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莫裏茲
第三章 生平及創作道路
一八七九年七月二日，正當夏收大忙季節，在匈牙利東部沙特馬爾州一個偏僻鄉村--蒂薩齊齊一所簡陋的農舍裏，一個男嬰出生了，他就是匈牙利未來最傑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莫裏茲·日格蒙德。
莫裏茲家祖祖輩輩同土地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祖父是被釋農奴。父親莫裏茲·巴林特耕種著少量土地，但為人精明能幹，雄心勃勃，在村子裏被視為富有進取心的青年。母親柏拉奇·伊麗莎白是鄉村牧師的女兒，早年喪父，姊弟四人由寡母扶養成人。關於莫裏茲·巴林特居然娶上柏拉奇·伊麗莎白做妻子這件事，村裏人曾經議論紛紛。要知道，一個農村窮小子，竟然跟一位知書明禮的知識階層人家的女兒結婚，在當時簡直是不自量力的高攀，而莫裏茲·巴林特正是以這種人們難以想像的勇敢行為使村裏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莫裏茲·巴林特從妻子的陪嫁中得到比自己原有的多兩倍的土地，身價驟然倍增，差不多要擠進村裏大戶的行列了。他精心管理自己的田產，生活美滿，婚後不到兩年，大兒子的降生又給這個家庭帶來莫大的歡樂，孩子自然也得到特別的照料。
莫裏茲·日格蒙德出生的年代，適值匈牙利處於從半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變動時期。十九世紀下半葉，匈牙利人民一方麵在奧匈帝國的統治下，受盡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匈牙利大貴族地主階級的壓榨與剝削；另一方麵國內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就整個社會結構而言，基本上仍屬半封建性質，尤其在廣大農村，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勢力依然占據統治地位。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向農村的滲透，農村開始出現了富農階級。他們人數不多，作為農村資本主義的新興力量，對妨礙其向上發展的鄉村封建貴族地主很不滿意，但同廣大貧農和佃農又存在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並由此而產生種種矛盾。這就是當時匈牙利的不同於西歐資本主義發展較早較快國家的一幅生動的社會生活圖景。
蒂薩齊齊村是流經並灌溉阿爾弗勒德平原的著名蒂薩河支流附近的一個窮鄉村。村裏隻有兩條街，居住在這裏的人們跟外界很少來往，原因很簡單，這裏遠離城鎮，路窄難行，遇到下雨天，即使套上六頭牛也難以拉動陷在泥濘道上的大車；所以村裏很少有人見過世麵，消息也不大傳得進來，人們的視聽自然是相當閉塞的。即便如此，在莫裏茲·巴林特身上仍然體現出一種自發的資本主義力量。他精力充沛，兢兢業業管理自己那份增多了的土地，還同當鐵匠的內弟合夥采用借貸方式買回一部舊農機，打算在村裏幹一番事業。不料事與願違，他的內弟對農機不懂行，機器被弄壞了，莫裏茲·巴林特很快破了產。當時莫裏茲·日格蒙德隻有六歲，家庭遭到的意外不幸使他過早結束了歡樂的童年。三十多年後，作家在《我的生活小說》（1938年出版）中回憶這一情景時寫道："當時我不可能理解這一事件的意義，但恐懼感一直在伴隨著我幼小的心靈；這一點我至今記憶猶新。"
為了減輕父親的負擔，小莫裏茲隻好跟隨外婆到住在伊斯特萬迪村的舅舅家裏寄居。離開了父母和溫暖的家庭，莫裏茲在新的環境裏不免感到孤獨和陌生。使他得以快慰的是，晚上一有空，識字的外婆和舅舅便給他讀小說故事，這些美麗的故事在小莫裏茲幼嫩的心房播下了文學的種子，它總有一天要萌動的。一年後，莫裏茲害了一場病，病愈後隻好又回到父母身邊。禍不單行，他們的家又遭了火災，父母便搬遷到鄰州沙波勒奇的柏裏查村居住，主要靠父親做木匠營生來維持家計。莫裏茲的母親是位有文化教養的婦女，性格溫順，富於自我犧牲精神，對子女（莫裏茲共有弟妹八人，二人夭折，其餘均長大成人）給予很好的教育。父親對家庭也關懷備至，即使在外麵幹活幹得很晚，也要趕回家過夜；有時不得不到遠一點地方去幹兩三天活，也總是惦念著妻兒。因此，在柏裏查村過的雖是艱辛的日子，富有的親戚們從不登門，更不用說會幫助他們，但他們的家庭氣氛卻是和睦和熱切的。
莫裏茲在家鄉念完小學後，作為長子，父母親不顧手頭拮據，決定送他繼續上學。這樣，莫裏茲十一歲那年，便被送到州首府德布雷森去上中學。他在當教師的另一位舅舅久拉的監護下，在德布雷森中學度過了難忘的三年半時間。
莫裏茲進入德布雷森中學讀一年級時，以一個來自農村學生的眼光看待城市的一切，對什麼都感到新奇，可是由於不能適應學校嚴厲的校規和周圍新的生活環境，常常獨來獨往，悶悶不樂。頭一年，他又生了一場大病，以至久拉舅舅不得不建議他的父母把他領回家去。在家裏，那種舉目無親的孤獨感被父母親的愛撫和弟妹嬉戲、玩耍的天倫之樂所消融。這樣莫裏茲的病很快就好了，而且長得比以前更壯實。
第二年，他重返學校，不料校方要他重新從一年級讀起，莫裏茲感到莫大的羞恥，便發奮讀書，在輕易地完成作業後，涉獵了大量課外讀物。到三年級時，莫裏茲已經閱讀了許多匈牙利重要作家如魏勒斯馬爾蒂、裴多菲、約卡伊等的作品，以及當時能拿到手的一些流行英、法小說。他像個過分饑餓的孩子，無暇選擇，囫圇吞棗地把食物往肚裏塞。就在這個時期，他萌發了要當作家的願望。正當他逐漸適應德布雷森的環境，父親為了讓更多的子女能夠上學，又舉家遷到沙羅什波托克，期望在那裏作為有經驗的木匠和領工，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莫裏茲便跟隨全家轉到沙羅什波托克中學讀書。在那裏，懷有偏見的教員對於這個出身低微的學生抱著一種不信任感，有時甚至有意排斥和刁難。因此，在六年級上半學期考試時，故意讓莫裏茲的德語、拉丁語和希臘語這三個科目不及格。莫裏茲對此感到十分沮喪，按照學校規定，這幾個科目的成績通不過，便會馬上失去享受免費上學的權利，而家裏又無法承擔這筆費用，父母隻好替他另想辦法。
這時候，久拉舅舅正好在奇斯烏伊薩拉什城任中學校長，父母征得他的同意後，讓莫裏茲轉學到那裏去。在舅舅的嚴格要求和精心培養下，莫裏茲在班級裏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學校圖書館和久拉舅舅的藏書還給他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他的涉獵麵更廣泛了，不僅大量閱讀小說、詩歌方麵的作品，同時還博覽了曆史、哲學等方麵的著作。伏爾泰、盧梭等人的作品從思想上給他以莫大的啟迪。兩年後，莫裏茲以優異的成績畢了業。
莫裏茲又麵臨新的選擇。關心他前途的久拉舅舅給他安排這樣一條出路：讓莫裏茲謀求公費生的資格，上布達佩斯的厄德維什·羅蘭大學文學院，以便將來取得當教師的文憑。他盡管得到久拉舅舅無微不至的關懷，但在中學時的經曆，尤其是在德布雷森和沙羅什波托克上中學時，那些不友好甚至是歧視的事情和場麵，仍然使他很反感。更主要的是他渴望當作家的意願愈來愈強烈，而久拉舅舅對他向往的進步思想所持的反對態度，又使他對自己一向尊敬的舅舅的保守觀點在思想上產生了裂痕。出於以上種種因素，莫裏茲斷然拒絕了久拉舅舅的好意安排。
莫裏茲的決定在家裏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父母和久拉舅舅都為他的強硬態度感到不快和傷心。要知道，他們本來對他這個長子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也許是為了緩和這場風波，並重新燃起父母親對他的希望，莫裏茲同意折衷的解決辦法：到德布雷森神學院學習。一八九九年，德布雷森神學院院長，一位留著黑胡子，仁慈、聰慧的好人，一見到莫裏茲便斷言："我親愛的朋友，您不會長久留在我們這裏的......因為入學時穿著便服的人，他的心是不會向著神學院的。"院長的預言是正確的，莫裏茲對神學院的一切都格格不入。那裏沉悶的空氣使他精神上感到十分壓抑，不過，神學院的生活對於他十七年後在那部著名小說《火炬》裏塑造的主人公，一位鄉村青年牧師無疑是有幫助的。
是的，終身當一名神職人員，這是莫裏茲無法想像的。半年後，他終於離開了神學院，為了不使家裏人過於失望，同意轉入德布雷森學院法律係學習，並開始給地方報紙寫點小文章，從此同新聞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同當牧師一樣，將來當一名律師並非莫裏茲的本意。德布雷森絕非他眷戀之地。懷著一顆勃勃雄心，他毅然決然奔赴當時已經發展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首都布達佩斯，走上一條艱難而嶄新的道路。
一九○○年，二十一歲的莫裏茲隻身來到布達佩斯。這座熙熙攘攘的大都市，生活並不像他預想的那麼美好，一切都是陌生的，他又陷入無限的孤獨和寂寞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當他像個"流浪漢躑躅街頭時"，"除了感到體力上的疲乏外，對於未來的生活沒有任何把握，希望渺茫"。
在布達佩斯，起先他到法學院聽課，後又轉到文學院學習了半年，最後不得不離開教室，踏進社會獨立謀生。最初三年，他的生活與工作都不穩定。他當過教育部的小職員，想在大學圖書館謀個職位的希望又落空了；一九○二年秋曾返回奇斯烏伊薩拉什中學代課一段時間，課餘撰寫論述匈牙利古典作家曹孔奈伊和裴多菲的專論。無論是久拉舅舅的挽留，或是他在那裏對一位酒店主女兒產生的愛情，都無法把他牢固地拴在教室的講壇上。一俟他為之代課的那位教員病愈，莫裏茲便馬上在十二月返回布達佩斯。
一九○三年，莫裏茲在佩斯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這一年冬天創辦的《新聞報》，很快成為首都最重要的資產階級喉舌。通過久拉舅舅一位友人的推薦，報社接受莫裏茲為工作人員，開始時具體負責編寫采訪科學院、裴多菲研究協會和奇斯法魯迪文學協會的會議新聞報道。莫裏茲對工作全力以赴，正如後來他在報社的一位同事艾勒克·阿爾圖爾所回憶的："作為報社的新手，人們總是抱著不信任的態度付托給他最簡單的工作，然而他卻以最大的自信心從事新的工作。"
莫裏茲精力過人，寫寫會議的新聞報道並不能滿足他的寫作欲望。他很快又成了《新聞報》兒童副刊的熱心撰稿人，發表了第一篇童話，還有為兒童創作的短篇小說、詩歌體動物故事等等。一九一二年他又把這些詩歌體動物故事收集在《幸福的世界》集子裏出版。但看來他最初的創作並沒有給他帶來預想的成功，原因是這些為小讀者撰寫的作品在藝術上比較粗糙，不能適應小讀者的心理，語言過於生硬，不夠親切，所以反響不大。在這期間，莫裏茲還寫過學術論文，戲劇評論等等，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體內蘊藏的烈火一起噴射出來，求成心切，竟然像個急於上路的莽漢，在前進的路上橫衝直撞。
從一九○三至一九○七年間，在莫裏茲創作生涯和個人生活方麵，還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因為這兩樁事情影響著他的終生事業。第一件事是，莫裏茲除了負責《新聞報》的工作外，還兼奇斯法魯迪文學協會的工作，替這個協會出版的有關民俗學方麵的小冊子撰寫介紹文章或序言。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協會準備出版一套名為"匈牙利的州和城市"叢書，有關沙特馬爾州的小冊子和專論則由莫裏茲撰寫。這就使他有可能以正式工作人員的身份，每年春、夏、冬三季抽空徒步走訪全沙特馬爾州。他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了解民情風俗，搜集民歌民謠，使他受益不淺，喚起了對兒時家鄉的美好記憶，擴大了眼界，豐富了創作源泉。關於這一段生活，後來他這樣寫道："在這五年間，我走遍了整個州的每一個村莊、農舍，它成了我真正的大學，生活的大學，作家的大學。"
一九○五年，在莫裏茲個人生活上，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他來到佩斯的第二年末（十二月），結識了一位小學教員胡必茨·恩格尼婭。恩格尼婭出生在一個小貴族出身的職員家庭，當時剛從中學畢業。他倆一見鍾情，經過較長時間的了解，終於在一九○五年元月結婚。恩格尼婭成了他一生中惟一值得永遠懷念的生活伴侶。後來，在莫裏茲的許多作品裏，都出現以她為原型的人物形象。他稱她"楊柯"。"楊柯"性格溫和，心地善良，體貼丈夫，稱得上是位賢妻良母。其時，莫裏茲還隻是一位默默無聞的新聞記者，收入微薄，婚後隻能擠在公寓樓的一個房間裏。來自小資產階級家庭的恩格尼婭對此從不抱怨。她精打細算，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既符合他們的身份又很體麵。他們婚後的生活是幸福的。莫裏茲有了一個能發揮創作才能的良好家庭氣氛和環境。恩格尼婭對莫裏茲的創作給予極大的鼓勵和幫助。據說在他們熱戀期間，她除了給莫裏茲寫過一首詩之外，沒有再寫過任何作品。她全心全意充當莫裏茲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同時還以嚴厲的審視眼光去挑剔毛病，熱心幫助修改，可以說是一位鐵麵無私的評論家。值得惋惜的是，由於出生的家庭和成長的環境不同，他們之間在氣質上是存在差異的，這是造成他們後來產生矛盾和衝突的根本原因。但是排除這些個人性格上的因素，在莫裏茲的創作事業上，他們覺得彼此是接近的，是需要對方的，特別是後來莫裏茲失去恩格尼婭時，他更加體會到這一點。
總之，他們婚後的生活是快樂的，物質生活雖然艱苦一些，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偶爾還抽空到外地去訪親問友。但是，他們的生活也不總是一帆風順、盡如人意。一九○六年，莫裏茲夫婦的頭一個男孩不幸夭折，給家庭生活帶來悲哀並蒙上陰影。加上這些年他雖然孜孜不倦埋頭寫作，但畢竟處於探索階段，他的作品基本上沒有擺脫時尚的老一套風格，沒能走上真正的創作道路。個人思想上難免有點苦惱和徬徨，好在莫裏茲有一股子堅忍不拔的勁頭，從不灰心，繼續奮鬥。在這方麵，他得到妻子的全力支持。
一九○七年以後，莫裏茲除了從《新聞報》得到一份雖然微薄但畢竟是固定的工資之外，為奇斯法魯迪文學協會撰寫的文章和小冊子也給他增加了收入，加之妻子善於操持家務，經濟上比以前寬裕了些。因此，在他們第二個兒子出生前夕，他們就遷居到鐵砧街公寓樓有兩個房間的住宅，還雇了一個來自鄉間的小姑娘幫忙料理家務。
二十世紀初，正如政治生活領域那樣，匈牙利文壇也為保守勢力所把持，表麵上呈現著一片繁榮景象，實際上是毫無生氣，死水一潭。當然，生活是要前進的，這是任何反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曆史規律。在這種太平景象的背後，蘊藏著一股新興力量，它必將衝破一切障礙，開創新的天地。一九○五年，匈牙利著名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奧第·安德烈（1877-1919年）的詩集《新詩集》問世了，在文藝界引起極大的反響。奧第在這本詩集及後來寫的一係列詩歌中，徹底揭露了匈牙利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對這個腐朽落後的社會及其支持者發出猛烈的抨擊，預示新的革命即將來臨，給匈牙利文學生活灌注了新的活力。奧第的詩歌對正處在徬徨歧路上的莫裏茲自然也是一種極大的鼓舞，為他的創作指明了方向。莫裏茲當時說："我讀到奧第的詩歌時，心裏火辣辣的，體內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燃燒。它使我產生新的力量，鼓舞我迅猛向前奔跑。"
奧第的詩歌對莫裏茲最大的啟示，就是作家在思想上要敢於麵對嚴酷的社會現實，掙脫那種粉飾太平的官方大學的束縛；在藝術上要跟那種軼聞逸事式的脫離生活的俗套一刀兩斷，敢於揭示現實社會生活的本質；描寫現實生活，目的在於通過對半封建社會性質的揭露，喚醒沉睡的人們，真正發揮文學的戰鬥作用。思想上的這一覺悟，使莫裏茲心裏豁然開朗，仿佛走到隧洞的盡頭見到了亮光，蘊藏著的豐富的創作原動力變得活躍起來了。
一九○八年，莫裏茲在當時很有影響的大型文學雜誌《西方》上發表短篇小說《七個銅板》。這篇約摸隻有六千字的作品通過母子倆為了尋覓買一塊肥皂的錢--七個銅板而搜遍家裏可能找到錢的所有犄角旮旯，直到黃昏時一個過路的老乞丐施舍他們一個銅板才湊夠錢數。但天色已黑，母親無法再洗衣服，最後竟在一陣咯咯笑聲中吐血死去。這樣一個簡單的故事，展示了農村現實生活驚人的赤貧。《七個銅板》震動了整個文壇，一掃文學界沉悶的局麵，像奧第的《新詩集》一樣，它成為匈牙利現代散文文學的重要裏程碑。莫裏茲以"七個銅板"起家，一舉成名，這時他正是"而立"之齡。
《七個銅板》的發表，標誌著莫裏茲走上真正的創作道路。一年後，取名為《七個銅板》的短篇小說集跟讀者見麵了。它以描寫細膩、真切、生動，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戲劇衝突的新穎藝術手法，表達了嚴肅的階級內容和社會主題，把匈牙利廣大農村的真實麵貌顯現在讀者麵前。這個小說集在社會上引起普遍注意，但反映不一，許多人對作者大膽展現農民一貧如洗的生活和思想活動感到新奇；少數代表官方正統文學的保守分子，則攻擊他歪曲生活，是自然主義者。隻有奧第真正看出莫裏茲創作的巨大意義。他指出：莫裏茲創作的社會思想實質在於它暴露匈牙利廣大農村的貧困、落後和愚昧；指出匈牙利半封建社會事實上已經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絆腳石，必須把它一腳踢開。這一年秋，兩位誌同道合的詩人和小說家，在佩斯第一次見麵。莫裏茲把這次會晤描敘成"像一對戀人第一次見麵時那樣緊張、熱烈......"他們不僅僅是文學事業上的知音，也是向落後、頑固的匈牙利老爺社會衝鋒陷陣的戰友。從此，這一共同目標把他們的命運聯結在一起，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團結在《西方》雜誌周圍，為爭取勞動大眾在文化、經濟、政治領域的平等權利，為促使那個保守、落後、頑固的貴族地主階級當權的社會製度早日崩潰而戰鬥。
《七個銅板》的發表及同名集子的出版，也為莫裏茲的創作生涯開辟了道路。這時，他決意離開工作多年的《新聞報》社，專心致誌從事創作。當然，這不是說他從此放棄新聞工作，相反，在以後的漫長創作歲月裏，他始終同新聞工作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曾多次應報社邀請，以記者身分進行各種活動，為他的創作打下更堅實的基礎。如他常說的，除了寫作，他最感興趣的莫過於新聞工作。
莫裏茲雖大器晚成，但長期的探索和堅實的創作準備，對一個決心以創作為祖國和社會進步服務的作家來說，絕對不會是徒勞無益的。一旦找到了道路，明確了前進的方向，莫裏茲身上蘊藏著的無窮創作力，就像噴發的泉眼，水源源不斷地往外湧流。從一九○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據不完全統計，他出版了二十二部篇幅不等的短篇小說集，還不包括在這一真正創作時期所寫下的許多部重要的戲劇和長篇小說在內。他的一些著名短篇小說如《悲劇》、《窮人們》、《在綠草茵上講故事》、《春風》、《匈牙利人》等都產生在這一時期。它們突破對農村作田園牧歌式描寫的時尚框框，把生活在愚昧、落後的廣大農村地區的貧苦農民的生活及其思想活動真切地、活生生地呈現在讀者麵前。它們揭示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半封建的社會關係中，農村各個階級的動態和要求、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樣嚴肅的社會思想主題。這也正是他的以農村為題材的作品所顯示出來的強大生命力。
繼一九○九年創作並上演了以農村題材為內容的喜劇《沙利村長》之後，一九一○年，莫裏茲第一部反映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沙金》問世了。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屠裏·丹尼是作者著力描寫和刻畫的具有時代象征意義的人物。屠裏是個意誌堅強、能力非凡的青年農民，不安本分，極力要衝出祖祖輩輩在這裏生活的封建習慣勢力濃厚、令人壓抑的狹小世界，可是不論在物質或情場上，他都敵不過農村封建勢力的代表--貴族地主。更加不幸的是周圍那些跟他地位和命運差不多的農民，對他的言行也都表示冷漠和不理解。他脫離了佃農的隊伍，但始終擠不進富農的行列。他找不到同盟軍；當時由於社會民主黨的妥協政策，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毫無聯係，屠裏最後被迫自殺乃在情理之中。這個敢於掙脫幾百年來的奴役枷鎖，起來同強大的封建勢力作鬥爭的先進分子，到頭來竟得不到本階級廣大農民弟兄的支持，不禁使人痛心。作品裏還非常大膽地描寫了農民的性愛問題；當然居裏這種放蕩的情欲，絕不是勞動農民的典型性格，因而不能不說這是這部小說不足之處。但從這部道出匈牙利農村實況的小說立即遭到保守派的攻擊這一點，說明它還是具有一定戰鬥力的。保守派攻擊作者不了解農村，是對農民的一種汙蔑，胡說莫裏茲充其量是一個二流的自然主義作家等等。
莫裏茲對於攻擊的言論根本不予理睬，在奧第的鼓舞和幫助下，繼續沿著忠於生活和描寫現實的道路前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連續發表描寫外地小城鎮生活的小說《在上帝背後》（1911年）、《孤女》（1911年）、《鴿子牧師太太》（1912年）、《凱萊克·弗爾柯》（1912年）等等。其中以《在上帝背後》寫得較為成功。這部小說僅從書名就給人以一種被遺棄的感受。它以一個小城鎮為背景，圍繞一位小學教員的家庭糾紛，細致地描繪了諸如小學教師、牧師、中學生等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對生活於其中而又沒有出路和希望的社會表示不滿，但又缺乏改變生活環境的勇氣。中學生在學業上不求上進，卻去追求頹廢、荒唐的生活；牧師則在合法外衣下幹著卑鄙齷齪的勾當；小學教師對年輕妻子的放蕩生活竟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了換取一時的表麵上的家庭寧靜，甚至設法去滿足她的不正當欲望。總之，這部作品反映出當時匈牙利一群知識分子思想上苦悶，道德倫理墮落，暴露匈牙利半封建社會在文化上的荒蕪，給人以一種毫無希望的窒悶感，從一個側麵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人們在心理上的壓抑和徬徨。《在上帝背後》的問世，還說明莫裏茲創作的題材並不像攻擊他的人所說的那樣，他隻是一個農民作家；而且這部小說所展示出的畫麵和所包含的社會思想主題，也說明作者的現實主義在進一步深化。
莫裏茲在這期間接二連三地出版長篇和中短篇小說集，很快使他變成讀者熟知的小說家，盡管有一些代表官方的保守人物對他不以為然，甚至仇視他，但這時不論是讚成者或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莫裏茲是一位才華出眾的作家了。
創作上的豐碩成果，給莫裏茲一家在物質生活上帶來很大的改善。從一九一○年起，莫裏茲已屬於全國收入豐厚的作家之一。一九一二年，他還得到同《佩斯新聞報》簽訂稿酬從優的合同，許多作品在成集出版前都先在這家報紙上連載。這期間惟一的不幸是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又夭折了。不過，接著他們一連添了三個女兒。他們住進三間一套的公寓樓，還把莫裏茲父親原來在布達佩斯遠郊區姑娘村的一所木頭房子改建成帶花園的磚瓦房。這所房子坐落在風景如畫的多瑙河畔，從比利斯山方向送來徐徐暖風，氣候十分宜人。莫裏茲和他的家人常來這裏居住，他的許多主要作品都是在這裏寫成的，這棟房屋對莫裏茲的意義，甚至超過他的出生地蒂薩齊齊村。
恩格尼婭堪稱莫裏茲的賢內助。她不僅是他作品的苛刻和過分挑剔的批評者，同時能使他在她身上得到某種啟示，或者說是靈感式的鼓舞。她還是一位能把家務和教育女兒們安排得非常妥帖的妻子，讓丈夫一心撲在寫作上麵。就莫裏茲來說，他在創作上的成就完全歸功於個人的勤奮。他精力充沛，幾乎是日夜不停地寫作。據他大女兒維拉格（匈牙利當代女作家）在《我父親的小說》一書中回憶他這時期的情形時寫道："從早上三四點鍾開始，在父親的工作間就響起有節奏的打字機聲，直到早上家人醒來，有時甚至延續到午餐時才停止。每當父親感到勞累，就躺在長沙發上憩息片刻；有時為了等候吃午餐，有時是在午餐以後，他喜歡跟小家庭的成員玩一小會兒；接著，他又投入緊張的寫作，往往工作到夜深人靜。"
經過一個階段的緊張創作之後，外出旅遊成了莫裏茲一家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一九一○年夏天，莫裏茲第一次攜同妻子和女兒們到西歐各國作一次較長的旅行。他們沿著奧地利、瑞士、巴黎、柏林這條路線，經過布拉格返回布達佩斯。三年後的夏天，他們又專程訪問意大利，遊覽了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地，觀賞了水上城市和風景秀麗的山區風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衝擊了莫裏茲的生活和思想。戰爭期間，莫裏茲因心律不齊和視力不好，未被征入伍，這當然不等於說他沒受到戰爭的幹擾。在戰爭開始後不久直到戰爭結束，他一直以戰地記者身分，多次前往各條戰線，深入軍營、戰壕同普通士兵促膝談心，了解他們的情況，同情士兵們的疾苦和要求，在報道中反映士兵們的呼聲。戰爭前後，反動的匈牙利政府當局開動宣傳機器，鼓吹沙文主義，進行戰爭叫囂。這時莫裏茲在思想上一度感到迷惑，寫過一些描寫暗殺的故事，卻從來沒有墮落到去寫當時流行一時的那些低劣的"時尚文學"作品。通過戰場上的調查和見聞，他很快識破政府宣傳的欺騙性，愈到戰爭後期，帝國主義企圖瓜分世界的非正義戰爭的性質愈暴露。就是在認清了發動這場災難性戰爭的各國統治階級反動麵目的基礎上，莫裏茲才有可能於一九一六年寫出像《窮人們》這樣優秀的作品。作品中反映出交戰雙方的普通士兵認識到彼此是階級兄弟，不要自相殘殺，要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統治階級這個真理。
整個戰爭期間，莫裏茲沒有寫出大部頭的作品，隻將這期間寫的短篇小說收集成冊出版。直到一九一七年，他才寫出了不朽的長篇巨著《火炬》。
莫裏茲通過較長期的創作實踐和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在思想上逐漸明確：在匈牙利，沒落、腐朽的半封建社會製度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迫切需要進行一場民主性的社會改革。《火炬》正集中體現出作者這一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主題思想。一九一○年，一個名叫耳克裏荃的村子，人們在穀倉舉行舞會，不慎著火，因出口堵塞，造成四百名青年男女被活活燒死的悲慘事件，而官府對事件後果的輕率處理使莫裏茲極為憤慨。據說他從中得到寫《火炬》的啟示，由於戰爭，數年後才寫成書。
《火炬》的出版表明莫裏茲已經是一位思想成熟的民主主義作家，因此，在革命高潮到來時，他歡欣鼓舞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不是偶然的。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眼看就要結束，秋天，奧匈帝國的崩潰瓦解已成定局。不管代表大貴族、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匈牙利反動政府如何玩弄陰謀詭計，也無法阻擋滾滾向前的曆史車輪。群眾革命情緒的高漲，前線的崩潰，士兵的反戰和要求和平的意願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十月三十日，資產階級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勝利。十一月，受到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歸國的第一批匈牙利戰俘創建了匈牙利共產黨，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翌年三月，位於歐洲中部的多瑙盆地上空，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旗幟高高飄揚。
莫裏茲當時正滯留在姑娘村的住宅裏，他一聽到渴望已久的革命在布達佩斯發生了，毫不遲疑，立即返回佩斯，以便親自耳聞目睹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些風雲突變，工農革命群眾如火如荼的戰鬥日子裏，莫裏茲表現出一個真正站在人民立場上的革命作家的崇高品德，他既根本不同於那些對工農群眾的革命行動感到害怕，甚至汙蔑和咒罵勞動人民的保守反動作家，也不同於那些平日唱唱高調，到革命真正來臨的緊要關頭時又畏首畏尾，站在一旁指手畫腳，說工農群眾的行為過火了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作家。他返回佩斯後不久便投身到群眾運動中去，參加各種集會，發表演說，高度讚揚無產階級革命，認為"這將是祖國真正的勝利......，一切富饒的土地應當屬於人民......，現在匈牙利開始了真正的幸福生活"。
在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百三十三天裏，莫裏茲大力支持革命，政治立場鮮明。這期間他寫了題為《匈牙利走在和平的道路上》、《鮮花盛開》、《在匈牙利沒有餓殍》等文章，字裏行間洋溢著對革命的讚揚，痛斥國內外資產階級敵對分子對革命的攻擊和誹謗。他特別讚成和支持蘇維埃政府關於沒收大貴族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策。莫裏茲作為革命作家指導委員會委員，隨同各州人民委員到各地作巡回講演，宣傳土改政策，參觀農民分到土地後自願組織起來的農業合作社，為他多年的夢想得以實現感到欣慰。在文化領域，莫裏茲同《西方》雜誌的夥伴們發起組織魏勒斯馬爾蒂科學協會，以便通過這一進步作家組織來代替被思想保守的頑固分子所把持的科學院、奇斯法魯迪文學協會和裴多菲協會等組織，更好地完成革命所賦予作家的任務。在成立大會上，莫裏茲代替重病臥榻不能前來參加的革命詩人奧第，宣讀大會主席的開幕詞，提出反對戰爭，反對沙文主義思想，主張民主政治，進行土改，建立進步的文化等等正確主張。
一九一九年二月間，莫裏茲同克魯迪·久拉、格爾杜尼·格若和沙布·安德烈一起接過《人民報》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農業部用五種文字為全國農民出版的每周一期的刊物，擁有廣大讀者。過去它主要著重向農民介紹經營管理經驗，提出建議，宣講政府法令等。他們接過出版大權後，改變編輯方針，充分利用它來宣傳革命主張，介紹各地土改情況，支持農民的正義要求。莫裏茲在改組後的頭一篇社論裏提出：我們要創建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消滅了壓迫和貧困。土地屬於耕種土地的人們。
在這些令人興奮、充滿希望的日子裏，對莫裏茲個人來說，卻遭到兩個沉重的打擊，一是他的戰友奧第的逝世（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是他父親於三月間幹活時不幸被一根柱子壓傷，死在往家走的道上。當然，這接踵而來的打擊，並沒有使莫裏茲長久地沉淪在悲哀中，他盡量克服個人的巨大悲痛，繼續跟隨著革命洪流迅跑。在民族博物館廣場為奧第舉行葬儀的萬人集會上，莫裏茲發表講話指出：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詩人最好的方法是用實際行動去實現詩人生前的要求和願望，繼承詩人的未竟事業，把革命進行到底。
在蘇維埃共和國活動的短暫時間裏，由於戰爭動員和敵人的破壞、封鎖，革命政府的財政極端困難，但仍然非常關懷莫裏茲等革命作家的物質生活，盡一切可能給他們提供比較優厚的待遇。莫裏茲曾多次向親友們談到他打算創作兩部大型小說，一部是以傳說中的農民英雄多若為題材，描寫匈牙利農民苦難的過去和光明的未來的多卷集小說，另一部是關於當時匈牙利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小說；可惜，由於客觀的原因，他的這一美好計劃也隨著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失敗而沒能實現。
由於國際反動勢力的囂張和進攻，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主觀上又犯了某些錯誤，蘇維埃共和國沒能堅持下來。無產階級專政暫時失敗了，革命被反革命淹沒在血泊之中。整個一九一九年夏天，莫裏茲都住在姑娘村的住宅裏，陷入深深失望之中，希望事情會悄然過去；但事實證明，這隻是他不切實際的幻想。盡管在革命後期，他並沒有參與實際的革命活動，但反動軍警並不放過他。這年八月間，他們荷槍實彈，闖進莫裏茲在姑娘村的住宅，當著他的被嚇呆了的妻子和三個女兒的麵，給作家戴上手銬押走，投進監獄。他關押了一個星期後，不經任何審訊，便又把他釋放了。與此同時，又發生一樁令人不愉快的事，上一年春天他剛被選為正式會員的奇斯法魯迪文學協會於八月間決定在十月召開大會，審議莫裏茲和其他幾位會員在革命期間的言行，由反動分子把持的大會以"站在共產黨人一邊"的罪名，將莫裏茲和另一位作家開除出協會。
莫裏茲回到姑娘村的家裏後，用沉默來表示對反動當局的抗議。報社工作自然是不能再做了，他也暫時不再給報紙寫文章，表示對政治保持遠一點的距離。但作為作家，他從未停止過思考和構思，更沒有放下過筆。不過，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他的寫作活動是受到限製的，寫革命題材犯禁，寫現實生活題材也得小心翼翼，絕不能觸犯當局。由於莫裏茲已經沾上了紅色的邊兒，許多雜誌、出版社都不敢或不願意采用他的稿子。因此，他隻好轉向兒童和曆史題材。
首先，莫裏茲把創作的注意力轉到戰前時期。革命失敗後的第二年，他創作了長篇小說《永遠做一個好人》（1920年出版）。這部後來被作者稱之為他最喜愛的作品，以他自己一八九二年在德布雷森上學的年代為背景，描寫一個剛從農村出來上學的中學一年級學生尼羅什·米西的遭遇。這部小說顯然帶有自傳性質，作者的許多感受都通過米西的嘴說出來。
米西是一個靦腆、純潔的孩子，離開父母來到德布雷森中學求學，他一方麵對於這個管教甚嚴的陌生環境不習慣，甚至困惑和害怕，另一方麵，對那些高年級學生用"學仆製"來侮辱低年級學生非常氣憤。他仿佛生活在一個敵對的世界裏，發現自己勢單力薄，感到恐懼和缺乏保護。人們欺侮他，反過來又誣告他"道德墮落""靈魂肮髒"。麵對這個凶惡冷酷的世界，這個弱小的學生不免悲觀失望，產生這樣的疑問："在這種惡毒的蠢人中間，真正的人還能夠生活下去嗎？"當然，莫裏茲並沒有讓米西沉寂下去，米西身上具有的勞動人民的高貴品質，給他以抵抗和鄙視惡勢力的強大力量。每當他因受折磨而悲觀失望時，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美好信念又使他振作起來。他熱愛他那終日勞動的雙親，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母親在他離家時的諄諄教導："孩子，你一定要做一個好人，要永遠做一個好人！"這使得米西在受打擊和迫害麵前從不灰心，並下定決心將來當"一名作家"，去教導人們熱愛真理。後來，莫裏茲在談到他寫這部作品的動機時說："在米西的悲劇裏，我寫的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公社（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蘇維埃政權）後的遭遇。"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他是通過在米西這個人物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善良、正直的高尚品德，頌揚革命，批判殘暴的反動惡勢力。鑒於當時的惡劣環境，小說寫得比較隱晦、曲折，卻灌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感情，使讀者深為感動，同時又看出作者的堅強信念，不愧是匈牙利文學中一部最美好的兒童讀物。
再者，莫裏茲在這期間隻能從曆史方麵去發掘寫作題材。縱然如此，也還得避嫌，如不能寫多若這樣的農民英雄，他隻好選擇十六世紀埃勒德伊地區的曆史題材。大型曆史小說《埃勒德伊》三部曲（第一部《神仙樂園》1922年出版、第二部《偉大的首領》1927年出版、第三部《太陽的陰影》1935年出版）他斷斷續續寫了十幾年。它以改革和反改革為中心，再現埃勒德伊公國的興衰。這部曆史小說的出現，說明莫裏茲不得不放棄現實生活題材的創作，以借古喻今的手法表明自己仍是站在社會進步立場上的。
二十年代初，莫裏茲就是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寫作的。這時，同莫裏茲有過密切關係的《西方》雜誌出版社瀕臨破產。而另一家出版他的作品的裏格拉迪兄弟出版社自從革命以來，根本不願意再考慮出版他的著作。那個一向把他視為值得尊敬的工作夥伴《佩斯新聞報》也不登載他的作品了。莫裏茲隻好另找出路，跟一家具有自由主義觀點的大資產階級出版社"雅典"掛鉤，《永遠做一個好人》就是由雅典出版社出版的。從此以後，他的許多重要作品都由"雅典"及其控製的報紙《晚報》出版或連載。直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法西斯分子接管這家出版社以後。作家同它的關係才告結束。自然，莫裏茲在同這家當時惟一願意出版他的作品的出版社打交道時，最初是付出了很大代價的，即雙方達成默契，作品的思想內容不能觸犯現政權，出版社隻能出版像《埃勒德伊》這類有一定限製範圍的曆史題材小說。形勢所迫，莫裏茲別無選擇，隻好接受這種條件，但心裏一直很矛盾，大概這是這部小說拖了多年才告竣工的原因。
這期間，莫裏茲應戲劇界和報社之約，為正在上演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寫評論，這既非他所長，又不能暢所欲言，所以這些應景文章並沒有什麼出色之處。這時期值得一提的，倒是他喜歡經常在國內到處走動。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在女兒們的陪伴下，在阿爾弗勒德大平原地區作了一次長距離的旅行，給一向生活在大都市的女兒們指點和介紹他兒時生活的世界、平原村莊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景色。他自己身邊也總是帶著筆記本和鉛筆，把沿途所得觀感和同人們交談的內容詳詳細細記錄下來。這些記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大大豐富了他的創作素材，成為他取之不盡的源泉。莫裏茲寫作速度之快，幾乎達到驚人的程度，每當他醞釀成熟動筆時，故事、人物在他的筆下有如泉湧，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是一氣嗬成，這當然同他平日不辭辛勞搜集大量材料，熟悉作品人物分不開的。
從二十年代中期開始，莫裏茲從苦悶中慢慢恢複了元氣，創作活動又逐漸活躍起來。他沒有向反動當局屈服，也不為大貴族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暫時趨向穩定和鞏固的表麵現象所迷惑，反而更認清了統治階級中間的爾虞我詐，以及日益變得嚴重的社會危機。於是，他的創作題材更為廣泛，思想傾向更為鮮明，形成了一個新的創作高潮。《破曉》（1926年出版）、《老爺們的歡宴》（1927年出版）等作品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就作品所表現的主題思想而言，《破曉》和《老爺們的歡宴》是有它的連續性的。《破曉》把戲劇性故事緊湊地壓縮在一個晚上。人們在尼裏伯爵的莊園裏慶賀莊園管理人伊斯特萬的生日。可是晚宴開始時的愉快、歡樂氣氛很快被各種隱伏的糾紛和矛盾攪亂了，跟著傳來伯爵已把莊園典押給一個維也納商人的消息。這幫靠剝削農民過活的鄉紳們的幻夢也隨之破滅，然而出於一種走投無路的變態心理，他們反而更瘋狂地尋歡作樂，直到"破曉"才停止。作者在這裏透過對統治階級人物在精神、道德上徹底墮落的揭露，向讀者指出，這個階級已經走向滅亡，即使出賣親生女兒，也無法起死回生。
《老爺們的歡宴》把《破曉》的主題思想進一步發揮。故事發生在一個名叫沙克馬裏·佐爾坦的貴族地主莊園裏。麵對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展，沙克馬裏意識到無法再按照舊的模式生活下去，便企圖仿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改造他的莊園，因而同那些守舊人物發生衝突，又無法同金融資本抗爭，加上個人在情場上的失意，既不能和妻子住在一起，又不能和她離異，而他的情婦也拋棄了他，到城市去找出路了。他無路可逃，在連著三天縱飲之後，在"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極其壓抑的氣氛裏，點一把火燒毀了莊園，同喝得醉醺醺的高朋貴友圍著熊熊燃燒的房子狂舞，最後在"我們已經被宣判死亡！"的絕望聲中開槍結果了自己。從莫裏茲的創作思想來看，這個時期他所寫的作品的確表明他已認識到千百年來貴族地主階級賴以生存的封建社會必將走向毀滅的鐵的事實。但從他對作品裏主人公的悲劇下場所流露出來的淡淡的哀愁和痛心，也說明作者仍然沒有徹底擺脫革命失敗後心中留下的失望情緒。他個人思想發展和藝術創作上的現實主義還有待繼續深化。
這期間，莫裏茲個人的家庭生活也出現了意料不到的變化。一九二四年間，他的劇作《麥穗》在佩斯的民族劇院上演，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美貌的西莫尼·瑪麗亞。她是當時紅極一時的演員，在他們相互通信過程中，漸漸超越友誼的界限，吐露了彼此愛慕之情。於是，同西莫尼·瑪麗亞的關係在莫裏茲的家庭裏引起巨大的風波。莫裏茲由於氣質上的不同，原來就跟妻子存在一定矛盾，現在又出現了第三者，這就必然加劇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的破裂，促使他們的關係愈來愈惡化。但是，嚴格的道德觀念使莫裏茲絕對不忍心馬上拋棄"糟糠之妻"，另找新歡而不受到良心的譴責。因此，他陷入了無法解脫的痛苦之中，常常外出，希望變換一個環境，通過緊張的寫作，暫時忘掉感情上的苦惱。他經常到他熟悉的德布雷森去，可是，在那裏並沒能使他擺脫舊的煩惱，反而陷入另一個女人的情網。這一年年底，莫裏茲在德布雷森又結識了一位比他年紀小得多而又風流的寡婦，很快對她產生了愛情。
這時候，莫裏茲的妻子"楊柯"在思想上也處於極其痛苦之中，她是一位道德觀念比較保守，內涵較深而自尊心很強的女性。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同丈夫不和諧的一麵已經發展到不可能妥協的地步，可是，她又不願意給丈夫帶來更大的痛苦。出於一種自我犧牲的絕望感，"楊柯"先後兩次輕生。不幸的是，她在一九二五年四月間第二次自殺時，因搶救無效而死去。妻子的死，使莫裏茲感到愧疚和莫大的悲慟，為了擺脫內心的哀痛，他料理完後事，便攜帶女兒們先到意大利北部，後又到斯洛伐克地區作一次較長時間的旅行。
這次旅行回布達佩斯後不久，莫裏茲終於下決心跟德布雷森那個年輕寡婦斷絕了關係，而同西莫尼·瑪麗亞的來往卻越加頻繁，第二年的夏天，他們便正式結婚了。
隨著莫裏茲在創作活動方麵的進展，他同文藝界進步作家的接觸日漸增多。這時期《西方》雜誌也逐漸擺脫了前一時期的困境，再度活躍起來。當然，團結在《西方》雜誌周圍的作家，既有思想進步、主張走現實主義道路的如莫裏茲等，也有代表資產階級各種文學流派的，其中最突出的有主張藝術至上的一批文藝家，其代表是詩人、評論家波比茨·米哈依（1883-1941），他們在促進社會文化進步這一大前提下團結在一起，向保守、落後的封建文化開戰。一九二九年，當時的《西方》雜誌負責人奧什瓦特·艾勒納自殺，編輯部的重擔義不容辭地落在莫裏茲和波比茨的肩上。他們商定共同負責編輯部的工作和物質管理方麵的事務工作。但是，他們之間因創作道路和藝術觀點不同，妥協是暫時的，其實，在他們合作的瞬間，已埋伏下破裂的危機。
參加《西方》雜誌編輯部工作使莫裏茲的社會活動更頻繁，工作量更大。一九三○年間，除了寫作，他還多次應邀到外地去作演說和訪問。然而，他同波比茨的矛盾卻常常使他苦惱，個人之間的友誼並不能掩蓋思想上的分歧。隨著波比茨的思想愈來愈右傾，莫裏茲更加懷念同奧第建立在戰鬥目標一致基礎上的真摯友情。一九三二年底，莫裏茲終於決定離開《西方》雜誌社，讓波比茨一人獨自負責編輯部工作，以便至少還能維持彼此間的私人友誼。
從小說《永遠做一個好人》開始，到以優秀長篇小說《親戚》（1930年）作為結束，莫裏茲這一創作期約經曆十年時間。
莫裏茲這個時期的創作活動是在革命失敗後開始的，經曆了革命低潮，反革命政權的加強，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法西斯勢力的崛起。作為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的現實主義作家，莫裏茲始終堅信人民的力量，站在勞動人民一邊，逐漸克服革命失敗後產生的某種悲觀失望情緒。因此，他這一時期作品的題材更加廣泛，對舊社會的揭露批判更加有力，作品的主題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意義。
莫裏茲在三十年代的創作活動，繼長篇小說《親戚》之後，又出現一個新的創作期。一九三二年，他剛把在報紙上連載的《親戚》加以修改，加強揭露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描寫部分，著重敘述勞動人民的貧困，交付出版社出版，接著又動手編輯出版反映匈牙利廣大農村麵貌的《野蠻人》這部短篇小說集。
就創作的環境和物質條件而言，像莫裏茲這樣知名的多產作家，生活理應相當優越，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時期，他失去了勤儉持家的"楊柯"，娶了一位很會花錢的嬌妻，加上莫裏茲為人慷慨，對於親友的求援總是有求必應，從不拒絕。另一方麵，他的收入又不如以前優厚，原因是一九三三年雅典出版社和《晚報》負責人米克洛什·安托爾逝世後，接手的是一位既無才學又嫉賢妒能的作家費勒迪·米哈依。他不僅限製莫裏茲作品的重版，而且不履行原先同莫裏茲簽訂的協議，單方麵壓低稿酬。收入日見減少，開銷卻不斷增大，莫裏茲不得不更多地關心家庭的物質利益，惟一的辦法是增加工作量，拚命寫作。正是在這種壓力下，他又拿起放下多年的曆史題材小說《埃勒德伊》第三部的寫作，並於一九三五年出版。
除了以上這些外部原因外，這期間家庭生活裏出現的緊張關係，也使他精神上愈來愈不愉快，備感孤獨。莫裏茲第二次結婚後不久就意識到，他得到的並不是一位像原配"楊柯"那樣對他的生活和創作灌注全部感情的伴侶。瑪麗亞是一位著意生活享受、愛打扮和出風頭的女人。她像一個陌生人那樣生活在莫裏茲身邊，不會照料莫裏茲，也不關心家庭生活。劇院的生活瑣事和喋喋不休的言談並沒有使莫裏茲在創作上產生任何靈感。她很少，甚至從不過問莫裏茲的工作。隨著時光的流逝，彼此在感情上開始逐漸疏遠。莫裏茲這時才更加懷念"楊柯"，深深懂得"楊柯"在他創作活動中的重大價值，認識到惟有"楊柯"才是他終生不可缺少的伴侶，因而更感到羞愧和內疚。莫裏茲同瑪麗亞維持著表麵上過得去的關係，但在思想感情上卻同路人一般。瑪麗亞忙於她的演出和應酬，而莫裏茲愈來愈感到自己隻能跟打字機結伴，隻有在埋頭寫作時，思想上的苦悶才得以轉移，感到暫時的輕鬆。在這期間，他的女兒們都相繼長大成人，兩個大的出嫁了；一個嫁給原先是詩人的書商，一個嫁給同行--男演員。晚年，莫裏茲在缺乏家庭溫暖的生活中感到難以忍受，幾次想離開布達佩斯，住到姑娘村的住宅去，但考慮到必遭瑪麗亞的反對而擱置不提。一九三六年底，莫裏茲才最後下決心到姑娘村去長住，此去直到逝世沒有離開過。
人到晚年，更想念自己的故鄉和兒時的生活。莫裏茲這期間的創作又回到他熟悉而又喜愛的農村廣闊天地裏去，寫出了許多優秀的兒童題材短篇小說，如《兩隻小狗的爭吵》、《郵遞員》、《二月在庭院，夏日在何處？》等，同時也是他撰寫童年時期自傳體小說《我的生活小說》的前奏。
一九三五年，莫裏茲除了出版大型曆史小說《埃勒德伊》的第三部《太陽的陰影》外，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幸福的人》。這部小說一九三二年先在《佩斯日誌》報上連載，後又修改成書出版。三十年代初，匈牙利農業危機達到頂點。他的一位名叫尤奧·久爾吉的遠房親戚從老家來到編輯部，要求"叔叔"聽他敘說他一生的經曆，並宣稱那將是一部"美好的小說"。莫裏茲說，《幸福的人》這部小說正是應尤奧的要求而寫的。小說采用尤奧自述的方式，縮短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淋漓盡致地敘述勞動農民受剝削、奴役和屈辱的痛苦生活。尤奧原先是一位心地善良、熱愛勞動、機智聰明的農村青年。可是，由於一時的疏忽大意，在禮儀方麵他得罪了村裏的上層人物，為此招來一連串的刁難和報複，幾乎使他和他的母親陷入致命的貧窮。殘酷的生活現實使他最後變成沉默寡言、謹小慎微、委靡不振的庸人。他從自己痛苦的經曆中總結出一條教訓："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會給人招來橫禍，窮人對連鳥兒都不在乎的事情也得小心應付。"尤奧把這當作生活的信條，心甘情願過一輩子窮困潦倒的生活。然而作者卻給小說起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幸福的人》。這樣，讀者會從作者不加著色、娓娓動聽的敘述和人物的結局中自然而然地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這就是尤奧在霍爾蒂反動政權統治下的幸福，那麼，他的不幸又是什麼呢？
一九三六年，他的另一部著名長篇小說《強盜》脫稿（也譯《山盜》），於第二年出版。
一九三八年，他經過多年醞釀才寫成的《我的生活小說》終於與讀者見麵了。這部小說寫的是作者的童年生活。它以細膩、生動的筆觸，洋溢著作者真摯的思想感情，使讀者從中了解到一個生長在農村、家庭屢遭變故的孩子對生活的感受。小說的文筆自然、流暢，不僅對了解莫裏茲的家庭和童年，而且對了解作家所處的時代也很有價值，是一幅清晰的時代畫卷。它是莫裏茲成功之作，也是讀者很感興趣的一部富有生活氣息和詩意的小說。
隨著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同他們沆瀣一氣的匈牙利反動政府把自己拴在法西斯德國的戰車上。歐洲上空戰雲濃聚，在匈牙利，法西斯統治日愈嚴酷。一九三九年末，法西斯政府強行接收《晚報》，撤銷了同莫裏茲簽訂的合同，而莫裏茲在其他報紙上發表作品也愈來愈困難了。更為嚴重的是，雅典出版社這時因種種原因債台高築，影響了莫裏茲小說的出版和收入來源。
一九四○年，莫裏茲接過《東方人民》雜誌，獨自負責編輯和出版事宜。他的工作非常繁重，常常不得不在外出訪問途中從事編輯稿件和考慮組稿問題，還要擠時間完成長篇小說《孤兒院的孩子》。這位勤奮的筆耕者，雖然年過花甲，還精神抖擻從事創作，仿佛他有取之不盡的精力，寫不完的題材。他說："就在這一分鍾，《孤兒院的孩子》脫稿了。正好是午夜時刻，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後又將發生什麼事情呢？這裏又將要有一部小說，我又要寫一部小說！這就是一切......"果然，這一年他又完成了準備多年的大型長篇小說《羅若·山陀爾》第一卷。
《東方人民》雜誌不僅介紹外國作家和作品，同時也成了莫裏茲熱心團結和培育年輕作家的陣地。一切後來有成就的、從三十年代起就以描寫匈牙利農民生活為己任的"民粹派"作家，當時無不受到莫裏茲的關懷。在新興起的"民粹派"作家中間，思想上並不都是一致的，他們在"民粹派"究竟是"精神或者政治運動"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和爭論。以艾勒德伊·費侖茨和達爾瓦什·尤若夫為首的一部分左翼分子，主張建立為實現貧農的政治目標而奮鬥的政黨；另一派則主張所謂"精神自衛"，把"民粹派"運動局限在文學創作範圍，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費若·格若和涅梅特·拉什洛等。莫裏茲始終抱不介入態度。於一九四○年底出版的一期《東方人民》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摒棄政治，從事建設"的口號。誠然，這個口號是偏右的，但總的來說，《東方人民》雜誌基本上為"民粹派"各種觀點的作家提供了精神講壇。
《羅若·山陀爾》第一卷問世後，莫裏茲在一九四二年初又完成了《羅若·山陀爾》的第二卷。它以匈牙利南部塞格德地區為背景，全麵描寫了十九世紀上半葉匈牙利廣大農村生活和農民同貴族地主階級進行的波瀾壯闊的鬥爭，可以說是一幅紛繁的真實社會生活圖景。
小說的主人公羅若·山陀爾同《強盜》的主人公約尼一樣，也是一個綠林好漢，但他比約尼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據說羅若·山陀爾確有其人，他的事跡如同我國的梁山好漢，在匈牙利民間流傳甚廣。莫裏茲使羅若·山陀爾這一人物處在一係列矛盾鬥爭中，再現了十九世紀波及整個匈牙利的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畫麵：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從上而下的解放農奴運動是不徹底的，因為名義上獲得解放和人身自由的農奴並沒有得到土地，農民和所謂釋放了的農奴仍然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被迫為自身的生存而起來進行反抗；一八四八年由中、小貴族知識分子領導的自由鬥爭，由於沒有發動農民群眾參加，顯得軟弱無力，最後以失敗告終。以作者寫作這部小說的年代來說，當時正當歐洲法西斯極其猖獗之際，莫裏茲顯然已不是為了寫曆史小說而寫《羅若·山陀爾》。他是借古喻今，提醒人們：隻有同人民在一起，才能有效地保衛國家和捍衛民族獨立；當前，反對法西斯的鬥爭是關係到匈牙利民族興亡的重大問題。
莫裏茲由於長期忘我地工作，疲勞過度，滿六十歲時，曾因患輕微腦溢血一度住過院。醫生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出院後，根本顧不上休息，又馬上拿起筆杆子從事緊張的寫作。他還經常來回奔波於姑娘村、布達佩斯和德布雷森之間。事實上，出院後他做的是超過兩個正常人的工作量，這大大損害了他的健康。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莫裏茲有一次曾很傷感地對家人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掉了十六磅肉。這回我再也等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不幸，他這一預言竟成了現實。就在法西斯統治最黑暗的年月，即一九四二年八月底的一個晚上，莫裏茲突然又患腦溢血，經醫院搶救數日無效，於九月四日清晨永遠閉上了他那雙熾熱、明亮的眼睛，他那顆一生為人民寫作的火熱的心也停止了跳動，享年六十三歲。官方對莫裏茲的逝世表示冷淡。然而，當噩耗傳開，正直的作家和廣大群眾無不為之悲慟，成千上萬的人來到墓地向這位為勞動大眾永不知疲倦地寫作的偉大作家告別。
莫裏茲作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匈牙利最著名的小說家，以他獲得成功的眾多的現實主義作品，推動了匈牙利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為現代匈牙利散文文學奠定了真正現實主義基礎。莫裏茲喜歡把自己比作"說真話"的人。無怪乎努力去熟悉生活、反映社會生活真實麵貌，成為這位一生堅持探索生活真諦的小說家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主要特征。他說過："一個作家愈是偉大，在最關鍵的問題上，他就愈肩負著重大的任務，那就是直言不諱地道出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義務。"莫裏茲的現實主義小說創作所以能夠較全麵地揭示他所處時代的麵貌，是同他對他生活的時代有較深刻、較全麵的認識和了解分不開的。他常常開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旅行經紀人"。他到處有熟人，特別是在農民中有更多的熟人。對於這些"相識"的生活、苦惱和問題，他了解得十分細致、深入。所以在他的筆下，這些人物栩栩如生；而統治階級同廣大勞動群眾的矛盾和衝突是這個時代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在他的作品裏都得到藝術的反映。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主要意義在於：一方麵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被剝削受侮辱的勞動農民給予深厚的同情，並通過他們的悲慘命運和遭受的非人待遇對沒落的半封建匈牙利社會提出嚴正的譴責，喊出他們要求革命和變革的正義呼聲；另一方麵，對於上層統治階級人物的陰險毒辣、胡作非為、愚蠢傲慢以及生活道德上的腐敗墮落，也給予無情的揭露和嘲弄，暴露了當時社會的深刻危機和反動統治階級注定滅亡的曆史趨勢；對於那些思想動搖，行動怯懦的中、小知識分子，也加以鞭策。總之，莫裏茲對於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以及對統治階級的殘暴的揭露和批判所持的堅定態度，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鬥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