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心靈的秘密通道及其他
一
前些時，有友人談起笑話一則：
某青年作家業已擬好諾貝爾獲獎演說辭，頭一句便語驚四座：“今天我站在領獎台上，得到這個舉世矚目的大獎，早在我預料之中。”
友人講得繪聲繪色，眾人大笑噴飯。
曾幾何時，諾貝爾一度成為熱門話題，成為某些人心中的情結，後來又因為過熱過重而一度成了“笑話”。現在這個話題似乎業已冷卻，旁觀者似乎可以冒著褻瀆神聖的危險來說長道短了。
諾貝爾無疑是最具權威的文學大獎之一，那一串光輝燦爛的名字足以使我們高山仰止，泰戈爾、顯克維支、托馬斯?曼、蒲寧、福克納、海明威、加繆、斯坦貝克、薩特、川端康成、索爾?貝婁、辛格……我想，在這些文學巨人們步人文學殿堂之前，大概都有著各自的深刻的生命體驗與愛恨交織酸辛苦辣的經曆，沒有一種經驗是相同的。相同的是他們都成功地步入了那神聖的殿堂，殊途同歸。
文學的殿堂依我看來應當是純粹的，唯其純粹，才構成了它的神聖與美，所有的花都擁有自己的花期，在它展示它的全部美麗之後，各種姿態才會輻射異彩。我們的文學經驗曆來與政治、與“左中右”有關，我卻始終認為，文學既不能綁在左的戰車上，也不能綁在右的戰車上，那是一種沒有力量的體現。文學，應當是自由精神的體現，因為是自由的，也才是有力量的。
三
但遺憾的是，極具權威的諾貝爾獎似乎也沒有逃離政治的侵擾。有一種文學樣式似乎特別得到瑞典文學院評委們的偏愛，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持不同政見者的小說，譬如帕斯捷爾納克，譬如索爾仁尼琴（或許米蘭?昆德拉也將步他們的後塵）。這類小說有許多相似之處，譬如它們都在控訴社會主義社會對人性的壓抑與扼殺，但在批判社會主義的同時自己也十分意識形態化，它們由於缺乏形而上之美而顯得不那麼優雅和純粹，有些甚至很粗糙（譬如《癌病房》），但它們卻被選中了。確切地說是被另一個營壘選中了。另一個營壘在彼岸，看到此岸的人在白刃格鬥，內容有革命、有批判和鬥爭、有自我檢討、有文字獄和通緝令……彼岸的人覺得新鮮刺激，就對這類作品產生了偏愛，生活在彼岸的人都是上帝的寵兒，由於太舒適太自由而個個成了天真的大孩子，他們看著上帝棄兒的刀光劍影無不為之動容，他們真心真意地想解救他們，想把他們引渡到彼岸，殊不知他們到了彼岸並不會幸福，不但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解救他們的人。“窮山惡水”中出的“刁民”往往會成為幸福天堂裏的禍水。因為人的思維發展是不可逆過程，上帝天真的大孩子不了解這一點，於是就犯了東郭先生的錯誤。
與帕氏和索氏略有不同的是米蘭?昆德拉，昆德拉的作品雖然也充滿了政治味，十分意識形態化，但他的頭腦與智慧似乎要發達得多。他的視點更多地洞穿人性本身的悖論，從人性深層的弱點找到了埋葬人性的陷阱，這不能不說是這類文學的一大進步。
昆德拉的作品中充滿了睿智的哲理與優美的隱喻，《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一開場便有一段精彩的描寫：常常與各種女人做愛的外科醫生托馬斯一覺醒來，發現新結識的女友特麗沙緊緊攥著他的手，在他身邊睡得像個天使似的，而此前他和任何女人做愛之後都是分床而眠，否則他是睡不著的，而特麗沙是那樣自然地拉著他的手，他們同床共枕而他並沒有任何不安，由此他深深感到了愛與性的差別，像這樣的隱喻，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你常常不能不為他超拔的智慧而擊節讚歎。
在昆氏目光無休止的掃描下，曆史被一次次地複印，人性深層的悲哀被一次次定格。
有人說，昆氏更像是一位哲人而不是小說家。我對此說法不以為然。
我曆來認為，文學大師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社會型作家，如托爾斯泰、巴爾紮克、雨果、羅曼?羅蘭，也包括上述的三位，等等；另一種是內省式的（或許不確切，需要有個新的名稱）作家，如卡夫卡、普魯斯特、三島由紀夫、茨威格，等等。就我個人品味而言，似更喜歡後者，因為後者與文學本體、與生命本質更為接近。
三
早就覺察到一個奇特而令人恐懼的現象。
那就是：剛才提到的後一類作家，幾乎無人能逃出一種冥冥中的噩運，再推而廣之，包括同類藝術家，也個個在劫難逃。瘋狂、自殺幾乎是他們注定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