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書評話類曲藝及其特色
評書評話概述
評書評話類曲藝是中國曲藝中一個龐大的家族。評書評話類曲藝的共同特點是由一位說書人以散說的形式敘述故事，有說有評，兼有吟誦，並輔之以表情動作，使用醒木、折扇等簡單道具。大抵華北、東北、中原、西南稱評書（河南、東北等地兼稱評詞），江蘇、浙江、上海、福建稱評話。據初步調查，屬於評書評話類的曲種有10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北方評書、四川評書、湖北評書、揚州評話、蘇州評話、福州評話。還有杭州評話、南京評話等也較有影響。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群眾中興起了講新故事的活動。由故事員當眾講故事，現已逐漸定型為一個新曲種，它與職業性說書同源同形，同中有異，基本上也應歸入評書評話類。
評書評話源遠流長。其有文字可征的曆史，可上溯到隋唐。古時稱評書、評話為說話，隋代即有侯白“說一個好話”的記載，唐代詩人元稹有“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的詩句。到宋代，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說話藝術勃興，已有講經、講史、小說、說鐵騎兒等家數。明代始稱評話，大量傳統書目開始具形。明末清初，由於揚州大說書家柳敬亭的藝術活動，將評話藝術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一時揚州成為中國說書藝術的中心，繼而北京、天津成為北方說書的中心，南方蘇州、福州、成都、重慶、武漢、杭州等成為各方言說書的中心。各地評書、評話藝人無不尊崇柳敬亭為其先師或前驅。清末到民國，各類評書、評話已經星布全國，不斷湧現舉世聞名的說書名家，如雙厚坪、王少堂、陳士和等，擁有《三國》、《水滸》、《西漢》、《東漢》、《隋唐》、《明英烈》、《包公案》、《濟公傳》等200多個全國貫通的書目，各地（尤其是偏遠地區）還都擁有大批獨有的書目。
縱觀古今說書變遷，有這樣三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一、職業性說書與民間說故事相輔相成。職業性評書、評話是在民間說話（即說故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說書與說故事一貫並行交叉發展，很多書目內容來自民間故事，是說民間故事的伎藝化和係列化。二、說書與唱書相輔相成。在清代以前又說又唱的說唱詞話是說書藝術的基本形態，到清初，散說的評書評話才大量發展起來，首先在城市，然後才擴展到農村，與彈詞、鼓書、琴書等以唱書為主的說書共存互濟。三、評書評話的表演藝術形態與它的話本文學形態交錯發展，互相滲透，互相向相對形態轉化。
評書評話是演員描敘故事的藝術，一人一台戲，跳進又跳出，即所謂“說法中現身”，而不同於戲劇之“現身中說法”。評書評話既要表現演員自我，表現他們（也包括編書人）的理想、感情與趣味，而這些又必須與聽書人求得共鳴與應合；同時也要再現現實生活，即使說講古代故事也要從現實生活著眼，使之“有輔於世，無害於時”。因此，這種藝術在情節虛擬與人物造型上可見史詩風範與浪漫主義色彩，在人情物理與細節描寫上又閃耀著現實主義的光輝，虛實、幻真、巧樸的互相對立與統一，構成了它的藝術辯證法，也成為它的藝術魅力所在。
評書評話又是一種在書場上成熟起來的口語藝術，它的人物設置、結構安排、筆法運用、言語談吐無不留下市井文化的印痕。各地評書都十分講究吸引聽眾的“扣子”，即以懸念形式對書中人物命運的鋪排和展示，南方評話中的“關子”與此類同。由諸多扣子結成“坨子”，形成故事的脊梁和高潮，每個扣子又切分為小扣子和駁口，形成故事的段落。書中人物以“書膽”為主，“四梁八柱”齊備。明、暗、倒、插、栽、圓、墊、補、蹬、攢、驚、捂、伏、縫、橋各種筆法濃淡疏密，相間用墨。經過藝術加工的說書言語，散說中夾雜吟誦，有節律，有樂感，有尺寸，有開相，有口技，有詩賦，有警語，有現掛，有評議，通俗警世，關風動人。評書評話為世情寫真，為民眾代言，蘊含了大量曆史、民俗、社會、方物知識。
曆經千年流變，為世代人民所培育和鍾愛的評書評話藝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質上與量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表現無產階級革命英雄和社會主義新人的新評書評話打破了曆代說書中明君、清官、忠臣、良將、遊俠、劍客、才人、淑女、神祗、義妖的一統天下，使這門藝術開始突破了封建主義的思想體係，由農民、市民的文化形態向著社會主義文化形態嬗變。新文藝工作者與老藝人合作，用新的曆史觀點根據曆史故事與民間傳說編講的評書、評話，是說新書一個重要的側翼。從一九六二年起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說新故事的活動，與說講新評書評話並駕齊驅。說新書、說新故事活動雖然在五六十年代受過“左”的思潮的重大幹擾，自身也還不夠成熟與壯大，但它確實代表了評書評話的一種發展趨勢。
（二）對書目浩繁的傳統評書評話進行了廣泛的挖掘，其絕大部分得到了初步的整理。在中國共產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指引下，對評書評話的傳統遺產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收集、記錄和初步整理工作。一次是在五六十年代，獲得大量藝人評書、評話的文字稿，然而這些文字稿在十年動亂時期多已散失，隻有局部地區得以少量保存並陸續整理出版；一次是在八十年代，絕大多數傳統書目又被重新挖掘，並整理出版，有的被重編，有的出版了多種版本。評書評話演員提高了覺悟，在演出中自覺地剔除了傳統書中反動的、迷信的、色情的、荒誕的成分，突出了民主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有的並試驗用新的曆史觀點對書情、書理作了一些改造。
（三）評書評話利用現代傳播手段迅速擴大了聽眾麵。近十多年來，長篇評書評話大規模地登上了中央和各地電台、電視台，影響重大，擴及全國。與此同時，短篇評書評話與新故事一起在舞台上贏得顯要一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用普通話講說的評書評話已發展成全國性的最大曲種之一。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一貫重視並指導著評書評話的改革和發展。一些中央領導人就發展說書藝術發表過重要講話。四十年來，陳雲不斷對評彈界的演員、作者和文化部門、曲協、曲藝團隊的負責人發表談話，並與他們通信。一九五九年，他就提出了將評彈書目分為三類，要求積極提倡和支持編說新書（一類書），反複加工根據小說、戲曲改編的書（二類書），正確對待、逐步整理傳統書（三類書）。“評話怎樣在新時代中起作用，為群眾所歡迎，這個問題要靠評話演員自己解決。主要是評話本身要提高，要多創造、突破。”他對評話藝術的繼承與發展、思想性與娛樂性的結合，適應青年、提高青年等重要問題，以及創新、改編、整理的具體經驗，都發表過許多寶貴的意見。一九八一年四月，他針對評彈藝術提出的“出人、出書、走正路”的要求，也成為全體評書評話藝人的奮鬥方向。
中國曲藝工作者自己的專業團體，在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重視團結廣大說書藝人，做好評書評話藝術的繼承與創新工作。一九五四年，中國曲藝研究會成立。第二年就在北京召開了《楊家將》座談會，邀請著名的曲藝家、戲劇家、曆史學家30餘人參加，以流傳全國的長篇傳統書目《楊家將》為對象，通過分析這部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它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曆史價值與曆史局限性，探討了對待傳統書整理、改造的原則和方法。大家對如何處理講史書目中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忠奸鬥爭與民族鬥爭的關係，人民性與封建性的關係，繼承傳統程式與改革創新的關係等重大問題，都發表了許多很好的意見。這次會議，對當時正在鋪開的記錄整理傳統書目的工作起到了指導與推動的作用。
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於一九六三年初對若幹地區農村說書情況作了調查，發現最普遍的問題是說新書太少，曲藝演員說的絕大部分是未經整理的舊書，有的甚至說壞書。反思曲藝工作，認為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編說新書的工作，在短篇書方麵搞得多，已經積累了不少保留節目，但在中長篇書方麵注意得就不夠了。當時新編的中長篇書已出版的隻有幾部，加上創作中的頂多十幾部。由其他文藝作品改編的中長篇書則數量較大，據當時十個省市的統計，改編的中長篇新書已達44部。針對這種情況，《曲藝》雜誌於一九六三年三月號發表了《大力編說新書，為農村服務》的編輯部文章。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於是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開了中長篇新書創作座談會，邀請北京、上海、河北、吉林、四川等省市的部分曲藝團體的演員和幹部，專門討論和布置了編寫中長篇新書的工作。會議指出，曲藝工作中的迫切問題是如何提供群眾更多的新書，尤其是如何滿足農村需要，編寫中長篇新書的問題，肯定了由小說、戲劇、電影劇本、革命回憶錄等文藝作品，特別是將長篇小說改編成中長篇書，是解決大書新書目的有效方式。這次會後，各地認真貫徹，大大推進了創作、改編和講說新評書評話的工作。
縱觀建國後頭十七年中國評書評話事業的發展曆程，可見主流是健康的，但也受到“左”的思潮的嚴重幹擾，建國初期部分評彈藝人發起的停說傳統書目的“斬尾巴”運動，就是這種幹擾的最早表現。後來各地偏重搞配合“說中心、演中心”的短篇評書評話，不敢搞噱頭、輕鬆節目，不敢觸動傳統意識比較濃厚的長篇大書，都與這種幹擾有關。到一九六四年以後，“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一聲令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被趕下舞台，各地傳統書目都不能公開講說，書台上一片沉寂。代之而起的是一部分曲藝演員說新書和廣大工農兵說革命故事的活動。這些新書、新故事絕大多數是歌頌社會主義新人新事的，但其中也有不少不可避免地雜有對錯誤路線的肯定和極左思潮的印痕。
十年動亂時期，在林彪、“四人幫”文化專製主義的統治下，曲藝團隊被解散，書場停辦，成千上萬的說書藝人被迫轉業，有的流離失所，大量傳統書目記錄稿被銷毀或散失，這對中國評書評話事業是一次災難性的挫折。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說書活動也沒有完全中止，除了講革命故事在繼續發展和一些為勢能容的新評書評話仍在講說外，大量農村說書活動轉入“地下”，繼續以傳統的內容和形式影響著億萬聽眾。
一九七六年秋，粉碎“四人幫”後，說書藝人獲得了解放。在揭批醜類、撥亂反正的鬥爭中，備受摧殘的曲藝得到恢複與發展，首先勃起的還是包括短篇評書評話、新故事在內的短篇曲藝，一時中長篇評書評話還未能得到較多的關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各地編演了一些比較好的中長篇現代書和傳統書。這對於活躍群眾的文化生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為數很少，質量高、影響大的現代書和經過認真整理的優秀傳統書更屬罕見。一九七九年，鞍山市評書演員劉蘭芳在鞍山市電台暨60餘家電台連播了經過重新整理加工的《嶽飛傳》，此舉在全國城鄉幾億聽眾中引起了轟動效應。評書、評話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一九八○年四月，《曲藝》雜誌發表了編輯部文章《編好演好中長篇書，加強社會主義文化陣地》。同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劉蘭芳的《嶽飛傳》。中國曲藝出版社等文藝出版單位關於傳統話本的選題競相上馬。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曲藝家協會因勢利導，於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五日在江蘇省揚州市召開了中長篇書座談會，有評書評話演員、作者、理論工作者、組織工作者近百人參加。在這次座談會上，大家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為指導，認真學習了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文件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關於文藝工作、曲藝工作的講話和重要意見，交流了關於中長篇書創作、改編、整理和表演經驗，探討了發展中長篇書的一些重要問題。與會人員向全國說書界發出的《倡議書》號召：“我們必須加緊努力創作、改編、整理和上演更多的能夠鼓舞人、教育人、感染人的新書、好書，和文藝界一道，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這次中長篇書座談會的召開，對評書評話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倡導與推動作用。會後，各地曲協組織與政府文化部門、廣播電視部門、編輯出版部門配合，紛紛召開發展中長篇書的會議，舉辦各種書薈、會書、評獎、比賽等，如江蘇廣陵書會、湖北百花書會、四川天府書會、蘇州評彈書會等每屆進行，為發展評書、評話做了大量工作。在不長的時期內，中長篇書在新書創作，傳統書整理出版，電台、電視台評書評話連播，說書藝術革新幾個方麵，都開創了新的局麵。
文化部藝術局和中國曲協創作委員會從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聯合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中長篇曲藝創作學習班”，近十名中長篇書作家參加，集體討論並加工修改了他們的新書稿二十餘部，交流了創作經驗。實踐證明，這種方式對發展中長篇書創作大有裨益。隨後各地陸續仿效舉辦中長篇書創作學習班，逐步培養了一批中長篇作者。
著名評書演員袁闊成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播了他與人合作整理的《三國演義》，在全國聽眾中又一次引起了強烈反響。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黨和國家領導人王震、薄一波、宋任窮、胡喬木、鄧力群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北京中南海會見了袁闊成和評書《三國演義》的有關編輯。王震著重指出，《三國演義》是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藝術結晶。袁闊成等人對它剔除糟粕，發揚精華，用藝術形式介紹給億萬聽眾，這對提高我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將發展評書評話藝術提到發揚優秀文化傳統、提高民族自尊心的高度來認識，給予評書評話工作者很大的教育和鼓勵。
為了推動評書評話藝術的改革創新，爭取社會主義評書評話藝術的更大繁榮，中國曲協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至十七日在北京召開了評書評話座談會，來自各地的著名評書評話作家、表演藝術家和理論家40多人出席會議。會議著重探討了適應新聽眾、開創評書評話新局麵的途徑和方法。這是對曆史新時期評書評話新鮮經驗的一次總結。
北方評書
北方評書又稱北派評書，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評書係統。過去，北京評書是北方評書中興起最早、影響最大的一種，以後北方各地評書遍起，加上大批農村鼓書藝人改說評書，將鼓書的書目和技巧引入，形成正宗北京評書與鼓書轉成的評書各具特色又彼此合流的大發展局麵。
北京評書據傳說是由清朝雍正年間唱“柳海轟兒”（即大鼓書）的藝人王鴻興創造成型的。他曾被太後召入清宮說書，因攜帶弦子、鼓不便，遂改為散說評講，這就是後世北京評書之始。王鴻興在北京收三臣——安良臣、何良臣、鄧光臣為徒。三臣立下門戶與規矩，並在雍正十三年由掌儀司立案。實際上，北京評書界始終按三臣以下代代輩份相傳，直至今日。
北京評書過去多是在場地或支棚子說書，評書茶館始於清同治年間，至光緒年間大興。清末至民國，在北京評書界享有盛名的說書家有雙厚坪、王致廉、田嵐雲、楊雲清、張智蘭、群福慶、張誠斌、陳士和、潘誠立、袁傑英、袁傑亭、金傑立、王傑魁、世殿成、品正三、劉健業、閆伯濤、哈輔元、曹卓如、連闊如、陳榮啟、劉傑謙、趙英頗等人。北京評書流入天津，形成當地的支派，陳士和、金傑立、英致長、王致久、福坪安、周鎮祺、張誠潤、張傑鑫、常傑淼、顧桐俊、顧存德等人都在天津常住說書。京津兩地藝人經常易地獻藝，其書目和風格大體上是一樣的。直至新中國建立初期，評書策源地北京與水陸碼頭的天津一直是北派評書活動的中心。
北派評書在外省迅速發展，波及到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等地，並形成了濟南、開封、沈陽、長春、包頭等一些地方性說書中心，出現了傅泰臣（濟南）、紀萬春（開封）等一些說書名家。地方評書的書目與藝術風格與京津評書近似，在語言上帶有方言色彩。有的說書人挾藝遠行，還使北派評書的影響投射到烏魯木齊、蘭州、福州等地。
東北評書的發展獨具特色。新中國成立之初，它已經形成兩大派係，一派是傳入關外的北京評書，以《三國》、《列國》、《西漢》、《東漢》、《清宮外史》等講史書為主，兼有俠義書目，講究典型，注重筆法，語言偏雅，知識性強；另一派是由西河大鼓演化而成的“西河評書”，以《呼家將》、《楊家將》、《薛家將》等野史說部為主，並有不少俠義、神魔書目，比之前者更重情節奇巧，人物誇張，語言偏俗，動作性強。兩大派係在藝術上各自揚長避短，麵向不同的聽眾，各守陣地，極少交往。
新中國成立後，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與曲藝團體的推動下，北方評書出現了質的飛躍與新的發展。頭十七年評書的發展是以北京為中心的。當時，許多作家、藝術家繼承大眾文藝、革命文藝的傳統，身體力行地倡導新評書的創作。趙樹理的評書《登記》，一九五○年六月在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的刊物《說說唱唱》第六期上發表，為反映當代社會生活題材的評書首開先河。一九五八年，趙樹理寫民主革命曆史題材的新評書《靈泉洞》上部在《曲藝》雜誌上連載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對評書演員和作家起到了鼓舞和示範作用。這時候，許多現代長篇小說被改編成評書由演員講說。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國曲藝研究會在北京召開了說書家、作家座談會，研究如何表演長篇小說《林海雪原》。小說原作者曲波也參加了討論。在會上，老舍先生號召“大家來說新書”，強調新書要“把生活說細致了”，“我們要經過幾年努力，鞏固住幾部書”。建國後，著名說書家如北京的連闊如、王傑魁、陳榮啟、高豫祝、馬連登（由鼓書改評書）和天津的陳士和等都為改造發展北京評書工作了長短不同的一段時間，他們帶領評書界積極進行了推陳出新的努力。中央廣播說唱團、北京宣武說唱團為繁榮北京評書作了大量的組織與業務建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