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曾國藩的用人謀略
第三章 萬世其昌人才為本
國運係於人才
曾國藩十分重視人才問題。他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並說：善於審視國運的人，"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觀察軍事也應如此。他將人才問題提到了關係國家興衰的高度，把選拔、培養人才作為挽救晚清王朝統治危機的重要措施。
曾國藩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原因主要在於吏治的敗壞，而吏治的敗壞又是由於人才的缺乏。鹹豐元年(1851年)他在給友人胡大任的信中說："二千裏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嚐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把治軍與吏治並重，說："細察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因此，曾國藩在戰爭期間每控製一個地區就治理一個地區，整頓吏治，恢複地方政權，力求把它建設成籌餉基地。鹹豐十年(1860年)，他在給左宗棠的信中，希望左能夠選擇賢才，一同前來，"安危得失均係於此。"他還舉例說，湖北省城三次克複後，地方凋敝，與今日安慶相同，但因胡林翼羅致人才，多方培養，不數年間吏治漸振。
麵對內憂外患，曾國藩說："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恐難挽回時局也。"而這些人才從何處得來呢?他認為，"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而"大約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所以，人才之有無全靠當權者之發現、培養及使用得當。他在《複龍翰臣書》中痛切地指出："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慣安於現狀。""倡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在《應詔陳言疏》中他將頹敗的官場風氣與人才問題聯係起來，指出："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擔責任咎。瑣屑者，錙銖必校，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麵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麵語無歸宿。"他說："有此四者，習俗相傳，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將來一遇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後，其勢如暴風驟雨，摧枯拉朽，席卷東南。對此，曾國藩無比感慨地說："無兵不足深慮，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時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或遭遇挫折、或離職而去、或抑鬱而死。而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權重，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麵對嚴重的社會危機，曾國藩呼籲封建地主階級重視人才問題。他一再對胡林翼說："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我們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處。""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有此點認識，就足以證明他的眼光之高。
英才製勝之本
曾國藩深明英才乃製勝之本......
在兩軍對壘的十二年中，湘軍起先不過兩三萬人，由小到大，由弱轉強，直至勝利；太平軍則勃然興起，雄師百萬，卻逐漸由強轉弱，直到失敗。是不是由於武器懸殊?不。雙方的武器基本上是相當的，運輸工具，太平軍首先還占優勢。是不是由於戰略戰術上的得失?統觀全局，應該說，雙方在戰略戰術上都有得意之筆，也有失誤之處。茲事體大，不可以一二言概括之。然而，有一點很清楚，在強弱轉化的過程中，雙方在"人"這個因素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和反差。從廣西出發時，洪秀全周圍有東、南、西、北王和翼王，猛將如雲，士氣高漲。但是，一場內訌，死的死，走的走，元老喪失殆盡，不得不起用陳玉成、李秀成等第二代將領。洪秀全本人深居宮闈，疑神疑鬼，"俱信天靈，詔言有天不有人"，即使對他不能不依靠的李秀成等人，也"信任不專"，時常掣肘，重用他的老兄洪仁發、洪仁達，以致"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奸佞之人發達炫耀，而英明賢達之士卻四處散避，各方豪傑都不投門下，因而有今天的失敗。與太平軍相反，曾國藩起事於湖南時，不斷受到湖南巡撫以下官員的嘲諷、排擠與打擊，好友劉蓉在辦團練一事上與他若即若離，好友郭嵩燾兄弟並不應召，握有兵權的王鑫時與他發生齟齬，後來在江西，當地的軍政大吏也很有些與他過不去，使曾國藩常常有形孤影單之感。但是，發展到鹹豐末年、同治初年，曾國藩周圍，團結著大批良將謀士，胡林翼、李續賓兄弟、彭玉麟、楊嶽斌、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鮑超等人，都手握符篆，威震一方。雖然他們與曾國藩都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軍這一點上，曾國藩基本上能號令如一。他們的步調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個"失人才"，一個"得人才"，太平軍與湘軍在同治元年前後已形成鮮明的對比。曾國藩說："製勝之根本，實在於人而不在物。"這實是入木三分之論。
鹹豐十年(1860年)冬，因侵略者侵占北京，鹹豐帝避走灤陽熱河行宮，朝廷上下乃有遷都之說。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諸省疆臣也紛紛陳奏，眾口一聲，以為遷都乃當時第一良策。唯曾國藩稱，"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拔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隻要有憂思勤勉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我觀察曆史世事的變化，覺得除了求得人才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資憑借。"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朋友，以文會友，他除了師理學事名家唐鏡海、倭艮峰外，他如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惠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來主動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識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希望借助友人來指出自己之缺點。他說："有師友的扶持鼓勵，即使懦夫亦能立誌。"
所以，他後來向朋友和兄弟們反複說明："國家因為獲得人才而強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強，必須以修明政事，謀求賢才為緊要任務"；"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國家大計，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幹出來的，壞事如此，好事亦複如此。古人說："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曾國藩是深知這個道理的，因而在人才問題上深具曆史的卓識與戰略的眼光。他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陶鑄，是能夠成功他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封疆大臣軍營統帥遍布全國。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覯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規模恢宏，濟濟多士。
幕府，本指將帥在外以營帳為府署，後借代古代達官的參謀班子和辦事機構。我國的幕府製度，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有養士風尚，平原君等四公子養士數千百人，盛極一時。這些士人或稱為"客"，或稱為"舍人"，在當時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呼風喚雨，常常左右大局。曾經幫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李斯，就是從呂不韋的舍人逐漸發跡的。又如，唐代的不少將相，出自汾陽王郭子儀的幕府，這一養士風尚代代沿襲，以至州郡以上官長自聘從事、參軍、記室等，已成為定例。衍化至清代，畢沅、阮元、廣開幕府，各集一代俊秀，而曾國藩的幕府尤稱盛大，並且它既具有古代幕府的一般性質，又體現著19世紀中葉的濃鬱的時代氛圍與曾國藩個人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