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頌段子由於當時文藝和政治潮流的影響，多有溢美和失真的傾向。一是片麵地誇大生活中的光明麵，因而也簡單化地看待生活中的正麵人物。一是狹隘地理解和對待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為政治服務即是為政策指令和政治觀念服務，藝術脫離了生活就成為杜撰的技藝。而杜撰的標準又必須遵循“三突出”和“高大全”的模式，於是，藝術就比政治更為過甚其辭，與生活也就更加背道而馳。其實，不僅低劣的政治需要低劣的藝術“配合”，低劣的藝術也同時需要低劣的政治保護，以相互掩飾彼此的虛弱和低劣。六十年代以後，歌頌段子漸趨走入歧途，既無思想價值也無藝術魅力，純然成為政治對話和標語口號，許多歌頌相聲的倡導者在實際上也陷入了困頓和困惑的窘境。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相聲恢複了現實主義傳統，歌頌段子也獲得了思想上的自由和藝術上的突破。首先就是貼近生活，注重藝術的真實。不是從觀念出發謳歌政治領域的風雲人物，而是有生活實感由衷地讚頌群眾喜愛的普通人民。不是把他們用觀念肢解從而放在與世隔絕的真空裏神化起來，而是注意環境和背景的真實表現，在親切的社會氛圍和時代意緒裏，刻畫其樸拙本色的品格和人性。其次就是思想和藝術的辯證聯係，全方位多側麵地窺視生活和表現人物。不是把諷刺和歌頌絕然對立從而在觀念上強調歌頌的政治效應，而是兩者相互契合和滲透，隻是在最終結果和主導傾向上體現肯定精神和讚揚態度。不是把正麵和反麵人物劃分為對立的抽象類型，而是注重側麵和整體的關係，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甚至在反中見正、正中見反中表現正麵人物真實而可貴的性格。因而在藝術上也是頗富諧趣的。《見義勇為》描寫一個青年如何與壞人鬥爭的故事。作者沒有把他拔高為“英雄”，而是還略有幾分稚氣和膽怯。就是這個連“半夜從電線杆子後麵躥出隻貓來”都“嚇一跳”的小夥子，在壞人麵前並沒閃現過多的英雄主義動機，但卻不怕“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威脅，大喝一聲，一舉三得：“一是鎮鎮壞人，二是壯壯自己膽子，三是喊喊附近的街坊。”終於取得了鬥爭的勝利。這一作品的可取之處，便是改變了昔日矯飾生活的英雄觀，突出英雄人物可喜可親的性格，從而內在地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喜劇因素。《皆大歡喜》描寫一個家庭中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後，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半杯喜淚半杯酒”，今日的喜悅和昨日的不幸相依相連，感激的心情詛咒著過去也祈禱著未來，雖然是社會一隅一般生活景象的描述，但卻牽動人心，紀錄了曆史轉變時期令人難忘的歲月。《好市長》以樸實無華的筆觸，記敘了東北某大城市市長深入實際抓辦實事、幫助市民解決上廁所和買豆腐難的問題。雖然是些許小事，但卻反映了領導幹部作風的轉變，也表現了人民群眾的質樸可愛——他們本來就對生活並無奢望。《肝膽相照》和《糖醋活魚》也都從生活的細流裏展示了人物的新貌。前者表彰了知人善任的“女伯樂”，後者歌頌了一個年輕廚師不為金錢和物質享受所動的事跡。風格的稚拙洋溢著喜劇意味，誇飾的舊習被近於紀實的描述取代，由於真實親切故而可喜耐聽。《小鞋匠的奇遇》則以諧趣和近於傳奇的筆調，通過“小鞋匠”終於當上翻譯的不平凡經曆，歌頌青年人的進取心以及社會在人才問題上的新觀念和新措施。《非正常旅客》以反麵著筆的手法，通過一個縣委書記出差不住高級飯店而住個體戶開的“大車店”從而引起的對其身份的懷疑，掀起一場喜劇性誤會的風波。正常的事實被認為“不正常”的現象。在歌頌“公仆”應具的艱苦樸素的作風同時，隱喻了社會上把正常當作“不正常”的世俗眼光，也暗刺了一般領導層高高在上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現象。歌頌和諷刺是緊密相依的。這個作品與許多同類作品時常具有的通病一樣，就是缺乏典型的概括性與人物的豐滿性。往往從新聞報道中擷取個別的事實，不去開掘其複雜和深刻的生活背景，也不能展開其性格和內心世界的描繪，因此，形象大抵隻能成為組織懸念和包袱的手段，而不能成為作者盡心竭力刻畫的中心，故而多是蒼白觀念化的缺乏觀眾對於生活的共鳴。
歌頌相聲既有其興起、成長的曆史，也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做為一種風格體式和美學追求，它可以擴展相聲的藝術功能，豐富相聲的藝術色調，從而更加全麵和辯證地貼近與反映生活。這自然仍是相聲創作需要努力探索的課題。但事實上，把歌頌與諷刺截然劃開不僅是困難的並且是不必要的。任何歌頌相聲裏都必須夾有諷刺或自嘲的成分，都必須以喜劇性的矛盾——滑稽和醜做為藝術的酵母，否則便無“包袱兒”可言。同時，生活本身就是豐富、多元，光明麵與陰暗麵相較相存、相依相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是從富有血肉的生活聯係中著意，而是從某種觀念或意旨中去剝離，就難免事與願違，最後也使“歌頌”提法的本身純然成為觀念的軀殼。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歌頌和諷刺的勢頭都日漸冷落，諷刺的低潮並未成為歌頌進取的契機，嚴肅的創作態度正在被輕佻的娛樂動機衝擊，歌頌和諷刺都麵臨著生活的挑戰，藝術的使命感可以並應該同時在歌頌與諷刺的不同領域努力實現，歌頌相聲應該同諷刺相聲一樣盡快走出自己的低穀。
相聲的幽默段子
在新相聲中，幽默段子大體是與娛樂性段子相對的。所謂“幽默是有文化的滑稽，滑稽是無文化的幽默”，即是從文化層次和藝術功能上概括幽默的特征。幽默不止於追求一般感官的快樂，更要啟迪人們理性的愉悅。知識性、娛樂性和趣味性背後，應該有更為豐富、含蓄和深刻的哲理性。傳統相聲在市民階層生長，諷刺和歌頌相互滲透，大體呈滑稽的藝術形態；以通俗性和世俗性取勝，嚴格意義的幽默特征並不明顯。往往從充盈的形象和自嘲的意識裏流露或體現著一種幽默意蘊，還不是自覺的美學追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相聲的主要問題集中在與生活和政治的關係上。諷刺與歌頌的歧義，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對待生活與政治的態度忠誠和真切與否。強調相聲的諷刺傳統和功能，其實是繼承和發揚相聲的現實主義精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相聲漸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功能在擴大，境界在拓展，新的幽默意識也開始在萌發。在這一幽默化的趨勢中，《詩、歌與愛情》可以視為先聲，比較注重相聲的文學表現和抒情功能。喜劇趣味主要不是來自醜的顯現而是來自美的調謔。由議論而產生的睿智思想和敏悟調意遠遠勝過形象本身的滑稽趣味。格調、氣氛和節奏又賦予中心的議論以詩意的氛圍，古情而今意、情趣和理趣溶為一體，相聲因此擴大了觀眾層次和範圍，吸引了青年學生的欣賞興趣。《談美》富於更多理性，親切的交談口吻和貼近生活的事象，給人以輕鬆和諧侃侃以談的感覺，但卻又是藝術哲學的命題，形象地闡述了美與和諧的關係。雖然是形式美但也涉及了與思想感情和民族心理及習慣的關係。“我”送給“我父親”的裸體維納斯女神石膏像，反映了青年對美的追求，以及對西方文化的傾慕。但又是盲目和膚淺的，往往缺乏鑒別和審視能力。“我父親”的反感和抗爭，體現了傳統和民族文化的觀念。美感的詫異還不主要來自代溝、來自老年人的守舊和愚頑，而是要與傳統文化及社會環境相互契合。“我媽找了點碎布，縫一個小坎肩兒給穿上了”的結底，則是指這種契合不應是機械、表麵、生硬的，它不能拚合而必須是化合，需要一個曆史的過程。否則則是弄巧成拙破壞了和諧，也就破壞了美，於是，醜就由不和諧而產生了笑。這一情節選取得典型，概括得也生動深刻。《時間與青春》以同樣議論的體式講敘珍惜時間的意義，洋溢著的激情和生活化的理喻，使這一作品並無說教和枯燥的印象。作者把握時光流逝的“一晃兒”猶如詩眼跳躍在整個議論的字裏行間。作品引證朱自清的抒情散文詩《匆匆》，實際是把這一詩旨喜劇化和生活化，並無詩人的感傷情緒。不足的是議論過泛，缺乏形象生動的中心。其實，隻有和理想與事業聯在一起，時間才顯得寶貴。幽默的理性精神應該是潛在的。執意從理性出發有時反而會失於抽象。還是應挖掘生活的潛流和底蘊，從豐滿的生活形象裏去洋溢、揮灑，而不是去顯示、拚湊所謂的理性。《威脅》可以認為是幽默相聲成功的佳作。作品表現的隻是瑣細的家庭生活。一個平靜和諧的家庭，卻因為兒子的成長而給這對年輕的父母帶來了無比的“煩惱”。根源是由於父親的知識貧乏、不求上進。這當然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責任，乃是那個“白卷英雄”的動蕩年代所鑄就。麵對著被耽誤的一代，有急起直追、奮然趕上和隨波逐流、自暴自棄兩種類型。而後者顯然是錯誤的。但作者並未直言指責，而是采取極其委婉又極有說服力的生活側麵，讓兒子的求知欲和探索心去啟迪影響父親。這就使嚴肅的主題捕捉到了巧捷的構思。老子和兒子的主從及倫理關係顛倒並且失調了。兒子不僅是老子學習上的“老師”，還是啟迪、教誨他如何對待“四化”乃至人生的“教員”。這一課題不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提出，而在涓涓的生活細流裏反映，自然是一種“曲筆”——含蓄的藝術表現。說明這被耽誤的一代，是不會自誤誤人、毀掉青春的。他們的敏感、懊惱和自嘲，都潛流著奮然向上的積極性。作品在最後結尾裏有一段頗富生活情趣的誇張描寫：“我”在夢境中竟夢見了將來的“家規”，“全家不是誰想當爸爸誰就被當了，廢除終身製，實行考核製，明文規定：誰考上爸爸誰當爸爸！”這當然荒誕不經卻又極富隱喻意味，是灼熱感情的理性升華。“爸爸”絕不止包含一般的倫理關係，應該是兒子的老師、朋友和同誌。“廢除終身製，實行考核製”的虛幻想法深化並拓展了“父輩”的含義。它生動地告誡人們：生活是嚴肅的，生命的價值不在索取而在奉獻，“爸爸”應該有“爸爸的標準”，不然碌碌一生就連這樣起碼的“權力”也不能得到！思想的深刻性總是潛藏在形象的豐滿性裏。《威脅》並不附庸風雅追求那種表麵外在的“理性”，也不從外部滑稽的語言上製造噱頭。而是沿著涓涓的生活溪流探求那富有詩意的“泉眼”——潛藏在複雜意緒和感情波瀾裏的向上精神。當“我”偷看了兒子日記，發現他寫到“從今以後，我再不問爸爸問題了，他回答不上來，心裏是多麼難受”的時候，“我實在是受不了了。”立即把老婆“提溜起來”，問她：“你……你……你還有工夫打呼嚕兒！”作者在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時，著意抒寫富有喜劇意味的環境氛圍。靜謐的深夜、兒子夢中甜蜜的笑靨、妻子安詳的鼾聲……，都反襯出“我”的情感波瀾以及慍喜交融的豐富意境。當爸爸為趕上兒子而報名上夜校，父子又都在同一年級，晚上學習又對麵同坐時，這一畫麵更是極富調侃意味的，它反映著時代的精神，釀造著家庭和社會生活的詩意；生活是幸福的，這幸福裏應該有探索者的勞動、痛苦，以及不斷自我否定的酸澀。其實，幽默和諷刺的主要區別之一，就是能否把自己也擺在喜劇放大鏡的麵前，既喜劇地審視世界，也喜劇地審視自己。正是通過這種大智大勇、通達和超越，不是否定而是重新肯定了審美主體。由諷刺進入幽默，或者，在諷刺中注進幽默，正是相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喜劇世界的最高層次和範疇。《心裏話》和《妻子的褒貶》也采用曲筆表彰連隊指導員的先進形象。《心裏話》是借助將要離隊複員的“我”，在對部隊和指導員難分難舍的酒後“醉語”中表現的。“我”是一個由後進變為先進的戰士，在“我”前進的足跡裏灑滿了指導員的深情厚意。指導員不是一本正經的“牧師”形象，而是極其質樸忠厚的人民兒子。“我”的表彰中有對自己過去糊塗觀念的懺悔，有對指導員先進行為一時尚不理解的埋怨，也有與指導員發生矛盾時的自嘲。這個作品所以稱為幽默型而不一般地劃入歌頌型，就是因為“我”具有清醒的自省意識，對指導員的寫法也相當辯證，耐人尋味。《妻子的褒貶》是在妻子和丈夫的“吵嘴”中，通過妻子對家庭生活的“不滿和委屈”，以明貶實褒的手法寫出了指導員對公與私、家庭與工作、小家庭的溫暖和大家庭的“愛情”之間的不同態度，從而也寫出了妻子的埋怨中有對丈夫的默默支持、深情理解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丈夫一句“你自私”的氣話，打開了妻子感情的閘門，那往日歲月的回憶，那現實生活的困境，都極其簡約、概括地勾劃出丈夫“以連為家”的精神境界。作品沒有一句溢美之詞，妻子沒有一句誇飾之語，但無一處不在精心雕刻著這一先進感人的形象。作者是用以反襯正、以實顯虛的手法，在兩個人物有血有肉的細膩描繪中，通過對他們真情實感的展示把先進形象襯托出來。妻子的叨叨絮語裏顯示著丈夫的默默無言，妻子溢於言表的火暴脾氣烘托著丈夫含蓄而內向的個性。幽默在藝術表現上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含蘊豐富，手段迂回，言簡意賅。這段作品中孩子不斷地穿插及過分虛擬的表演，似略嫌皮相外露，衝淡了詩意的氛圍。《心裏話》中“我”的成長軌跡也缺少層次和起伏及抒情中心。《威脅》的妻子形象設戲不夠，輪廓和性格比較模糊。這幾篇作品或可劃歸歌頌型，但由於詩意盎然、格調清新和手法曲婉，具有輕鬆、含蓄、智巧的特點，在幽默型裏加以敘述也是妥當的。但《心裏話》和《妻子的褒貶》觀念的痕跡較顯，理性精神卻又不夠，於是，就不夠自然本色，時有斧鑿的人工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