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華
中國是詩的國度，大凡讀了點書的人，都經曆過詩歌的狂熱時期。像我，高中時代，北島、蘇婷、顧城們正如日中天，讀朦朧詩和寫朦朧詩，就如同當代追星一樣成為時尚。稍後一些，大陸的汪國真和台灣的席慕容又風靡一時，到現在，席慕容的許多詩歌，我都還能背誦。但老實說，我對詩歌總體上是有偏見的，總認為《詩經》和大唐的詩歌才是詩歌，現代以及當代的新詩，很少有能與其並行的。造成這種偏見的主要原因，源於現代詩的創作理論以及支撐這種理論的詩歌語言。許多詩人，用外國的詩歌理論和創作技巧來寫中文詩歌，那些生僻的詞句和晦澀的意象，使得現代詩歌成了沙龍，成了少數研究者研究的對象，喜聞樂見，對於現代詩來說，已成奢侈。應該感謝網絡，感謝精英博客，使我這個曾經的詩歌愛好者，發現了珍品，比如徐飆先生的詩，就是俗雅共賞的。
按照文學史的說法，原始詩歌是和原始舞蹈在一起的。朱光潛先生說，原始詩歌，是語言、音樂、舞蹈的結合。隨著時代的發展，舞蹈脫離詩歌而去，音樂也脫離詩歌而去，到了現代，就隻有語言陪伴著詩歌。作為一種文學樣式，人們閱讀詩歌，就應該明白作者在寫什麼，因此，這種語言，不應該是和我們的口語相去甚遠的難以理解的語言，而應該是和我們的口語非常接近、比較容易理解的語言。《詩經》離我們的年代已很遙遠，但其中的許多篇章，尤其是《國風》，基本上都是當時的口頭文學作品。漢詩流傳下來的較少，原因之一，就是其語言太書麵化了，至於稍後一些的辭賦駢文，更隻是文人雅士的專屬品。唐詩之所以成為中國詩歌的巔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韓愈等倡導下的古文運動，號召文人恢複古代漢語的純樸簡練和生動，反對語言的華麗造作和堆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等等，就其語言而言，都極其通俗明了。可以說，通俗易懂的語言，應該是現代詩歌最起碼的特征。
閱讀徐飆先生的詩歌，是沒有語言障礙的，無論是詠物寫景還是說理言誌，其語言總是清楚明了。看見博友老康兄的風光攝影佳作，他說，“肯定就是/神話中的境界了/一切都從靜謐的窗口/開始蘇醒/把最芳香的色彩/都奉獻給/這個黎明”；他述說自己的老屋，“那是自己的門口/那裏有牛群走過/那是古舊的天井/那裏有鳥雀穿行”；他詠唱油菜花，“油菜花開/不與牡丹鬥豔/不和梅花爭奇/絕不羨慕桃李芬芳/更不似幽蘭默默無言/都是對愛情的傾訴/都是對幸福的追尋/轟轟烈烈的大聲表白/就是為了春天/已經到來/風姿綽約地盛裝搖擺/就是為了春天/已經到來”；他描寫自己的父親，“我的父親很帥氣/一米七三的個頭/在那個年代的南方/就像一棵高高的苦楝樹”等等，一讀就明白作者在寫什麼。
古典詩歌在注重語言的通俗性而外，還十分注重意境。“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接天荷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等，既語言通俗，又意境豐富，既讀之朗朗上口，又有相應的畫麵在腦海呈現。當然，也有許多現代詩也很注重語言的口語化的，比如，“花像張大網/晃著臨走的鞋子”，再比如，“她是在樓道裏被我看住/女孩子是不能殺的/昨天殺了四個/兩個在臥室/兩個在她身邊/你把刀給她看/說 你要死了/她笑 說你有幾個娃娃”，但我覺得，這僅僅是形式上的口語化，這些看似通俗的語言所營造的意象，並沒有帶給我們熟悉的感受和聯想。由此，我覺得，生動形象的語言，也應該是現代詩歌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
作為一個具有很高素養和功底的語文教師，徐飆先生的詩歌，是很注重語言的生動形象的。在詩句的意象結構上，徐飆先生很嫻熟地運用了一些常見的手法，為我們營造了熟悉而優美的意境。比如說，視覺表現句，“初冬之晨/視野擠滿空闊的茶和樹”（《家園》）；聽覺表現句，“八月之後的清晨/不在意花蕊落下/落在肩脖，落在頭上/落在腳下的那種窸窸窣窣的聲響”（《至奢華的事》）；還有那無詩不有的比喻，“千年之間/我是一隻飛鳥的羽/穿過陰霾的寒宵/穿過肆虐的酷暑”（《故人——和青鳥》）。
所謂雅與俗，主要是依據藝術作品與生活本身的距離而言，距離遠些的為雅，如美聲、芭蕾舞。距離近的為俗，如流行歌曲，但也沒有統一的標準，比如我們看來雅的美聲唱法，在某種意義上則視為大俗。相反，我們認為俗的，因地域與人文差異反倒雅了。雅與俗也會隨時互易的。但雅俗都是取之於生活，反哺於生活的，都有廣泛的受眾基礎，不具備這些，不論雅與俗都不能稱之為藝術或者藝術將不倫不類了。徐飆先生收入集子的這些詩作，大多是博友唱和，群眾基礎是很紮實的。祝願徐先生在雅俗共賞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2011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