1985～1990年間省際淨遷入男性34萬人，淨遷入女性19萬人，這一差異使全市的性別比上升了3.1個百分點，若排除這一因素，則北京的性別比與上海、天津十分近似。除北京外的其他各高性別比省、區，都位於國土的中、西部，地形上多屬高原山區，生產條件差，經濟水平處在全國的下遊，其中多數省、區出生率高，平均壽命低，均不利於提高女性占總人口的比重。由於生活水平低，促使女性人口大量婚姻遷出，如廣西女性即大量東嫁廣東，1985～1990年間，該自治區省際淨遷出男性13萬人，淨遷出女性31萬人，使平均性別比增大了1個百分點，其他幾個省、區在女性人口遷移上也都是“出超”的。
中國各省、市、區之間人口性別比雖有明顯差異，但總的說來都在正常範圍之內，考慮到前述女嬰漏報因素，就更是這樣了。而且與過去相比，差異已顯著減小（1964年各省、市、區性別比相差的最大值為32個百分點，1990年僅為10個百分點），應該說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在地區差異上需要引起重視的，是一部分貧困地區，特別是貧困山區，性別比持續偏高的問題。縱觀全國各省、市、區，性別比最高的，除個別工礦城市外，差不多都是本省地理位置最偏僻的貧困山區，典型的如河北省的太行山區、安徽省的黃山山區、浙江省的浙南山區、福建省的太姥山區、陝西省的秦嶺山區、湖北省的荊襄山區等，其中的高山區往往又高於低山區，有的深山鄉男性人數竟超過女性人數1倍，甚至更多，確實達到嚴重失調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的就是山區女子往外嫁，山外女子卻不願嫁進來，說到底都是一個經濟收入和生活條件的問題，結果造成不少山區男性結婚成為老大難問題，甚至會出現所謂“光棍村”、“和尚屯”，而成為阻礙山區開發的嚴重社會問題。
在城鄉之間，人口性別比的差異主要表現為集鎮＞城市＞鄉村，如1990年城市的平均性別比為107.4，集鎮為111.7，縣為105.1。這種格局的形成，與城鄉不同的產業結構、傳統的兩性勞動分工特點以及長期施行的戶籍管理製度有著密切的關係。城鎮均以二、三產業占絕對優勢，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其生活水平和就業環境均明顯優於農村，對廣大農民有著很大的吸引力，不少人都願意棄農進城務工經商，一般說來，這種職業轉變更適合於男性，他們相對於女性，都有著更高的文化和勞動素養，又較少家務拖累，所以丈夫或兄弟在城鎮工作，妻子或姐妹在鄉村務農的情況，在中國是很普遍的。而相對於城市而言，集鎮在地緣和血緣上與周圍鄉村更為接近，對勞動能力的要求較低，戶籍控製相對較鬆，因而吸引了更多的農民。這些是形成上述城鄉差異格局的基本原因。第四次人口普查有關遷移的數據也很好地反映了上述特點：1985～1990年間，人口遷移（含省內和省際）使市的平均性別比上升了0.48個百分點，使鎮上升了0.03個百分點，卻使縣下降了0.32個百分點。表明人口遷移使市鎮的男性相對於女性有所增多，鄉村的男性相對於女性則有所減少。
在各種類型的城市之間，人口性別比也有一定差異。在一般情況下，綜合性城市因經濟活動部門結構齊全，有利於兩性分別就業，性別比較為平衡，而某些專業性強的工礦業城市，特別是在其建設初期，性別比會偏高甚至過高，如大同、石嘴山、攀枝花、銅陵等，在這些工礦業城市周圍，城鄉性別比的差異往往表現得特別懸殊。
二、年齡構成
年齡構成是人口狀態中最重要的特征值和比例關係之一，它不僅製約著人口本身的變化趨勢，在社會、經濟的許多領域中也都有其深刻的影響。如人口再生產，包括人的出生、婚姻、生育、衰老、死亡等內容，它們與年齡構成均有直接的關係，而勞動適齡人口的數量及其與從屬人口或被撫養人口的比例關係，對生產力發展起著很大的製約作用；此外，人們處在不同的年齡段，對環境會有不同的影響和要求，社會的物質消費結構、各類文化教育和福利設置的配置、醫療保健工作的重點，以及住宅、交通、休閑地的建設等，莫不與年齡構成有關。所以，社會、經濟發展必須充分考慮人口年齡構成特點及其變化趨勢。
人口的年齡構成主要取決於出生率的變動，當出生率上升時，低齡人口比重增大，年齡構成趨於年輕化，反之則趨於老齡化；此外，死亡率和平均壽命也有一定影響。
舊中國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故年齡構成僅稍偏於年輕化，與當時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當。新中國建立後，人口再生產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50～60年代，人口出生率大致仍保持在過去的高水平上，死亡率則大幅下降，其中兒童的死亡率下降得尤為顯著，他們較大的存活率推動年齡構成迅速走向年輕化，到60年代中後期，中國人口的年輕化達到了曆史上的最大值。進入70年代以來，出生率連續銳降，死亡率則在低水平上趨於穩定，這一巨大變動使人口的年輕化發生根本性逆轉，並出現了日益明顯的老齡化趨勢。但總的說來，當前中國人口年齡構成的基本特點還是中年化，即一方麵少年兒童（0～14歲）比重大大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約低8個百分點），另一方麵老年人口（≥65歲）比重與發達國家也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約低5個百分點），青年和壯年占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他們與老少被撫養人口的比率高達2∶1，即撫養比為50%，這一負擔係數已降至中國曆史上的最低點。毫無疑義，當前中國在人口年齡構成上正處在年輕化已經結束，老齡化才剛剛開始，勞動人口比重大負擔輕的“黃金時代”，為加速生產力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曆史機遇。
新中國建立後，人口年齡構成的變動大致經曆了先年輕化後中年化並趨於老齡化的過程，從總的看是符合國際上的一般變化趨勢的，反映了生產力發展和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的成果。但若就各個年份對上述變動作深入一步的觀察，可以發現整個過程中存在著一係列的波動，其發生次數之多，幅度之大，在當今世界上都是罕見的，對此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50年代中國出生率高，死亡率則銳降，導致低齡人口迅速膨脹。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出生人數劇減，據1995年統計，當年34歲（1961年出生）的人數在50歲以前各歲中是最少的，比38歲（1957年出生）少了四成半，從而在人口年齡構成變動曲線上留下一個深刻的凹槽。從1962年起，全國進入補償性生育高峰，出生人數劇增，在1995年中國所有的年齡中，32歲（1963年出生）的人數是最多的，比34歲竟超出近一倍半，成為變動曲線上的最高峰，其餘波一直延展到70年代初。此後，隨著出生率下降，變動曲線迅速收縮，但到80年代中後期又出現反彈。原因主要就在於6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那一批人此時進入了婚育期，1995年9歲（1987年出生）的人數在所有年齡中僅次於32歲，其間隔正是平均的世代交替期：24年。預計變動曲線上的這一次次波動還將長期延續下去，曲線要最終趨於平滑，100年恐怕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