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業是契丹人的傳統產業，向以畜牧、敗漁為稼穡。922年述律後諫止阿保機南攻鎮州雲，“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契丹國初期，畜牧業在經濟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於畜牧業的興衰不僅與經濟生活有關，且“滋蕃群牧，務在戢兵”（11），直接對其兵力的強弱，國防的鞏固有影響，故契丹統治者建國後在積極引進漢族先進農業生產技術，推進本民族農業發展的同時，亦未放鬆對畜牧經濟的發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馬匹“蕃息多至百萬，賞群牧官”，以次進階升爵，可見其對畜牧業重視的情況。
畜牧生產有公養。私養兩種。公養即所謂“群牧”，契丹國設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嶺西路群牧使司、渾河北馬群司、漠南馬群司、漠北滑水馬群司、牛群司，下設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員管理群牧生產；私養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養（。畜牧業的全麵發展情況，時人沒有留下記錄。從上述僅官馬一項就達到100萬匹，可見官養和私養的羊、駝、牛、豬的數量，一定相當可觀，特別是作為契丹人肉食的羊，數量當在馬匹之上。
契丹畜牧業的發展，有兩個因素應該談到：掠奪鄰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屬部、屬國的納貢。阿保機在建國前攻克河東、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駝、馬十餘萬。建國後，西征突厥、吐渾、沙陀諸部，又獲“寶貨、駝馬、牛羊不可勝算”。
919年北伐烏古部，掠得“牛馬、車乘、廬帳、器物二十餘萬”。後來，由於周圍諸遊牧部族均先後被征服，通過戰爭掠奪變為從納貢中獲得。規定東丹國年貢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獨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韋、越裏篤、剖阿裏、奧裏米、蒲奴裏、鐵儷等各300匹。。契丹統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們是從來不放過掠奪牲畜的機會的。如聖宗時，耶律斜軫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馬20餘萬匹。上述獲得的牲畜，被置於群牧司喂養。
契丹畜牧業的發展，從建國至聖宗時一般講來是比較平穩的，後來有過起落。影響畜牧業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隨著遼朝由盛轉衰，國有群牧管理鬆弛。道宗時，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書：“群牧以少為多，以無為有。上下相蒙，積弊成風。”經過整頓後，牲畜才“歲以蕃息”。二是農業的進一步發展，使牧場縮小，1075年（遼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請賜牧地，時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說過，“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風雪等自然災害造成大量死亡。曆史上屢見不鮮，最嚴重的幾次是在1082年（遼大康八年），因大風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馬死者十六、七”。肖陶蘇斡在遼道宗乾統年間任漠南馬群太保，因“大風傷草，馬多死”，被免官。由於契丹人經營畜牧業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馬“蹄毛俱不剪剃”（11），未越過自生自長階段，無防禦自然災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業發展受到重大影響。
三、四時捺缽製
契丹國既有皇都，亦有五京之製，然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卻巡幸於四捺缽之間，政務皆在捺缽中處理，捺缽之地實是契丹國的政治中心、最高統治者所在地：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處理政務特別是漢民政務的地方，為契丹族有國以後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形成這種遊牧式政治管理體製的原因，是其遊牧經濟決定的。如前所述，遊牧業是契丹人的傳統生產，在契丹國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處在遊牧階段的畜牧業，與農業、工業生產不同，它不需要固定點，相反，經常的流動是這一生產賴以存在的前提。當國家建立後，在畜群隨水草轉徙，牧民常年跟隨牲畜轉移而“遷徙不常”的情況下，國家的政治活動和公共事務的處理如何與這種經濟生活相適應，是契丹貴族建國後需解決的一大課題。在解決這一問題時，采取了適合其遊牧經濟的管理方式：一方麵模仿中原王朝建立都城，並在設置州縣的同時，逐步建立了五京，完備了當時國家應具有的行政建置；另一方麵，始終重視契丹民族的現實，未脫離其“生生之資，放是乎出”的遊牧生活，坐在皇城宮闕裏處理政務，采取了四時捺缽製形式，在捺缽中決定軍國大政方針。
捺缽，契丹語，亦寫作納撥、納跋、納寶、剌缽，意為行營、行帳、營盤，為契丹國君主出行時之行宮或叫臨時居住處，猶漢語之稱行在所。關於四時捺缽的時間、地點和行動之目的（內容），《遼史》等均有較詳細記載，下分述之。
時間：按常規，正月上旬，契丹君主的“牙帳”從冬捺缽營地啟行，到達春捺缽地約住60日。四月中旬“春盡”，牙帳再向夏捺缽地轉移，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到達目的地後，居50天，約在七月上旬或中旬，又轉向秋捺缽地。當天氣轉寒時，則轉徙到氣溫較暖的冬捺缽地“坐冬”。契丹君主“每歲四時，周而複始”，巡守於捺缽。顯而易見，捺缽實力契丹朝廷臨時所在之地。
地點：史載的四時捺缽地，為聖宗朝已成定製的情況。在此以前的太祖至景宗五朝，每朝都不盡相同。定製後的春捺缽地主要在長春州的魚兒濼（今洮兒河下遊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鬆花江名鴨子河一段，），有時在鴛鴦濼（今內蒙古自治區集寧市東南黃旗海）；夏捺缽地在永安山（在今內蒙古烏珠穆沁旗東境）或炭山（今河北省沽源縣黑龍山之支脈西端）；秋捺缽在慶州伏虎林（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倫河源白塔子西北）；冬捺缽在廣平澱（今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合流處）（。
內容：春捺缽為捕天鵝鉤魚及接受生女真“千裏之內”諸酋長等的朝賀；夏捺缽是避暑，與北、南麵大臣議國政，暇日遊獵；秋捺缽主要是入山射鹿、虎；冬捺缽是避寒，與北、南麵臣僚議論國事，時出校獵講武，並接受北宋及諸屬國的“禮貢”。契丹君主四時捺缽不完全是為了玩樂，也不是漢人眼裏的所謂“四時無定，荒於遊獵”，而是把遊牧民族“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畜牧的生活習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從冬捺缽除“會議國事”和外交活動外，還“時出校獵講武”，可以認為，契丹君主捺缽中的漁獵活動，無疑另有目的，即以親身之示範，教育其族眾不忘立國之資的鐵馬駿騎本色，保持一支能縱橫馳騁的勁健騎兵，以與中原王朝抗衡。所以後來靠“騎射”建立的金、元朝亦有捺缽之製，清朝則有木蘭秋獵之習。
四時捺缽製的政治管理並非雜亂無章，對於契丹等遊牧、漁獵民族來說，在遊牧、漁獵遷徙中議事，處理公務，是其古老的傳統，遊牧經濟所要求的，有問題反倒能得到及時處理；對於生活習俗不同、又居於契丹國境內漢人的管理，又創造了一套相適應的變通辦法，即每當契丹君主正月上旬從冬捺缽地起行時，掌管漢人事務的最高機構漢人樞密院和中書省，唯擇宰相1員，樞密院都副承旨2員，令史10人，中書令史1人，禦使台、大理寺選1人隨從，餘宰相以下官員則返回中京（治所在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大明城）居守，處理漢人事務。契丹君主還為了他們既能及時處理一切公務，又不致專權，規定人事變更，隻給他們文官縣令、錄事以下的變動不需“奏聞”權，對縣令以上官僚的升遷，隻能“行堂帖權差”，決定權握在皇帝手中，即所謂“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對於關係安危的武官變動，則必須“奏聞”。
四時捺缽製是契丹人有國後的一種創舉，它既未改變遊牧、漁獵經濟政治管理的傳統習俗，又能對定居的漢人進行有效的管理。
四、南北麵官製及地方州縣製與部族製並存
為適應對從事遊牧初農業兩種不同經濟類型居民的管理，“因俗而治”，職官的設置采用了北麵官和南麵官兩套官製體係。北麵官為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麵官係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分而治之是為了建立“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蕃漢分治”而又一體的政權，但北麵官是統治重心，契丹國的統治大權集中在北麵官手中，是遼朝政權體製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北麵官，中央一級設立北。南樞密院等14個機構。其中，樞密院、宰相府、大王院、宣徽院又分北、南，共占8個。此北南之稱，因其牙帳（官署）居皇帝宮帳北南而得名，職責雖各有不同，但均為管理契丹部族、屬部、屬國之軍政事務的，與北麵官、南麵官之北南性質迥異。北麵官雖為統治契丹及北方諸遊牧、漁獵民族而設立的一種特殊製度，但從執掌上看，實也吸收了唐與五代官製的內容、即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院視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視戶部，夷離畢院視刑部，宣徽北、南院視工部，敵烈麻都司視禮部，北、南宰相府總領其事。可見，北麵朝官雖無六部之名，卻有六部之實。由於北、南宰相府處於佐理皇帝軍政要務的中樞地位，故規定北南宰相分別隻在國舅五帳和皇族四帳中“世選”。北南宰相府地位和選相的規定，是契丹國前期的情況，後來有變化。地位的變化，主要因與宰相府同為決策機構的北、南樞密院，最初在宰相府之下，即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群牧之政，“不理民”；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不主兵”。或謂約在聖宗統和年間，樞密院成了全國最高的統治機構，總攬全國軍政大權。選相規定的變化，自世宗朝漢人韓延徽為南府宰相，打破皇族為南府宰相的“舊製”後，景宗、聖宗、興宗、道宗等朝，先後擔任北、南宰相的漢人有室防、韓德讓、杜防、杜公謂、姚景行和王棠等人。特別是聖宗朝，在耶律斜軫死後，韓德讓拜大丞相，總領二樞府事，契丹國的軍政大權全握在其一人手中。
北麵官係統的地方區劃與官吏，采取的是部族製。即對契丹諸部及被征服的諸遊牧、狩獵民族維持原有的部族製不變，成立大王府或王府，亦可稱國；以原有的酋長為首長，稱大王或節度使等；平時隻納貢，戰時聽從調遣即可。
南麵官的分設，起於阿保機任命韓知古“總知漢兒司事”時。耶律德光得燕雲十六州後，用唐製設官分職，南麵官係統的完善則在世宗耶律阮朝。南麵官多用漢人，亦雜以契丹人。朝官設有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漢人樞密院，三省（中書初名政事省、門下、尚書）、六部（吏、兵、工、禮、虞、□），還有台、院、寺、監諸機構之設。其中，真正管事的最高南麵官，是漢人樞密使和中書省的宰相；象三師、三公是因人而置或一時暫設，有的還隻偏設於一地，亦不固定，故南麵官有不少職位是有名無實。
南麵官係統的地方行政區劃，有州、縣兩級。全境皆有，主要設在經濟和文化發達的漢人地區，渤海人集中的遼東地區。州根據其大小和位置重要程度，分節度、觀察、團練、防禦、刺使五級，實行軍政統一管理，州名和軍名並用。縣設縣令。
此外，遼代還有一種頭下軍州，是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隨皇帝出征俘掠漢人和渤海戶而設置的，共有16個州，大多在遼西地區。從形式看是州縣製，而實質則是諸王、外戚、大臣、公主的私人領地，因為州官除節度使外，“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遼朝為了鞏固統一和加強對各族的統治，還在各地設有不同級別的軍事機構，如西北路招討司、西南路招討司、烏古敵烈統軍司等。
第三節 契丹人與漢人、黨項人的關係
一、契丹貴族與漢族統治者的抗爭
契丹貴族與漢族統治者的關係，大體以北宋建立可分為兩個時期。在前一時期裏，約以契丹國建立前後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立園前，契丹貴族為了求得民族發展和維護民族尊嚴，對中原王朝和割據的漢族政權，是“時服時叛”或相互爭奪；立國後，正值中原各族稱霸自立，契丹貴族與漢族統治者，使聘往來。相互利用。在後一時期裏，以“澶淵之盟”為界文可分為兩個階段：盟約訂立前，契丹貴族為抗擊宋統治者北進，爭奪中原領導權、多次與北宋兵戎相見；盟約訂立後，雙方基本上保持了相對和平，友好往來。
契丹顯貴與漢族統治者第一次發生大規模對抗，是在696年（唐萬歲通天元年）。時為鬆漠府都督的契丹酋李盡忠，因唐營州都督趙文翽“數侵侮其下”，率眾殺趙文翽反唐，自號無上可汗。唐武則天發重兵鎮壓，經過一年多鏖戰，雖將此次反叛鎮壓下去，但契丹人轉附突厥（後為回紇），自此對唐王朝時叛時服。唐末，中國北方出現河南朱溫、河東李克用（沙陀族）、幽燕劉仁恭三大軍事集團相互爭奪。在多邊角逐中，契丹貴族與李（克用）保持等距關係，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對朱（溫）、劉（仁恭）兩個漢人統治集團，采取遠交朱溫近攻劉仁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907年朱溫建立後梁遣使通告契丹，阿保機即“遣使者袍飭梅老聘梁”，據統計，自907—923年16年中，雙方使節往來達21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