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5
敵人的遺產
在通化葡萄酒有限公司幽暗的大酒窖裏，我能夠感覺到的唯一事物，就是時光或者歲月。從這個大酒窖建立到現在，已經接近一個世紀，但在這個特定的空間裏，歲月，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滯留下來。在昏暗的光線裏，在斑駁的牆壁上，在散發著特殊氣息的橡木桶裏，歲月隱藏卻又暴露了蹤跡。
我在一麵斑駁的牆體前停下，用想象的手指吃力地拂去一層層時光的汙垢和塵埃，最後還是和1941年鐵錘與鋼釺撞擊的聲音、鐵石摩擦和碰撞的聲音以及紛亂的腳步、斷續的對話和呼喊、吆喝的聲音……不期而遇。
現在，不得不承認，這個有著80年曆史的葡萄酒廠正是我們曾經的敵人——日本侵略者留下的遺產。此前，曾任通化葡萄酒廠黨委書記、第一副經理的丁萬林老先生，已花數年時間收集整理了通化葡萄酒廠的這段曆史，並親自撰文記述：“新酒廠從破土動工到設備安裝完畢，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於1942年4月竣工。工廠總占地麵積10000平方米。建築麵積2600平方米。建地下室一座，378平方米（今通化葡萄酒廠一號地下室），裏麵放置貯藏原酒的立式柞木桶30個，臥式柞木桶11個，每個容量為1.5噸，容量為1噸的柞木桶若幹個。總貯藏量近200噸。建前發酵水泥池子42個，每個容量12噸；後發酵水泥池子30個，每個容量6噸；建生產廠房一座，300多平方米。除此，還建了蒸餾塔一座，辦公樓一棟，日本職員住宅3棟，倉庫一座，供中國工人居住的工棚5間。”
按照這份清單，在現有的酒廠去尋找原物，除了幾隻殘存的橡木桶，已經很難再一一找到明確對應了。曾經是一份不菲的資產，就這樣在時空的流轉和世事變遷中化為烏有。所謂的遺產，從物質或實物的維度進行考量，實際是不存在的，或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每當我走進這年近80歲的貯酒窖，都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有一些不可磨滅的東西在這潮濕的地下建築，在其上寬闊的廠區，甚至在通化這個廣大的地域，實實在在地留存或凝固下來。以至於這個或這些很難說清的東西，竟讓我本來平靜的心情頓時變得複雜和翻騰起來，萬千思緒、萬千感慨如初春的淩汛，讓一時無法融化的“冰排”無序地堆積在思想的河口。
那麼，到底是什麼呢？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技術或技藝嗎？
誠然，日本人建立葡萄酒廠後有很多中國人在釀酒廠裏工作，但那時中國人是不能接觸技術工作的。他們是下等的“支那”人，沒有資格問津技術，隻能在工廠裏聽從日本技術人員的指揮，做一些清洗、攪拌、背背扛扛等粗糙、笨重的體力勞動，僅僅是一群為技術服務或擔當工具的“苦力”。更何況技術或技藝從來都是“形而下”範疇的東西，不管在哪個行當裏，技術作為“生產力”，都要服從於生產關係。技藝不是沒有用，不能講；隻是不能“突出”地講，“絕對”地講，因為所有可以稱為“技藝”的東西，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隻要潛心學習，悉心領悟，少則三五日，多則三五月或三五年沒有不能掌握的。另外，技術總是時時在更新，時時被淘汰，實在與永恒無關，即便技術在某一個時段被升華為藝術，其價值的確認也是有時限和有條件的。終究，它隻是渠道和手段，而不是目標或結果。
我個人認為，和日本人講技術，本身就把中國人的“位格”降低了。中國人釀酒的曆史早在漢唐時期就已經開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這是唐朝的詩句。喝都喝了兩千多年，釀造好歹也是先於飲用的事情，難道，就釀酒這點事情我們還要攀日本人為師嗎？實際上，拜日本人為師，本來也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可恥的是，那時的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技術傳給中國人。那時的日本人執意不讓中國人接觸釀造的技術環節，並不是他們認為釀酒技術有多麼神聖不可染指，不可侵犯，他們就是覺得中國人隻配從事更低級的勞動。事實上，連日本人自己也不看重“技術”或“技藝”這檔子事情。像“茶藝”、“武術”、“插花藝術”、“柔術”等隻是在中國能聽到，而在日本，卻是“劍道”、“武士道”、“花道”、“茶道”、“柔道”、“空手道”……日本人的心很高，凡事都把境界定在“道”上，不成則已，成則為“家”，為“大師”。而把目標定於形而下的“術”和“藝”上，至多也就是“師”或“匠”吧。後來，在日本人建立的通化葡萄酒廠工作過的一些骨幹分子，比如李永勝、王長勝、梁玉春、梁玉德等都先後擔任過葡萄酒廠的廠長、副廠長、總工程師等要職，並把通化的葡萄酒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和發展，但他們所依憑的並不是技術，而是比技術更高的精神力量和境界。
那麼，是仇恨嗎？
據當時在通化葡萄酒廠工作的老工人回憶，那時，別說中國工人受到歧視和屈辱，就是挨罵、挨打的暴力事件，也是“家常便飯”。日本監工和把頭對中國個人的態度，還不如農民對待自己的牲口，是牲口也是仇人的牲口，“用死拉倒”，沒有一點點的愛惜、同情和尊重。如果哪個工人膽敢有一小會兒的偷閑，或那個工人不小心弄灑了一點兒酒，必遭一頓暴打。不管是木棒還是瓶子，順手操起什麼就用什麼打。
有一次，工人張雲江在殺菌鍋裏出酒時，看到有一瓶酒的瓶蓋漲掉了，就拿出來放在窗台上。已經在酒廠工作了幾年的張雲江由於一直不知道自己天天擺弄的東西是個什麼味道，出於好奇，等冒著熱氣的葡萄酒冷卻後，隨手拿起酒瓶嚐了嚐味道。沒想到他剛喝了一口，就被管生產的日本人春日紀一看見了。春日衝上來，一把奪過酒瓶，大叫一聲“八格牙路”，照著張雲江的頭部就砸下去。瓶子碎了，瓶裏的酒和張雲江頭上的血一起流了下來。張雲江受了重傷，回去後再也沒回來上過班。
蒸餾工李玉發，實際上就是燒蒸餾塔的燒火工，在蒸白蘭地時，由於日本技術人員加料過多，原酒被燒開後，把塔蓋漲開。酒突然從蒸餾塔裏冒出來，李玉發被燙得渾身大泡。主管生產的日本人唐澤聽說跑酒了，不問青紅皂白，抄起木棒朝李玉發劈頭蓋腦就是一頓暴打。本來滿身燙傷的李玉發經過一番暴打，傷勢愈加嚴重，由於無錢醫治隻能在工棚裏硬挺。資方看李玉發暫時已經不能再幹活，就把他開除出廠。後來，李玉發傷勢漸輕，能夠行走，便一路乞討，回了山東老家。
然而，仇恨從來都隻是弱者內心裏的情感，強者從來不需要仇恨。仇恨隻是情感而不是力量。仇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是智慧、意誌和力量。當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失去主權，飽受欺淩和殺戮的時候，仇恨是理所當然的情感，但隨著時光的流逝，力量強弱的轉化和境遇的改變，仇恨總會如一團陷人於重圍的霧靄，隨風飄散。今天的人們已經不再仇恨，而是在講包容、諒解和悲憫，至多隻是記住曆史的教訓。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和東北抗日聯軍共同收複了中國東北淪陷區戰略要點上的54座大中城市，27日，蘇軍攻占了日本關東軍準備最後堅守的南滿地區中心城市——通化。在葡萄酒廠的日本人，聽到這一消息，個個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終日。8月最末一天，一小隊蘇軍騎著摩托進入了葡萄酒廠，命令該廠日本人繼續生產葡萄酒和白蘭地，及時供給蘇軍。這時的經理中島弘帶領山之口未吉等人，一改常態，都下到車間和工人們一起作業，唯有管理生產的春日紀一，躲在家裏不到場。
原來，他為人凶很，平時經常毆打工人，民憤極大，他自也知罪孽深重，害怕躲不過最後一關。果然，以閆殿祥為首的部分工人，自發組織起來，要找鬼子春日紀一算帳。但當時春日手中有槍，工人赤手空拳，沒法進屋去抓他，隻好在屋外監視。僵持了兩天，春日仍然不出來。閆殿祥便到駐在通化火車站的蘇軍司令部求援，蘇軍很支持閆殿祥，就發給他一支左輪手槍，讓他帶領工人去找春日算帳。
8月30日晚，閆殿祥拿著這支手槍，帶領王長勝、梁玉德等十幾名青年工人，手拿木棒，團團包圍了春日的住宅。閆殿祥親自去推門沒推開，工人在房外高聲喊“春日你出來”！喊了半天，屋裏一點動靜也沒有。閆殿祥登時火氣上來了，朝著春日窗戶開了兩槍。這時就聽到屋裏傳出來一陣稀裏呼隆地響動聲。大約不到十分鍾，就見從窗戶上竄出了火苗，火勢凶猛，轉眼就燒上了房頂。火光中，和春日同住一棟房的鬆尾母女倆，急匆匆地跑了出來，人們卻沒有見到春日一家５口的人影。不到兩小時，房子就燒落架了。第二天早晨，工人們進入現場查看，發現屋裏的東西全燒光了，隻剩下春日一家（包括春日的老婆、兩子一女）五具燒焦的屍體整齊的擺在炕上。
據推測：春日聽到槍聲後，先殘忍地殺死了妻子兒女，然後倒上汽油放火自焚。其他的日本人，雖然受春日紀一的牽連，被蘇軍認為“有意對抗”，全部監禁在倉庫裏，但數日後也均被釋放。隨著日本人大批撤離中國，葡萄酒廠的日本人也都陸續回國。
半個世紀之後，最早和日本人打過交道的中國老人，已經很少在世，參與葡萄酒廠設計、建設與管理的日本人也僅存三四人。當人們擺脫了國家機器、國家理念和群體意識的控製之後，都回歸了人的本性，往日的恩仇多化為淡薄的雲煙。
1991年，丁萬林先生主持收集通化葡萄酒廠的曆史時，幾位年逾70的日本老人紛紛發來信函，回憶當年葡萄酒生產的曆史。態度極其積極、配合和友好，但那並不是外交辭令裏所謂的“友誼”。應該承認，那些曾在這片土地上橫行一時的日本人，其行為背後的動因，既非友誼，也非懺悔，更不會是對中國人的尊重和敬畏。可是，為什麼他們還會在一件具體的事情上表現得如此盡心盡力呢？
也許，這正是問題的關鍵。對於我們曾經的敵人，過去，由於過於沉重的仇恨；後來，由於過於輕浮的友誼，都使我們的認識和評價偏離實質，以致在彼此的交往和較量中不得要領，莫名其妙。
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東北這片黑土地上，不斷地製造著殺戮、恐怖和仇恨，無數仁人誌士和無辜百姓為了民族和生命的尊嚴，前仆後繼，付出血的代價。這是不容否認和忘記的曆史，但是，如果到後來我們僅僅從這場苦難和洗劫中保存並種下仇恨的種子，那麼我們就可以直接做出這樣的判斷——盡管我們最終把日本人趕回了老家，但那些犧牲者的血已經白流；戰火稍息，塵埃落定之後，如果我們隻依憑民間或國民之間的正常交往，就得出了永久和平、友誼長存的定論，那些犧牲者的血也已經白流。因為，世界上不幸的事情、糟糕的事情總是會變著“法兒”地重複發生，隻是有時方式相同，有時方式不同。我們沒有理由把健康的希望寄托在“流感”或“瘟疫”不再發生上，而是應該寄托在自身免疫功能完善和自身的強壯上。
那麼，在種種表象之後，一定還埋藏著比仇恨本身更有價值，更加寶貴的東西。想來，也隻能是一種閃光的精神品質，是經過烈火冶煉後留在鐵裏的“鋼”。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麵對任何事情時，它都將使我們獲得從容、坦蕩、自信、強大、尊嚴的力量。也許它早已經存在於這個地域並在人們的靈魂裏生根發芽，也許它已經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慢慢消散。而對它的追溯，總是需要我們重返曆史，在歲月的深處探尋。
當我翻開散發著發黴味的日偽檔案，裏麵仍完整地記載著一則小金子“不吃滿洲飯”的故事。那故事雖然發生在1937年，但呈現與眼前時並不遙遠，仿佛就像發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