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具工業
中國家具工業概況
一、舊中國家具生產的落後麵貌與特征
舊中國的家具生產是分散的、落後的，其主要特征是：
（一）主要是手工作坊和個體手工業戶，基本上沒有近代工廠。在舊中國的輕工業各行業中，家具生產曆來是手工業的一個大戶，企業數量很多，規模很小，資金薄弱。根據一九三五年統計，上海市擁有家具業1,155戶，占全市手工業總戶數的19.66%；人數5,230人，占18.27%；資本25.57萬元，占11%。一九三六年濟南市家具製造業有145戶，資本為3.11萬元，其中1—3人的85戶，4—6人的29戶，7—10人的11戶，10—20人的9戶，21—30人的2戶。據統計，一九三三年全國僅有12個近代家具工廠，職工人數1,930人，資本41.95萬元，全年工業總產值152萬元，淨產值占木器業全部淨產值的6.4%。在一些大城市裏，這些工廠有的依附於民族資本經營的商行，如上海的永安、先施公司，天津的惠福、慎昌、榮昌木器商行，武漢乾泰裕西式木器號；有的依附於外商經營的公司，如上海的惠羅公司、福利公司、美藝公司，天津的森木司公司、高島屋公司等。
（二）主要是手工操作，基本上不使用機器生產。當時，家具生產普遍沿用“千年斧頭萬年刨，鑿子開眼鋸開卯”的手工業生產方式；家具油漆靠手工塗刷，漆膜自然固化；木材靠自然幹燥，幹燥期長達6個月；產品結構是“卯榫框架”結構，先組裝，後油漆，工序複雜，效率低下。在輕工業各個行業中，家具是最古老的手工行業之一，也是勞動生產率最低的行業之一。
（三）主要是廠店掛鉤，多數依附於商業資本。當時，一部分流動個體手工業戶往往挑擔上門，加工一些低檔產品；多數家具商店均由固定作坊或臨時雇工承包生產。大多數木器作坊和個體手工業專產白坯出售，稱為“白貨”；家具店將白坯漆飾加工再出售，稱為“紅貨”，經營“紅貨”的店家一般利潤高達1倍以上。有的“一店多場”，有的“一場多店”，顧客看樣定貨，以銷定產，經營靈活。如上海“毛全泰”自設油漆和沙發工場，又與王森昌、毛元泰、朱森記、董祥泰等20幾家作坊固定掛鉤，替該店承包生產白坯家具，統稱“毛全泰”貨。武漢乾泰裕西式木器號，自己不生產家具，隻設計家具圖樣，由本地技術好的作坊加工成白坯，然後塗飾油漆，以高出當地一至幾倍的價格出售。由於這些小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依附於商業資本，從中忍受了較大的剝削，往往終年勞動，還難以養家糊口。
（四）主要生產中式家具，少量生產“中式西做”的新式家具。當時的中式家具大都是傳統結構造型的老式家具，不適合近代生活方式的需要。在二十世紀初葉，一些沿海城市的家具工廠、作坊在仿照歐美造型的同時，結合傳統家具的特點，生產了一些西式的和“中式西做”的近代家具。後者大多屬於高中檔家具，銷售對象主要是洋商、工商業資本家和高級職員。
（五）用料以國產木材為主，兼用一部分進口木材。舊中國的家具生產一直是木材加工行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的家具產品也就是木製品中的一個品種。各地的中式家具製作普遍使用國產木材，具體材料大多因地而異。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的家具業，從一九三三年起比較廣泛地采用進口桃花芯木、橡木、柚木、柳安木、白麻栗作家具麵料，用洋鬆作裏芯。隨著近代木材工業的發展，開始由膠合板包箱逐漸代替實板，克服了實板開裂、扭曲等缺陷，既提高了產品質量，又減輕了產品重量。
在舊中國，家具生產長期處於停滯落後狀態，特別是解放前夕，市場蕭條，不少個體手工業者改行轉業，或串街遊巷，靠修理零活度日，甚至一些家具業的大戶也難以維持生產，連頗具實力的天津惠福木器行也曾一度改營皮鞋，整個行業的生產麵臨著奄奄一息的境地。
二、建國以來的巨大變化和主要成就
建國以來，在黨和國家的領導支持下，家具行業的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在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一批近代的家具工廠。一九五六年，全國家具行業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些大中城市的家具工廠或手工業工場，開始走上了公私合營的道路，一些個體手工業則實現了合作化。據一九五七年統計，全國7,000多個木器合作社（組）成員達32.4萬人，企業規模平均在50人左右。在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經過20多年的逐漸演變，家具工業的企業規模結構起了很大的變化。據一九八○年統計，企業規模結構大致如下：
在總數3,200多個企業中，500人以上的企業大多數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骨幹企業。例如，青島第一木器廠，一九五三年還是由13名木匠組成的第一木業社，一九八二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1,922名職工，1,200多萬元固定資產，266台主要設備，有3條流水線的中型企業。吉林市木器廠的前身是一九五四年建立的木器社，現在已成為擁有各種木工機械1,050台和多條流水線的企業。上海家具廠由原來的46個合作社經一九五八年合並為4個廠後，一九六○年又再次合並而成，一九六六年調整為家具專業廠，一九八二年全廠職工人數達1,513人，總產值達1,474萬元，機械化程度達63%。天津市家具五廠，一九五六年還是一個從南倉木材廠分出來的小廠，當時廠房條件極其簡陋，生產條件極差；到一九八二年已成為中型工廠，擁有職工964人，占地麵積10.8萬平方米，建築麵積3.8萬平方米，擁有木工設備456台，金屬切削機床16台，汽車6部，工業總產值達853萬元，成為天津市家具工業的骨幹企業。西安錦華木器廠是在一九五二年建立的第一、二木器合作小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當時僅有資金2,200元；一九五八年成立錦華木器廠時，還分散在40餘處生產；一九八二年，該廠已擁有大型設備35台，輔助設備114台，廠房建築麵積1.1萬平方米，職工510人，總產值250多萬元，產品行銷西南、西北諸省，在市場上享有較高的信譽。
（二）在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漸增添了機械設備，提高了機械化程度。我國的家具生產逐步走向機械化，是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經過了由低級到高級的演變過程。在“大躍進”中，由於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一些地區的家具廠開始用自力更生的辦法，大搞土設備。不少設備用木材或水泥做機座，由總軸皮帶傳動。這些設備對減輕勞動強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設備的精度差，原料消耗高，效率低，有些企業機器造得越多，維修量越大，費用支出越多，經濟效益越差。一九六二年以後，不少企業借助自己建立起來的後備力量和積累起來的資金，逐漸淘汰了原來的設備，增添了一些專用設備，如開榫機、打眼機、砂光機等，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一九六五年，全國平均全員勞動生產率達到2,432元，為一九五二年的4倍多。一九七二年以後，家具工業專用設備增加很多。一九七六年，全國平均全員勞動生產率上升到4,323元，比一九六五年又提高77.8%。一九七九年以來，通過設備引進，增加了一批現代化的生產手段。一九八二年，全國家具工業機械化程度已提高到50%，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到5,490元（其中全民所有製企業為7,860元，集體所有製企業為,197元）。
（三）在前店後廠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工業為主的廠店結合和供產銷一條鞭的經營方式。“前門設店，後門設廠”是家具行業傳統經營方式，適合作坊式的生產規模和生產條件。一九五六年以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實現，企業的生產規模逐步擴大，因此，各地都有一些家具廠成立了專業零售店，經銷本廠家具。許多大中城市的家具工業公司成立後，一般都建立了經銷門市部。也有些城市在家具工業公司下設立家具總店，經管家具商店，統一經營家具，逐步形成了以工業為主的新的廠店結合形式，使家具工業公司逐步向供產銷統一的生產經營型的企業性公司過渡。根據上海、北京、天津等家具工業公司的實踐，這種經營方式的好處是：（1）減少產品的中間周轉環節，有利於直接聽取消費者的意見，指導和改進生產；（2）信息反饋快，促進產品適銷對路，適應買方市場需要；（3）保證工業有合理利潤和積累，有利於擴大再生產，調動生產企業的積極性，更好地為市場、為消費者服務。
在中等城市中，山東省淄博家具公司由於實行產供銷結合，取得明顯的經濟效益。在公司成立以前，該市的家具行業從來是工廠隻管生產，商店隻管銷售，生產和銷售互不銜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經淄博市人民政府批準，成立了工商結合、以工業為主的家具公司。在公司所屬企業中，生產計劃根據市場需要安排，材料直接到林場采購，商店和工廠實行廠店掛鉤，按照批發價格調撥產品，有的工廠還設立門市部自銷，或者在省內其他城鎮設立銷售點，產銷直接見麵，使許多滯銷產品變暢銷。從一九八○年開始，博山木器廠在省內外一些城市商店設立了40多個銷售點開展自銷業務，使長期積壓的鋼折疊椅、雙人床、躺椅，很快銷售一空。
（四）在傳統的框架卯榫結構工藝的基礎上，發展了板式家具的生產，逐步改革工藝結構。家具工藝結構的改革，主要是從一九七五年開始的。一九七五年七月，輕工業部組織了行業內外的工程技術人員對國外資料進行了綜合分析和研究，決定從根本上改革家具的工藝結構，並且為此召開了多次全國性的專業會議。一九七八年，輕工業部製訂了《1978年—1985年家具工業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草案）》，提出了“發展板式結構，改革傳統工藝，實現先油漆後組裝”的技術政策，並且確立了一批與板式家具有關的科研項目。經過幾年的努力，目前一般家具已普遍從框架結構過渡到半板半框架結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部分企業還采用了先油漆後組裝的板式結構工藝。由於零部件的標準化、係列化、通用化程度的提高，使工藝流程大為簡化，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以櫃櫥類家具為例，框架結構需要141道工序，板式結構隻要64道工序，簡化工序77道；四鬥寫字台，框架結構共需464道木工工序，占用設備18台，機械化程度為50%，板式結構隻有84道木工工序，僅用設備5台，機械化程度可達90%。
與此同時，家具的原材料結構和品種結構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據一九八二年統計，木家具已經發展到80多個種類，鋼家具種類也已有了39種。此外，還發展了大量的鋼木、鋼和人造革等多種原材料相結合的家具，原來的單件單功能的家具正在向拆裝、組合、折疊、多用的方向發展。
（五）在長期依附於其他部門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輕工業行業。家具工業生產的附屬性一直較強。在曆史上，許多竹木業生產合作社兼產一部分家具，不少木材公司也附設家具廠，一些木器廠還混雜生產文教體育用品和雜品，甚至五金製品和塑料製品。長期以來，家具生產分別附屬於輕工、建材、農林、商業等許多部門，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行業，不僅專業管理薄弱，就連行政管理也欠缺。六十年代末期，雖然有幾個大城市成立地區性的專業管理機構，但是很不穩定，幾經撤並，屢作調整。一九七二年以後，輕工業部加強了對家具工業的領導和管理；一九七八年，在輕工業部內專門成立了家具處。在輕工業部的組織和推動下，隨著家具生產的發展，全國各地先後成立了實行專業化管理的家具公司。一九七九年，天津市調整了領導關係，把家具生產從天津市木材公司內劃出來，成立了天津市家具工業公司；一九八一年，北京市把家具生產從木材工業公司劃了出來，成立了北京市家具工業公司，實行專業管理。據一九八二年底統計，全國已經成立了50多個地方家具公司，所有省會所在地的城市都有了家具公司。許多城市的家具公司基本上都實行了供產銷統一管理，從而促進了家具工業的迅速發展。天津市家具公司從成立到一九八二年的4年中，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4.4%，家具產量平均每年遞增14%，利潤平均每年遞增20.2%；供應市場的品種，也由一九七八年底的34種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136種。
生產發展的曲折曆程
在輕工業係統的各個行業中，家具工業的發展是比較緩慢的。30多年來，家具工業經曆了坎坷不平的發展道路，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後，才走上了穩步健康發展的軌道，中間大體上經曆了4個階段。
第一階段：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8年（1950—1957年）。
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的經濟恢複時期，經營家具的手工業企業戶數有了明顯增加，生產得到迅速恢複與發展。例如，長沙市一九四九年為550戶，1,466人，一九五二年就發展到700戶，2,131人。成都市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年相比，家具手工業戶數增加50%，人數增加94.4%，總產值增加195.7%。在恢複發展生產的同時，通過典型示範，許多地區開始以失業工人和個體手工業者為主要對象，在自願的原則下，建立了一批木器生產合作組織。通過加工訂貨，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家具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步伐加快了，生產也有了迅速發展。例如，天津市在解放初期有木器作坊和個體手工業2,000戶，另有360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私營企業。一九五三年，組建了天津市第一個國營基建木器廠；一九五四年，惠福木器行實行公私合營，當年由波蘭進口壓刨機，這是天津家具業采用近代木工設備的開端；一九五六年，天津市私營家具企業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企業職工人數發展到3,000人。與此同時，全市兩千個體手工業者組成了10個家具聯營合作社。北京市一九五三年木器製造業共772戶，6,608人，總產值為1,200萬元；一九五六年，全市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組成公私合營廠10家，家具合作社12個，總產值達2,902萬元，比一九五三年增長141.8%。
這一階段，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但是，在個體手工業改造過程中，因為“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當時家具行業存在的問題是：（1）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忽視了技術改造，手工操作麵貌基本上沒有改變；（2）在生產發展的同時，忽視家具用材的計劃工作，原材料供應越來越緊張；（3）在許多輕工業行業實行經濟改組，逐漸實行專業管理時，家具業多數企業依然是多頭管理。
第二階段：生產幾經反複的15年（1958—1972年）。
在這一階段中，家具行業先後受到兩次挫折。第一次是從一九五八年起，在“大躍進”的影響下，不少家具工廠改產機械，致使家具生產急劇下降，花色品種也從一九五七年的2,100種，減到一九六○年的1,450種。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由於貫徹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恢複了手工業管理機構，調整了企業所有製，組織改行轉業人員歸隊，實行按行業管理，家具生產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期間，家具生產再次受到挫折。一九七二年，根據上海、北京、天津、廣州、南京、沈陽、武漢、杭州、西安、旅大、鞍山、撫順、本溪、丹東、錦州、營口等16個大中城市的調查，除上海市外，家具生產內銷數量比一九六六年普遍下降。這15個城市一九六六年家具產量為150萬件，一九七二年減少到93萬件，下降38%。許多地區家具品種也減少很多。如沈陽市家具品種由過去35種減到20種，方桌、板櫃基本停產；南京市由48種減到34種；上海市的品種也有所減少。據有關城市家具行業反映，在這一段時間內，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木器廠改行轉業。由於家具生產供應不足，在各地的家具店門前普遍出現群眾自發編組、日夜排隊的現象。北京、上海等地不得不采取登記預售的辦法。
造成內銷家具供應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木材供應比過去大為減少。據上述16個大中城市和濟南、太原、蘇州、無錫共20個市的統計，分配給家具生產用等內木材，一九六六年為22萬立方米，一九七二年下降為12.5萬立方米，減少了43%。
第三階段：逐步恢複與發展生產的5年（1973—1977年）。
由於家具生產下降，進入七十年代結婚戶形成高峰，市場需求猛增，所以產銷矛盾越來越突出。為了緩和市場供應緊張的局麵，一九七三年初，輕工業部在濟南市召開了全國日用工業品增產會議，國家增撥了20萬立方米木材、3萬噸鋼材、2萬擔白藤，用於增產木、鋼、藤家具。一九七四年，國家計委確定從林區運出等外木材50萬立方米，由輕工業部進行分配，增產市場急需的木家具，並強調輕工市場所需木材，主要由省、市、自治區統籌安排，並且應當逐年有所增加，不要由於國家增撥少量等外木材，而削減計劃內的分配指標。一九七五年，結轉上年度10萬立方米木材指標，繼續增產家具。一九七六年，國家計委增撥17.5萬立方米等外木材，供應上海、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7省市增產木製家具。一九七七年，國家物資總局增撥20萬立方米木材增產家具，並強調指出：務必用於增加市場家具生產，保證專料專用，不得挪用。前後5年，國家共增撥木材107.5萬立方米，平均每年增撥21.5萬立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