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遷於楚武王三十五年說。這是清人宋翔鳳的觀點，他在《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見《過庭錄》)，一文中，引用成書頗早的《世本·居篇》中"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及杜預《春秋釋例·氏族譜》中"楚國，......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兩段記載，證明楚國遷都是在武王之時，然後申述了下列理由：楚武王熊通大力向外開疆拓土，為了略取漢東諸國，並"據漢水之固"以禦中原之師，將國都從丹陽(他主張丹陽是在丹、浙二水之間的河南浙川縣境)南遷到郢。宋翔鳳說，楚武王所攻伐的隨國、鄖國、絞國、羅國"諸國並在漢水之外，東北之地。是熊通之遷郢，然後得誌於漢東"。根據楚武王伐隨、伐鄖的時間，宋斷定遷都應在武王三十五年，也就是楚武王侵隨、開始經營漢東之地之前。
二、遷於楚武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初(前703年--前799年初)之間說。石泉在他的《楚都何時遷郢?》(《江漢論壇》1984年第4期)一文中，根據《左傳·桓公十三年》、劉昭《讀漢書補注》引《荊州記》及《水經注·沔水篇》的記載，推斷出了上述結論。《左傳·桓公十三年》說："楚屈瑕伐羅，鬥伯比送之。還，謂其禦曰：'莫敖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兩敗之。莫敖縊於荒穀，君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皆免之。"《荊州記》說："(江陵)縣東三裏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萇穀；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左傳》曰：'群師囚於冶父。'縣北十餘裏，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水經注·沔水篇》說"......江陵城西北，有紀南城。......三湖合為一水，東通荒穀。荒穀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於荒穀，群帥囚於冶父'，謂此地也"。據此，石泉認為：這三段話表明，荒穀(萇穀)是水名，冶父城在其東岸，兩者均在紀南城附近，而紀南城為"楚王所都"。楚軍敗於羅後，屈瑕及屬下回師楚都，停留在冶父城，聽候楚王處分，屈瑕自殺，群帥得赦。充分地反映出了這時的楚都已在郢了，而這年為楚武王四十二年。楚都在丹陽的最遲證據是《左傳》中記載的桓公九年楚、巴聯兵伐鄧之役，這年恰是楚武王三十八年。
三、遷於文王元年(前789年)說。這一說最早是由司馬遷提出來的。《史記·楚世家》中說："文王熊武立，始都郢。"《史記·十二諸侯表》周莊王八年的"楚"欄中又寫道：楚文王"熊貲元年，始都郢。"後世持此說者不少。《漢書·地理誌》南郡"江陵"縣原注中就說："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第1冊中也說："東周初期，楚愈益強大，前七○四年，楚君熊通自號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貲遷都郢，有地千裏。"隻不過沒有具體說是遷於文王元年罷了。
四、遷於楚武王五十一年武王崩，文王立之時。此說提出者為張正明，他在其《楚都辨》一文中說：雖然《左傳·桓公十一年》(楚武王四十年)中有"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屈瑕"次於郊郢"的記載，但這時的郢還隻是楚人在幾次伐隨戰役中開辟的根據地，尚非楚之國都。《左傳·莊公四年》有楚武王五十一年，死於伐隨軍中，楚人與隨人"為合於江氵內而還，濟後而後發喪"的記載，發喪的地點當在郢或郊郢一帶。文王此時繼武王立後，就可能一直住在郢，沒有回丹陽了，郢這才正式成了楚之國都。所以他說："武王徙郢說和文王都郢之說可能是似異而實同的。"
綜觀以上各說，證據均取自信史，推理又有嚴密的邏輯聯係，實難讓人隨便推倒。
看來，考證出楚國遷郢的時間，要費一番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