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的經濟思想
洪仁玕(1822-1864年)，太平天國後期領導人之一，廣東花縣人。1843年與洪秀全共同創立了拜上帝會，宣傳組織革命。1851年，洪秀全領導金田起義時，他由於清軍的圍追堵截，未能投入太平軍，後在親友的幫助下，折回香港，學習西方的天文曆數等自然科學，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1854年，他懷著滿腔熱情到達上海，準備轉赴天京，投入他久已中斷了的太平天國革命，由於交通阻隔而末成。以後，他在上海、香港繼續學習西方的天文曆數，“想學了本事，將來輔佐他(洪秀全)”。因此，“凡歐洲各大強國所以富強之故”，他都“能知其秘鑰所在”。1858年，他不避艱險再次轉赴天京，終於克服重重困難，於l859年春到達天京，實現了他貢獻革命的平生之願，被封為幹王，總理朝政。當時，太平天國經過天京事變正陷於危境，為了扭轉局麵，開創一個“新天、新地、新世界”，洪仁玕提出了一個全麵發展資本主義的施政綱領一一《資政新篇》，主張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改造中國。
洪仁玕的經濟思想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興起的“向西方學習”思潮的繼續和發展。但由於洪仁玕所處的特定曆史環境：他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很早就參加了拜上帝教組織，從事反清革命鬥爭，後來又長期居住香港，學習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受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較深。這就使他的思想超越了同時代的地主階級思想家，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認識較深，較為全麵。
首先，十九世紀中期的這些先進的思想家，當他們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以後，都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主張，可是他們主張的隻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生產方式，對於社會政治，他們就覺得還是中國傳統的封建道統好，所以魏源提出了“師夷之長技”的口號，對於社會政治則認為“可變者勢，其不變者道而已”。馮桂芬所主張的也隻是“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對於社會政治仍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容閎和王韜也是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才發展成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洪仁玕則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先提出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製度的先進思想家。
洪仁玕通過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接觸和了解，發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比清朝強盛，不光是由於“船堅炮利”，其中還有一層更深的奧秘，即有一套比清朝更先進的社會政治製度一一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由法善也”。如美國，“有事各省總目公議，呈明決斷。取士、立宮、補缺，及議大事，則限月日，置一大櫃在中廷，令見官民有仁智者寫票公舉，置於招內，以多人舉者為資能也，以多議是者為公也”。因此，要使得國家繁榮昌盛，不僅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還必須有一套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如沙皇俄國，學習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邦法和火船技藝”，在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的同時，“大興政教”，以致“百餘中來，聲威日增”，終於成為“北方的冠冕之邦”。反之，如暹羅(今泰國)，日本，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技術，暹羅“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買，今亦變為富智之邦”。日本通過與西方國家的通商貿易，“得有各項技藝以為法則，將來亦出於巧矣”。但是這兩個國家都缺乏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政治腐敗，(當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尚未發生)仍然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被迫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所以，他認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隻能使國家致富，要使國家致強還必須有先進的政治製度。從而他主張：要使中國獨立富強，在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的同時，還必須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製度。
這裏，洪仁玕已經朦朧認識到社會政治與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密切聯係。先進的社會政治能夠推動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反之，落後的社會製度阻礙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釋，聃尚虛無，尤為誕妄之甚；儒教貴執中，罔知人力之難，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義之罰，又有慈悲之赦……此理足以開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廣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這裏，洪仁玕講的雖然是宗教思想，實際是指各國的社會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