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明確提出：“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一九二四年八月孫中山更明確主張，以俄為師，像俄國那樣，“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而“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01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的土地綱領相接近，是他轉變到新三民主義土地綱領的質的飛躍。這是國共兩黨在反對封建土地製度問題上能夠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之一。但是，孫中山的上述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的土地綱領，仍有明顯的區別。例如在起草國民黨一大“宣言”時，共產黨人提出應“將大地主不務農而經商者等人的土地收歸國有”等主張，均遭國民黨多數代表反對，孫中山亦未予采納。
二、廣東農民減租減息運動的發展
國共合作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運動的方針是，組織和發展農民協會，宣傳減租減息。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決定，黨的工作重點是加強自身的組織和領導群眾運動，包括農民運動；並提出“反對苛租”，“佃戶所出田租須盡量減低”的主張。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廣東革命政府管轄的區域內，能以國民黨的合法名義從事農民運動。孫中山分別任命林祖涵、彭湃、羅綺園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農民部部長，秘書和調查委員。一九二四年五月彭湃、周其鑒等以國民黨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在廣東廣寧建立黨支部領導農民運動。從一九二四年七月開始，在廣州舉辦由共產黨員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01培養農民運動的領導骨幹。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對於農民運動的決議案》，指出黨“必須盡可能係統地鼓勵並組織各地農民從事經濟和政治的鬥爭”，“應該結合中農、佃農、貧農、雇農以反對大地主”，“特別要保障貧農雇農的特殊利益”，“要求以官地分給農民”，等等。
由於國共合作的實現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中國共產黨在廣東革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速掀起了以廣東省為中心的農民減租減息運動的高潮。
農民減租運動首先在廣寧縣興起。廣寧縣農民領袖、共產黨員周其鑒利用廣東的有利形勢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初成立了農會辦事處。十月十日成立縣農會，十一月發布《減租宣言》，提出減租四成的要求。農民的減租鬥爭受到反動縣長、地主、民團、土豪劣紳的反對。廣寧劣紳江漢英等一方麵召集各區地主紳商商議決定“收穀時各人佩帶武裝，不承認升合抽交農會”。另一方麵勾結縣長、駐防軍、地主民團和土匪，糾集800餘人進攻農會，妄圖將農民減租運動鎮壓下去。在這危急的時刻，廖仲愷代表廣東省革命政府接受鮑羅廷和彭湃等人派兵的要求，派去由共產黨領導的鐵甲車隊。鐵甲車隊在廣寧農民自衛軍的配合下，收繳了地主民團的武裝，攻下了地主的炮壘，迫使地主答應減租要求。由於各地革命發展不平衡，情況各異，減租程度有所不同。如荷木嘴、江美等地減租40%；高成、石嘴等地減租25%。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後，在全縣幾十萬農民中普遍實行減租30%，同時還廢除了田信雞、田信米、送租、佃押金等名目繁多的額外剝削。減輕農民這些負擔，相當於給每個農民增加一個半月的口糧，農民高興地說：“不但有飯吃，而且不送租不吃苦。”
這個時期，廣東省海陸豐地區的農民運動又得到恢複和發展。一九二五年二月，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打垮了舊軍閥陳炯明部隊，農會活動由地下走上公開。在恢複農會的地區實行“二五”減租乃至40%的減租。十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陳炯明軍閥。以後，在海陸豐90萬人口範圍內普遍建立農會。農會規定：取消一九二五年以前農民所欠一切地租，不準地主吊田，鏟除一切剝削農民的陋規。開始時減租30%至40%，後來進一步減租65%至75%。實行減租後，由縣農民協會發給減租證，上書：“非有此證，不得減租，借給他人，當為無效”，以保證農民享有減租權。到一九二六年冬，本地地主有的逃跑，有的低頭認罪，極個別的惡霸地主被鎮壓，一般地主不敢下鄉收租了。外地地主更不敢進入海陸豐縣境收租。這樣，實際上廣大農民得到免租的好處。
廣東省西江高要縣農民也進行了減租鬥爭。一九二五年九月，組織起來的高要農民向地主提出了減租要求。開始時，農民要求每石租減二鬥穀：一鬥做農會費用，一鬥為開辦農民學校經費。當時地主為抑製農會的發展，向農民表示：不僅可以減二鬥穀，還可以減租50%，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減了租的農民不能加入農會，企圖離間農民與農會的關係。農民則將計就計，隻交50%的地租，交租後仍舊紛紛加入農會。地主們因此惱羞成怒，數百名地主糾集土匪武裝向農民發起進攻，打死農民13人，打傷25人。在這危急時刻，高要農民得到葉挺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三十四團和廣寧農民自衛軍的有力支持和幫助，打死敵人8名，擊退了地主武裝的進攻。農會乘機向地主提出以下的賠償條件：收租在1000鬥以下的地主，應抽出10%的賠償穀；收租在1000鬥至4000鬥的地主，抽出15%；收租在8000鬥以上的地主，抽出20%。同時還要減租20%。01農民的減租鬥爭取得了勝利。
上述地區的減租運動迅速得到廣東普寧、花縣、東莞等地的響應，到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以減租為主要內容的農民運動在廣東全省普遍展開。隨著農民運動的發展，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中共廣東區委領導下召開了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總結了農民運動的經驗，成立省農民協會，進一步推動了農民減租運動的發展。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總結了各地開展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經驗，於十一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提出解除農民痛苦的根本的辦法“是要實行‘耕地農有’”。為此，“那就非要農民工人聯合起（來）革命打倒軍閥政府不可”。革命的工農“得了政權才能夠沒收軍閥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歸耕地的農民所有”。同時提出，由農民協會代替劣紳包辦的舊農會；鄉村自治機關實行直接選舉，農民協會有會同鄉村自治機關議定最高租額及最低穀價之權；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等等。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提出以“耕地農有”作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目標，並把土地問題同政權問題和武裝鬥爭聯係起來。這給正在興起的以廣東為中心的農民運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廣東省的農民運動發展很快，到一九二五年底全省已有37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會員達62萬人，農民自衛軍3萬多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時，全省有71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會員人數647000人，農民自衛軍下半年達到5萬多人。
與廣東相鄰的湖南農民運動也得到迅速而又深入的發展。一九二五年二月，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湘潭韶山，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在韶山地區建立了20多個鄉的秘密農會，建立了公開的群眾組織“雪恥會”，領導韶山地區農民反抗地主豪紳的鬥爭，其中包括：阻止地主運糧出境，平抑穀價，增加雇農工資，以及開展減租減息等。通過這些鬥爭，沉重打擊了地主豪紳階級，鼓舞了農民的鬥爭意誌。湖南農民運動區別於廣東的特點是，它一開始就直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農村建立中共黨支部。中共湘區委通過了《農民運動決議案》，國民黨省黨部根據此決議，製定《湖南農民運動實施綱要》，把農民運動列為“第一重大工作”。因此湖南農民運動受國民黨改良主義的影響較小，基礎紮實。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已有20多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會員38000多人，為北伐戰爭期間湖南農民運動的高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由中共黨員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大批學員回到各省從事農民運動，使粵、湘以外的其它各省的農民運動也得到了發展。為了推動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和迎接北伐戰爭，毛澤東接辦了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在廣州開學。這屆講習所招收了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327名學員，為北伐開始後農民運動高潮的到來，培養了一批領導骨幹。他們畢業後回到各省從事農民運動，促進了全國農民運動的進一步高漲。除廣東、湖南外，建立了農民協會的還有河南、湖北、廣西、四川、熱河、直隸、江西、陝西、察哈爾、山東等十個省，共有農民協會會員98萬多人。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的領導，和準備北伐戰爭，在中共的領導下，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在廣州同時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兩個大會的代表特別重視工農聯盟和農民問題，共同通過了《工農大聯合決議案》，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指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把農民運動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這一切，為全國農民運動的高漲準備了條件。
三、湖南、湖北等省農民減租運動的深入和土地問題
一九二六年七月開始的北伐戰爭，極大地推動了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共中央於七月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強調黨必須取得農民運動的指導權；並提出減租25%，借貸利率不超過二分，作為農民鬥爭的近期目標。這個目標為九月份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執委監委聯席會議所通過，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主張。北伐戰爭消滅了北洋軍閥，解除了農民運動的主要障礙，北伐軍留在湖南的唐生智部隊與蔣介石存在著某種矛盾，對農民運動暫時還采取支持的態度，因而湖南省農民運動的發展特別迅猛。
湖南省農民運動的發展經過了兩個階段：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隨北伐軍勝利進軍，各地中共組織和隨軍回湘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生，深入各地農村發動群眾，建立農民協會。一九二六年九月，成立省農民協會籌備處，全省擁有會員40萬人。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湘區委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號召農民起來推翻地主封建政權，解散團防局等地主武裝，普遍建立農會。從此，湖南農民運動進入了急風暴雨式的“爭鬥時期”。01到十一月底已有50多個縣成立農民協會，會員130萬人。十二月一日在長沙召開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有20萬工農群眾參加了開幕典禮。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02在會上講話指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無論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或者是發展工商業和教育事業，都要靠農民問題的解決。”大會製訂和通過了關於減租減息、鏟除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和組織農民自衛武裝等40個決議案，指出當前農民運動的中心任務是“根本鏟除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權”，建立農民的政權。大會還決定成立《湖南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頒布《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以審判懲處反動的土豪劣紳。大會推動了農民運動的深入發展。組織起來的農民向封建製度展開猛烈的進攻，摧毀地主封建政權，解散團防局等地主武裝，收繳槍支彈藥，建立農民自衛軍和常備軍，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民協會根據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罪惡大小，分別采取清算、罰款、強製捐款、小質問、大示威等形式打擊地主威風。對罪行昭著的經過特別法庭審判或關進縣監獄，或驅逐，對個別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惡霸地主豪紳，召開群眾大會，判處死刑。農民協會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貪官汙吏、以及地主政權和地主武裝。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權的地方，農民協會便成為農村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做到“一切權力歸農會”，有些地區的農民協會在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平糶，反對加押退佃、阻禁穀米出境和囤積居奇，收回社倉積穀及一切公產。組織起來的農民還破除封建迷信，改革各種封建習俗，如婦女剪發放足，廢除買賣婚姻，禁止牌賭和抽大煙，清匪緝盜，修路築壩等等。總之，經過幾個月的鬥爭，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社會驚為前後兩個世界”。到一九二七年初，全省農民協會會員達到200萬人，四月增至580萬人，五月中旬更增加到600萬人。
湖南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鼓舞和促進了各省農民運動的發展。在湖北，北伐軍攻占武漢後，農民運動蓬勃發展，一九二六年年底已有32個縣建立了農會，會員達287000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武昌召開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湖北省農民協會，四月全省農會會員增至100萬人，五月又激增至250萬人。全省54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各地農會開展打倒土豪劣紳、懲罰不法地主、摧毀地主武裝和地主政權的鬥爭，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改善農民生活，有的農村甚至提出要求沒收分配地主的土地。江西省農民運動也隨著北伐軍的勝利進軍而發展起來。一九二七年一月農會會員達到282000人。二月召開江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懲治土豪劣紳、組織農民自衛軍、減租減息等決議，成立省農民協會。其它各省的農民運動均有迅速的發展。一九二七年三月，全國有17省成立了農民協會，同月在武漢成立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毛澤東、鄧演達、彭湃、方誌敏等13人為委員，毛澤東為常委，彭湃為秘書長。從此，全國農民運動有了統一的領導機構的指導。
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地主豪紳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北伐軍中反動軍官的恐懼和仇恨。他們誣蔑農民運動是“惰農運動”、“痞子運動”、“妨礙稅收”、“破壞北伐”。他們相互勾結，建立反革命組織“白化黨”、“保產黨”、“三K黨”、“左社”等，和農民協會相對抗。他們還指使流氓走狗組織假農會，冒充農會幹部，並利用宗族觀念分裂農民隊伍，篡奪農會領導權，甚至勾結土匪，搗毀農會，殘害農民，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
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不是號召和組織共產黨員對敵人的進攻給以堅決的回擊，而是跟著叫喊農民運動“過火了”、“搞糟了”。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發言，認為當前“最主要的最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麵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麵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距離日遠，“是破裂一般聯合戰線及國共兩黨關係之主要原因”。這種說法，一方麵把黨內實際工作中出現的某些“左”傾做法誇大成主要危險，甚至把某些正確的做法也說成是“左”傾；另一方麵又掩蓋了新右派準備叛變革命這個根本危險，把主次完全顛倒了。因此，他提出限製工農運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這是不惜犧牲工農的根本利益去遷就蔣介石的反動要求。可是，事實同陳獨秀的主觀願望相反，陳獨秀越讓步，反動勢力越猖獗。工農運動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而向前發展，這樣，革命勢力與國民黨右派反動勢力之間的鬥爭日趨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