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9月5日 第一章 國內
75年漢明帝死
明帝是東漢時期一位有作為的皇帝。薛瑩《漢紀》對他極力稱讚，說他"及臨萬幾，約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華嶠《後漢書》一方麵稱他"中興以來追蹤宣帝"。另方麵又含刺地說："夫以鍾離之廉法，諫諍懇切，以寬和為首，以此推之，亦難以德言者也。"意謂其稍欠寬和。範曄《後漢書》評漢明帝，也有這個意思。
執法嚴明，嚴於馭下是漢明帝加強皇權、整頓吏治的重要手段，並因此取得了顯著的政績。但執法過嚴，以致發生冤獄，如楚王劉英案件株連而死者竟達數千人之眾，這是明帝政治之累，範曄《後漢書》所謂"弘人之度未優"這個批評基本上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後來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大體沿襲範史的觀點。
附錄：
東漢皇帝。字嚴，廟號顯宗。漢光武帝劉秀的第四子，母為陰皇後。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立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年）即皇帝位。明帝即位後，一切遵奉光武製度。明帝以及隨後的章帝在位期間，史稱"明章之治"。明帝熱心提倡儒學，注重刑名文法，為政苛察，總攬權柄，權不借下。他嚴令後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對貴戚功臣也多方防範。同時，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邊少數族侵擾的威脅，使漢族和少數族的友好關係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十六年，命竇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漢軍進抵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裏坤湖），取伊吾盧地。其後，竇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自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至此，西域與中原斷絕關係65年後又恢複了正常交往。次年，又複置西域都護。此外，隨著對外交往的正常發展，佛教已在西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明帝聽說西域有神，其名曰佛，於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書及沙門，並於洛陽建立中國第一座佛教廟宇白馬寺。明帝之世，吏治比較清明，境內安定。加以多次下詔招撫流民，以郡國公田賜貧人、貸種食，並興修水利。因此，史書記載當時民安其業，戶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國載於戶籍的人口為2100多萬，至明帝末年，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激增至3400多萬。
附錄：
漢光武帝到了六十三歲，害病死去。太子劉莊即位，就是漢明帝。
有一次，漢明帝做了個夢，夢裏看見有個金人，頭頂上有一道白光，繞著殿飛行，忽然升到天空，往西去了。
第二天，他把這個夢告訴大臣們，許多大臣說不出那個頭頂發光的金人是誰。
有個博士傅毅說："天竺有神名叫佛。陛下夢見的金人準是天竺的佛。"
傅毅所說的天竺，也叫身毒（音ｙｕáｎ－ｄú），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別稱，釋迦牟尼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在今尼泊爾境內）。釋迦牟尼約出生在公元前５６５年），原是個王子。傳說他在二十九歲那年，拋棄了王族的舒適生活，出家修道。他創立了一個宗教，叫做佛教。
釋迦牟尼到處宣傳佛教的道理。他傳教四十多年，收了不少信徒，大家尊稱他"佛陀"。他死了以後，他的弟子把他生前的學說記載下來，編成了經，這就是佛經。
傅毅的話，引起了漢明帝的好奇心。他就派蔡愔（音ｙǐｎ）和秦景兩名官員到天竺去求佛經。
蔡愔和秦景經過千山萬水，終於到達了天竺國。天竺人聽到中國派使者來求佛經，表示歡迎。天竺有兩個沙門（就是高級僧人），一個名叫攝摩騰，一個叫竺法蘭，幫助蔡愔和秦景懂得了一些佛教的道理。蔡愔和秦景就邀請他們到中國來。
公元６７年，蔡愔、秦景帶著兩個沙門，用白馬馱著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經，經過西域，回到了洛陽。
漢明帝並不懂佛經，對佛教的道理也不清楚，但是對送經前來的兩位沙門倒很尊敬。第二年，他命令在洛陽城的西麵按照天竺的式樣，造一座佛寺，把送經的白馬也供養在那兒，這座寺就叫白馬寺（在今洛陽市東）。
漢明帝並不懂佛經，王公大臣也不相信佛教，到白馬寺裏去燒香的人不多。隻有楚王劉英倒十分重視，專門派使者到洛陽，向兩位沙門請教。兩個沙門就畫了一幅佛像，抄了一章佛經交給使者。
使者回到楚王的封國，楚王劉英真的在宮裏供起佛像來，早晚禮拜。
楚王劉英是個有野心的人，他借著信佛的名義，結交一批方士，還用各種迷信的手法欺騙人。
公元７０年，有人向漢明帝告發，說楚王劉英糾集黨徒，自己設置官員，想造反。漢明帝派人一調查，認為劉英確實有謀反的情節，就把楚王的王位革了，把他送到丹陽。劉英到了那兒，自己覺得罪行嚴重，就自殺了。
漢明帝還派人專門查辦跟劉英有往來的人。楚王劉英曾經把全國有名的人編在一本名冊裏。這個名冊被搜查出來後，官府就按照名冊一個個逮了來，受到牽連的人很多。這樣搞了一年多，逼死了不少人。
後來，有個大臣勸說漢明帝，認為被逮的大多是受冤屈的人。漢明帝親自查問一下，果然發現洛陽監獄關著一千多無辜受累的人。他才下了一道詔書，把他們赦免。
漢明帝雖然派人求經取佛像，但他其實並不相信佛教，倒是提倡儒家學說的。他還親自到太學（我國古代的大學）去講過經（這裏指儒家的經典書）。據說去聽講的和觀看的，竟有十萬人之多。
1264年元世祖用劉秉忠建議，定都燕京
1215年，北方新興的蒙古族大舉南下，一舉攻占金中都，並縱火焚毀了中都的豪華宮闕。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以中都為陪都。1267年，忽必烈決定在舊中都城東北郊外選擇新址，開始營建一座新城，後定名為大都，作為新建立的元朝的首都。從此，北京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大都城由著名學者劉秉忠規劃設計，形製為三套方城，分為外城、皇城和宮城。外城呈長方形，周長將近30公裏，皇城周長10公裏，宮城在最裏麵一層。整個大都城規劃整齊，井然有序，宮殿規模宏偉壯麗，是當時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
附錄：13世紀初，成吉思汗建立起的蒙古汗國迅速崛起，並於公元1215年攻破金中都，在城中大肆搶劫，將金銀財寶和各樣貨物擄掠而去。在攻城戰爭中，金代宮闕被付之一炬，大火燒了一個多月。
從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伐金起到公元1260年忽必烈繼大汗位的半個世紀中，蒙古軍不斷征戰，建立起了地跨歐亞的大蒙帝國。這時，燕京隻是蒙古控製華北、中原的重要據點。
忽必烈繼承汗位後，改造舊製度，為都城南遷做準備。公元1264年，忽必烈把燕京改名為中都。中都的興建曆時四年，城址位於原金中都舊址的東北，以大寧離宮為中心。忽必烈於公元1271年即位稱帝，改國號為元，並於次年改中都為大都，定大都為國都。這是北京曆史上的一大轉折，從元大都始，北京正式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元大都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城市，其建築規模與藝術設計，其工程水平與科學布局，都是一流的。大都坐北朝南，呈正方型。它的南牆在今天的東西長安街之南，北牆在德勝門外八裏的小關一帶。東、西兩側的南段大體上與後來的城牆相合。城周實測為二萬八千六百米，十一門。皇城位於城南偏西。偏西是為了充分利用太液池風景區，太液池即為今北海和中海。城內胡同經緯交錯，分50坊，布局井然有序。
元大都的設計是按古製王都"左祖右社，麵朝後市"來安排的。皇城即為"前朝"，它坐北朝南。鍾鼓樓和什刹海沿岸商業區即為"後市"。皇城以東建有太廟，用於祭祀祖先，這是"左祖"。城西建有社稷壇，祭奉土地和五穀之神，這是"右社"。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大都建城初年就來了，他在中國住了17年，耳聞目睹了元大都的壯觀與繁華。《馬可波羅遊記》對元大都的描述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的強烈興趣，使者、商人、教士聞訊而至，元大都盛名遠揚。
1861年安慶陷落，太平軍守將葉芒戰死
安慶保衛戰：
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一年，清朝軍隊圍攻太平天國重鎮安慶，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為保衛安慶，率軍多次救援，進行了兩年之久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安慶是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被太平軍占領的。同年三月二十日，太平軍攻克南京。定為天京。從此，安慶就成為天京的西大門。清王朝於是派重兵圍攻。當時，清軍的戰略是：第一步攻武漢，第二步陷安慶，第三步奪大京。由於安慶得失關係著天京安危，所以太平軍決心保衛安慶。
一八五九年冬，清王朝派湘軍頭子曾國藩坐鎮指揮，分四路圍攻安慶。一八六零年五月，清軍水師提督楊載福率水師猛攻安慶下遊的重鎮樅陽。太平軍叛將韋誌俊（韋昌輝之弟）挖開樅陽附近的羅德洲和下首的堤壩，引水進入後湖，使得清軍得以水陸並進。太平軍守將連添福、萬宗勝率師奮戰，相繼陣亡。六月二十日，樅陽淪陷，安慶危急。
英王陳玉成馳援安慶。陳玉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支柱，當時年僅二十三歲。他十四歲加入太平軍，參加過很多戰鬥，被天王洪秀全譽為"一身是膽的好將領"。一八六零年十一月，陳玉成率軍十萬多人，自桐城南下，在垌城西南三十裏的掛車河與清軍李繼宜部展開激戰．殺得清軍屍橫遍野。眼看勝利在望，不料叛徒韋誌俊突然從直搗練潭，切斷了太平軍的糧道，太平軍被追撤回桐城。第一次救援安慶失敗了。
這時，太平天國的重要領導人對安慶的形勢進行了分析。天王洪秀全決定；英王陳玉成率長江北岸各路太平軍，經太湖、英山、霍山等地進軍湖北；忠王李秀成率長江南岸各路太平軍，經江西沿江直上而入湖北。兩路大軍成鉗形前進，直搗清軍老巢--武漢。
一八六零年秋冬之間，忠王李秀成率南路大軍從太平縣出發，經繁昌、石台而人黟縣，離曾國藩設於祁門的指揮部隻有六十裏路。曾國藩驚恐萬狀，寫了一封遺書，準備兵敗自刎。可惜。李秀成沒有乘勝直搗祁門，也沒有按預定的路線向湖北進軍，卻擅自揮師浙江，轉向江西去了，結果失去了良好戰機。
一八六一年三月，英王陳玉成率北路太平軍從桐城出發，所向披靡，僅用了十二天時間，就連下英山，霍山，進入湖北，十八日攻克黃州。當太平軍接近武昌對，城內清軍慌作一團，主管糧台的閻敬銘上吊自殺。駐守安撤太湖的湘軍將領胡林翼，在湘軍中素有"蕭何"之稱，也心急如火，料定武昌必失。這時，英國海軍提督何伯、參讚巴夏禮打著"保障外商貿易"的幌子，使用外交和武力兩手進行幹涉阻撓太平軍前進，使清軍取得了喘息機會，不久又加緊了對安慶的圍攻。
一八六一年六月八日，濟軍趁陳玉成到天京請求救兵，不在軍中的機會，集結重兵向太平軍陣地赤岡嶺（在集資關北五華裏，現在群眾稱為陳家嶺）發動進攻。戰鬥一直打了二十天，太平軍孤立無援，彈盡糧絕，守將李四福、賈仁貴、朱孔堂和三千多戰士壯烈犧牲，主將劉琳率七百戰士突圍，因河水暴漲，湖水泛濫，陷於絕境，全部被俘。緊接著，清軍又向菱湖北岸的太平軍進攻，八千將士懷著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拚死決戰，也大部壯烈殉國。清軍直撲安慶城下。
陳玉成從天京回到桐城，八月二十五日，他親臨前線，把軍隊排成扇形，十路挺進，對安慶進行最後一次救援。太平軍將士每人背負著一束茅草，衝到清軍的壕溝前，一麵砍殺，一麵用茅草把溝填平。清軍據壘頑抗，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太平軍密集轟擊。太平軍前仆後繼。壕溝裏的屍體一層壓著一層，和茅草混在一起，把壕溝都填平了。安慶城中的守將吳定彩，趁陳玉成攻擊清軍後壕之機，帶領一批精銳將士，打開西門，繞過清軍的壕溝，向東猛攻清軍的新壘。主攻安慶的清軍將領曾國藩親自命令督戰部隊排在營壘的後萬，對後退清軍一律格殺，以阻擋太平軍前進。如此激戰了幾個晝夜，安慶城外屍橫遍野，連河水也被鮮血染紅了。
安慶守軍因長鎖被困，糧食吃光，隻好搜食豬、狗、樹葉、樹皮，許多戰士活活餓死。九月四日夜，清軍在安慶馬山腳下挖掘地道，暗暗通到城下，裝上大量火藥。九月五日上午八時，清軍點燃火藥，一聲巨響，城牆被炸開幾十丈的缺口。守將吳定彩、葉芸來率領太平軍將士用軀肉堵住缺口，拚死奮戰。最後，全城兩萬多將士全部壯烈犧牲。
安慶陷落，長江以下無險同守，沿江城幣相繼失陷，過了兩年，天京陷落了。太平天國革命雖然最後失敗了，但它卻機重地打擊了以清皇朝為代表的封建統治勢力，在中國近代史上起到了非常偉大的曆史火車頭的作用。
1898年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參預新政事宜
(1865～1898)清末維新派政治家、思想家。字複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父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幼年喪母，受父妾虐待，備遭封建綱常抑壓之苦。少年時先後師事歐陽中鵠、塗啟先、劉人熙等瀏陽學者，並結交義俠大刀王五，深受他們學術思想與行為的影響，好任俠，喜詞章，富於思想。他博覽群書,研讀過張載、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述,從中汲取了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重民思想，為日後提倡變法維新奠定了某些思想理論基礎。二十至三十歲間，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試，因不喜科舉時文，屢考不中。在此期間，他來往於直隸（約今河北）、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等省，遨遊萬裏，開闊胸懷視野，目睹了清朝統治腐敗，災民流離、哀鴻遍野的景象，益想奮發有為，立誌救國救民，故自名"壯飛"。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清軍慘敗，次年簽訂《馬關條約》,喪權失地,群情憤慨。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揭開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運動的序幕。在民族危亡與維新思潮的激蕩下,譚嗣同在思想上發生劇變,痛感自己三十年前的精力多敝於考據詞章，無補於事，決心拋棄舊學，致力於維新變法。遂與唐才常等在瀏陽籌建算學館,創辦新學,並撰《興算學議》、《報貝元征》等文，提出變法主張，首開湖南維新之風。為追求新思想，學習新知識，他於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北遊訪學。先後至上海、天津、北京，訪問英美傳教士，購閱西方書籍,看到機器、輪船、火車、電線,參觀煤礦、金礦，還看到西方傳入的計算器、愛克斯光照相等科學儀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然科學發生興趣。在訪學中，還遍交維新之士，尤其是結識了梁啟超，並通過梁佩，自稱為康的"私淑弟子"。北遊訪學及與維新派的交往，使譚嗣同變法維新信念更為堅定。1896～1897年，他以父命入資為候補知府，在南京待委，此間時往上海與梁啟超討論學問，研究變法理論。還潛心讀書，與楊文會研討佛學，撰成其代表性著作《仁學》。該書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權、平等學說,批判封建專製製度,痛斥兩千年來的封建專製統治"皆大盜也"，曆代專製君主都是"獨夫民賊"，指出維護君主專製的三綱五常"慘禍烈毒"。他不僅批判封建君主專製，而且大膽揭露清朝統治的罪惡，提出"廢君統，倡民主"，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梁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思想範圍。譚嗣同在《仁學》中，對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也力求提高到哲學理論上進行概括。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他的哲學思想顯得龐雜，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哲學思想體係。
1898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以及延年會、群萌學會等，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當這些維新活動遭到守舊派的反對和攻擊時，他與之堅決鬥爭，認為"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複興之望"。
6月11日,光緒帝下詔宣布變法。譚嗣同被薦，奉召於8月21日進京。9月5日，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劉光第同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反對新政，陰謀政變。在緊急關頭，譚嗣同等維新派欲說服握有軍權的袁世凱，幻想得到袁對變法維新的支持。但迅即被袁世凱出賣，促使慈禧太後於9月21日發動政變,對維新派殘酷鎮壓。譚嗣同拒絕出走，矢誌為變法獻身，毅然表示："外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請自嗣同始。"24日，被逮下獄。他在獄中賦詩題壁，曰"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28日與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同被殺害，世稱"戊戌六君子"。臨刑絕命詞書："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附錄：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別署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瀏陽人。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傑出的愛國誌士。
譚嗣同為清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跡般複活，故名"複生"。年幼喪母，不見容於繼母。從小離家，在北京宣武門外隨兩個哥哥讀書，備嚐艱辛而養成"倔強自力"之性格。十四歲時，方得回故鄉瀏陽縣。現縣城城關北門之"大夫第"，即譚嗣同故居。這是座高雅的官宦門庭。其中別致的"石菊影廬"即嗣同書舍。書舍因瀏陽特產菊花石雕得名。譚酷愛家鄉菊花石，曾讚其"溫而德，野而文"，借其清白無瑕、堅不可摧的品性，以喻自己純潔堅貞之情操。書舍布置頗具性格：書案置有鬥大的山石菊，由菊花石雕鏤而成。牆上掛一口烏龍青霜劍，一幅王右軍《晴雪》帖立軸，一支精工刻鏤的玉屏洞簫。當年嗣同就是在這書舍裏，從篤好經世之學的著名學者歐陽忠鵠為師，飽覽詩書。並曾從當時名揚幽燕的"義俠"王五習武，故不唯博古通今，酷愛琴棋書畫，且好任俠，善劍術，性格豪放開朗，懷抱濟國報世之誌。
自十九歲起的十年間，他壯遊西北、東南諸省，行程8萬餘裏，深悉民間疾苦，痛感社會之積弊，憂國憂民之情灼熱似火。於是自號"壯飛"，立誌趁年青力壯之際，幹一番事業報效祖國。這時期，他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浩然正氣倍加欽佩，一直珍藏文天祥生前彈過的"蕉雨琴"，並為文天祥用過的"日月星辰硯"作歌以勵誌。
甲午中日戰後，時年三十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感事詩》）現實使他痛感國家民族危亡日迫，"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於是決然拋棄舊學，探求新學，投身康有為、梁啟超之變法活動。他一方麵撰寫《仁學》，抨擊封建倫理，闡述變法理論，一方麵在湖南從事培養實學人才、興辦實業等維新活動。1897年，他在瀏陽城創辦"算學館"、"群萌學會"，吸收各界進步人士入學入會。同年又協助湖南地方當局在長沙開設時務學堂，蔡鍔去日留學前即在此讀書。次年初，又與同他並稱為"瀏陽雙傑"的刎頸之交唐才常等在長沙組織南學會，創辦湖南最早的日報《湘報》，宣傳新學，推動新政。從而使長沙一時成為變法的中心，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1898年7月到京師，被破格提拔為四品卿銜機章京，負責代光緒皇帝批閱奏折和草擬詔書，在變法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變法失敗，康、梁逃亡海外，譚卻決定留下："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留下後欲與大刀王五營救被囚禁之光緒，未遂。乃贈自身佩劍於王五，望其繼承遺誌，自己則抱必死之念："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被捕後，有氣壯山河之《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肚膽兩昆侖。"並在獄中給梁啟超寫絕筆書："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後嗣同死者虛生也。齧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翦除國賊，保全聖上。嗣同生不能報國，死亦為厲鬼為海內義師之助。"是年9月28日，譚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義，史稱"六君子事件"譚就義時泰然自若，仰天長歎："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