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運籌帷幄決勝千裏
推 陳 出 新
用兵之人不可不讀書。湘軍不是武人組建起來的，而是由一批學養深厚的文人組建起來的，其中的骨幹人物甚至可以稱得上道學家，如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李續宜，其中羅澤南則是一位號稱羅山先生的道學大師。
曾國藩任京官十四個年頭，主要攻讀理學和詩古文，雖然當過一年多兵部左侍郎，卻未深習兵法。他在日記中常把自己正讀什麼書詳細寫出，但不見有涉獵多少兵書的記載。及至鹹豐二年(1852年)底他出任幫辦團練大臣，鹹豐四年正式帶勇作戰，這個書生才真正接觸軍事。他的軍事知識首先是從史書中學來的。例如，他讚歎說："我以為先哲經世的書，最精深的是司馬光公的《資治通鑒》，它專長於敘述軍事得失的緣由，脈絡分明，......實在是六經以外沒有得到重視的經典。從古戰例中熟悉戰爭，這是曾國藩步入軍事大殿的主要途徑。他根據《資治通鑒》所紀兵事，概述道："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張興世守據錢溪，宋子仙取呈阝州，許德勳下黃州，都是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取下邳四城，李塑下蔡州，郭崇韜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李道宗策平壤，李泌策範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成敗得失，固無一定的軌轍。"他聯係湘軍的實際，回憶道：鹹豐四年十月，湘軍越過陳玉成占據的蘄州，直攻秦日綱占據的田家鎮，結果田家鎮一破，蘄州亦不戰而潰："這是越寨進攻而取勝的。"同年十一月，林啟榮占據九江，湘軍水師越過九江，直取下遊的湖口，陸軍亦會師湖口，結果水陸均不利："這是越寨進攻而敗的。""鹹豐六年(1856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到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這是越寨進攻而勝的"。為了攻克金陵，積累攻城經驗，曾國藩曾翻閱過大量古籍，他曾寫下上十篇越鎮或越寨進攻而勝或敗的戰例，從中總結成功或失敗的教訓。有一篇就是探討唐太宗親征高麗的。攻下遼東、蓋牟等城後，到達安市，將要決戰，對方合兵布陣，長達四十裏。江夏王李道宗說："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太宗不應允。後來進攻安市，終於沒有攻下。曾國藩評論道：道宗請越過安市進攻平壤，這是一條充滿危險但能出奇製勝的妙計。太宗不用其計，終於無功而返。
曾國藩從曆史和現實的這些事實中認識到："勝敗是常事，這是以將才為轉移的。"
在所有關於戰爭的古書中，曾國藩最欣賞的就是《史記》和《二十三史》，他說："除班(固)馬(司馬遷)而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帳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記》，曾國藩也是心存疑雲的。同治十年，曾國藩在日記中就記下了他讀《史記》的體驗：
《史記》描述韓信破魏豹，以木罌缶瓦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曾國藩不以為然。他這樣分析，魏豹以大將析直抵擋韓信，以騎將馮敬抵擋灌嬰，以步將抵擋曹參，如此看來，那雙方的兵馬不下萬人，木罌能渡多少人過河，至多不過二三百人，這怎麼能取勝呢?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除非動用役夫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從事理上考慮，這兩件事都不可信。
記述戰爭沒有比《史記》更好的了，司馬遷敘述戰爭沒有比《淮陰侯列傳》更詳盡的了，然而它們竟是這樣不足為憑!曾國藩評論道：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知識可從間接的書本中來，可從直接的實踐中來，而尤可寶貴的是將兩種知識結合起來，形成與實際相符合的新思路。曾國藩正是遵循這樣的認識路線，來總結和概括自己的兵法思想的。例如，他認為，"兵，看不到的事情。哀戚的心意，如將喪親，肅敬之心，如臨大祭，幾乎是相近的。......所以軍中不宜有歡欣現象。有歡欣現象者，無論是和悅，還是驕盈，終歸於敗矣。"他舉戰國時的戰例說："田單在攻燕時，將軍有拚死決心，士兵無求生的勇氣，為此攻下燕。等到攻狄時就變了樣，黃金橫帶、馳聘於淄澠之間，有生的樂趣，無死的決心，就是魯仲連帶領他們也一定勝不了。他根據對史事的這一認識，總結了自己以淮軍攻撚而敗，李鴻章以淮軍攻撚而勝的緣由："我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也缺乏憂危思想，我對此憂慮，恐其不能平賊"；然"淮軍之氣尚銳"，李鴻章用之則得以取勝。從這個對比中，曾國藩自責道："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視時而善用之已矣。餘專憂勤之說，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誌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不可舉一概百"，就是因為古人的理論總須靈活運用，自己的實踐經驗總須因時製宜。曾國藩雖深受古籍的影響，卻不迷信古籍。他在一則題名《史書》的筆記中寫道："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作事，既征文古籍，取諸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從不至冒昧從事。"他認為，"軍事是極質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都是文人用意做的，不知甲仗是何物，戰陣是何物，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言。我在《通鑒》中不可信的，都用筆識出來。"當然，他也不是無根據地隨意懷疑，而是把自己的懷疑建立在推理判斷之上。他舉例說："儒者紀兵事，以為遷為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為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填濰，國藩頗疑其並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壩，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事理推之，司馬遷書尚可疑如此，則此外諸書敘述兵事，文與當年實跡相合很少了!"木罌缶瓦，據韋昭注，是"以木為器如罌缶瓦"，自然是可渡的；至於沙囊堵水，更是沒有問題，今日築壩防洪多用之。曾國藩疑於無疑之處，可另當別論。但他不作書蠹、不被古人所束縛的精神，卻由此可見。他說自己"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盡信"。這表明他治學中有一種求實學風。
曾國藩對於同時代人的戰例也認真總結，擇優吸取。他屢次稱讚李續賓戰守得宜。鹹豐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四日，左宗棠在江西樂平一舉戰敗太平軍李世賢部，曾國藩極其讚譽，認為他"全在善於蓄機審勢"。第二年九月，他把左宗棠敘述此次戰役經過的信劄寄給正在金陵前線的曾國荃閱看，指示左法"可資參采"，並由此而提出一條普遍性的戰略原則："大約與巨寇戰，總須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乃為善爾。"但同時他又強調："兵無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為法，拘左之機以為機。"
鑒古而不泥於古，效人而不拘於人，是曾國藩學習和掌握兵法的學風特點。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曾國藩深知戰爭環境千變萬化，必須隨勢變通，兵無常態，水無常形，能夠因敵之變化而取勝的，稱為神兵。用兵之道，隨地形敵勢而變化。開始無一定的規則、沒有可遵循的常法。有些古人做出成績的事情，後人仿效它就無功績；有些今天是致勝妙方，明天就不靈驗了。隻有明白陳跡不可拘泥，隨時擇善而選用，才能常用不敗。這年七月，曾國藩作《金陵水師昭忠祠記》，總結了湘軍水師的功績與經驗，以為後來者法。但他緊接著說："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何況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哪有可泥之法，不敝的製度?"他強調："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製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顓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跡，終古而不化哉?"這種時時處處從實際出發，"相時製宜"的思想，正是曾國藩學習和運用古代戰略戰術，而在自己的實踐中有所突破、有所創新的重要原因。
曾國藩比一般人更愛動腦子，在兵法上尤其如此。他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書。"臨事而懼，是他一生言行謹慎的寫照；好謀而成，則是他獲得"千秋功業"的原因。他在統軍十一二年的過程中，亟力探研用兵之道。他曾寫信給季弟曾國葆說："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為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曾國藩本人極善"苦思"，也極善總結前人和自己的實踐。他認為，"用兵之道與讀書同，不日進則日退，須'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為妙。"執著的追求，長期治軍的認識積累，形成了曾國藩的頗具影響、頗含辯證因素的戰略戰術思想。這大概正是這位儒將沒有"隨風塵以殄瘁"的緣故。
大 處 落 墨
"探驪之法，以善戰為得珠。"曾國藩之所以能探驪得珠，首先是因為他極端重視戰爭全局。"從大處落墨"。他從實踐中獲得了一個重要認識："軍中閱曆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
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曾國藩奉命率軍援浙。但石達開七八萬人不久放棄了浙江衢州等地，進入福建，朝廷乃三次令他率援浙之師援閩。當曾國藩集結軍隊，擺開了三路入閩的架勢時，太平軍卻進入了江西腹地。原在吉安的太平軍也突圍往東，不久，另路太平軍則從閩南進入贛南。於是曾國藩在東、南、北三麵受敵，不得不把一萬多人分為三路，伸出三個拳頭，在任何一方都難以獲勝。這種被動的局麵促使曾國藩不得不深思。
最後，他下決心改變湘軍在江西戰場上的處境，於鹹豐九年(1859年)正月上了一本著名的《通籌全局析》指出：
就全局而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
這是曾國藩通籌戰爭全局的一項重要的戰略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他在江西戰場上縮回了兩個拳頭，讓自己統領的這部分湘軍抱成一團，集中打向贛北，奪回景德重鎮，不但立即改變了被動的局麵，而且為他後來進軍安慶奠定了基礎。
對於攻打太平軍的整體戰場，曾國藩在鹹豐九年間也進行了戰略上的考慮。當時，從兩湖、贛、皖到江、浙、閩，各省都有太平軍在奮力拚搏。太平軍與清軍的分布，犬牙交錯，處處有對壘，時時有戰鬥。如果不從全局上考慮，隻注意防堵追擊，爭一城一池之得失，雖也可以獲一時之利，但戰爭的發展前景還難以預料。故曾國藩根據"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的戰略原則，把目光死死盯著金陵，盯著金陵在上遊的屏障安慶。後來的戰局發展，基本上是按曾國藩的這個規劃發展的。但這一戰略思想和戰略布署，一時還不容易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國藩還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價。他常說："我對大利大害，都悉心考究。"他冒著風險，拒絕屢次朝命，雖然確有西防則因未獲得地方政權而辦事艱難，東征則因兵力單薄而顧此失彼，北援則因路途遙遠而緩不濟急等等主客觀因素，但基本原因卻是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決心"任憑各處糜爛，仍不分安慶兵力"。他甚至說："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的戰略原則掌握著他，支配著他，使他終於成功了一番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