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曲藝的初步發展
中國的曲藝曆史悠久，豐富多彩，曆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瑰寶。據初步調查，各民族、各地區流傳的曲藝品種共有400多個，曲藝藝人遍及廣大農村和城鎮，曆代都造就出許多有卓越成就的曲藝藝人和曲藝家。他們創造和積累的書目曲目，難以數計，素稱“書山曲海”；他們在長期藝術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的藝術流派，多姿多彩，宛若燦爛群星。曲藝來自人民，在人民哺育中成長、發展。曲藝藝人大都出身寒微，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熟悉和了解人民的生活、語言、思想、感情和要求，以及他們的藝術欣賞趣味。在過去的曆史條件下，他們的說唱難免有很大的局限性，含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但有不少優秀之作，真實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道出人民的心聲，引起人們心靈的共鳴。曲藝在人民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曲藝對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特別是小說、戲曲、詩歌、音樂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然而，曲藝和曲藝藝人同其他民間文藝和民間藝人一樣，在封建時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社會地位極其低下，生活處境極其艱難。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那樣，舊社會的統治者對民間藝術的態度是又利用，又侮辱。他們迷戀於舊內容的藝術，但是瞧不起民間藝人，百般侮辱民間藝人，把這些人列入“下九流”。許多曲藝藝人自己也往往看不起自己。廣大曲藝藝人流散在城鎮鄉村，收入微薄，饑寒交迫；就是一些有名氣的藝人，日子也不好過，甚至名氣越大，受的欺侮越多。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下，曲藝的發展緩慢而艱難。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曲藝才隨著社會的變革，逐步出現了嶄新的麵貌。
中國的新曲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就有了初步的發展，取得不少成績和經驗。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爆發，給中國曲藝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嶄新思想內容，標誌著曲藝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深受剝削壓迫的曲藝藝人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很快便以曲藝為武器，向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官僚買辦展開了英勇的鬥爭。從一九一九年十月發表於上海《新申報》直接宣傳“五四”運動的一段新鼓詞，以及此後流行於京津一帶的新鼓詞《燈下勸夫》、《不平鳴》、《軍閥十更調》，彈詞《奉直交戰開篇》等作品中，可以使人強烈地感受到當時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愛國熱情和民主精神。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曲藝演員和曲藝藝術也進一步發生了變化。比如相聲演員張壽臣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創作了相聲段子《揣骨相》、《哏政部》等一批新段子，歌頌愛國將士，抨擊統治階級的投降賣國行徑，揭露舊社會的黑暗、腐朽和殘暴。他還對大量的傳統段子進行了整理改編，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它們的思想性和藝術品位，適應了觀眾的欣賞要求。他的“穩而不溫”，“諧而不俗”的淳淨質樸的藝術風格，不啻是一股吹進曲壇的清爽鮮活的氣息。
曲藝是依靠代代藝人傳承的說唱藝術。在長期的傳承過程中，許多藝人對自己演唱的作品進行了加工、提煉和豐富。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禮，他們能夠不僅在思想上，也在藝術上，為曲藝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王家《水滸》傳人王少堂，在“武十回”中的“康文辯罪”和“陳洪辯罪”兩段書，《水滸》原著是沒有的，完全是王少堂的創作，極為有力地揭露鞭笞了封建社會的黑暗，也為中國曆代藝術畫廊補充了兩個極為生動的書吏形象，並增強了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又如蘇州彈詞《西廂記》，原為清光緒年間朱寄庵根據前人的雜劇等改編而成，到一九三○年左右由黃異庵重編，後又由黃異庵與楊振雄拚檔演出時再作整理修改和提高，終於成為一部膾炙人口的藝術精品。
“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曲藝同其它民間藝術開始受到一些進步文化人士的重視。在三十年代，以魯迅、瞿秋白為代表的左翼作家曾旗幟鮮明地提倡大眾文藝，提出用說書唱本形式表現革命的新內容。魯迅在《論第三種人》一文中表示相信“從唱本說書裏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魯迅和瞿秋白等還身體力行地創作出一些說唱形式的新作品。由於左翼作家的倡導，湧現出一些新曲藝作品，可惜的是，這種努力沒有與藝人的演唱活動結合起來，因而未能充分發揮出新曲藝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