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裴多菲
第一章 生平及創作道路
裴多菲·山陀爾（1823-1849年）是匈牙利十九世紀的偉大的愛國詩人，是匈牙利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傑出的戰士和歌手。他以詩歌為武器，為了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同封建勢力和外國侵略者作戰，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他的詩歌作品不僅在匈牙利，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在被壓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和國家裏，得到廣泛的流傳。裴多菲詩歌傳播的領域，直到今天還在不斷擴大，他的詩被譯成幾十種文字出版。在中國，提到裴多菲就會聯想到魯迅，因為他是我國最早評介裴多菲的人。魯迅在一九○七年所著《摩羅詩力說》第九節中，就以敬仰的心情，推崇他"所著詩歌，妙絕人世"，稱讚他"為國而死"的革命精神。偉大的人民作家茅盾是我國翻譯裴多菲詩的第一個人。遠在一九二一年他就以雕冰的筆名翻譯了裴多菲的最著名的政治抒情詩《匈牙利國歌》（即《民族之歇》），發表於同年十月十日上海出版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欄中。這是裴多菲詩的第一首漢譯文。由沈澤民翻譯的抒情詩《惟一的念頭》即《一個念頭在煩惱著我......》，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的《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四號。三年後，即一九二五年一月的《語絲》周刊上發表了魯迅翻譯的裴多菲的五首詩，流傳很廣，影響較大。後來，革命詩人白莽翻譯了他的評傳和九首詩，其中《自由與愛情》一詩，受到我國廣大讀者的歡迎。由於魯迅與茅盾帶頭介紹，裴多菲早已成為我國讀者所熟悉的外國詩人之一。
裴多菲·山陀爾於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出生在多瑙河與蒂薩河之間阿伏德大平原上的吉什--
克洛什村。他原來的姓名叫彼得羅維奇·山陀爾，從一人四二年開始，以裴多菲·山陀爾筆名發表詩歌作品。父親彼得羅維奇·伊斯特萬（1791-1849年）出身於斯拉夫民族，自幼貧苦，做屠夫為生；母親赫魯茲·馬麗亞（1791-1849年）出身於馬紮爾民族的一個農奴家庭，在出嫁前做過洗衣婦和女仆。父親性情倔強，對孩子的教育非常嚴厲；母親是一個身材不高的黑發女人，一個溫順的農婦，她嫻靜、溫柔、憂鬱，特別喜歡孤獨。
根據十九世紀初期匈牙利的社會特點，裴多菲的家庭屬於下層勞苦人民。彼得羅維奇·伊斯特萬按社會法律規定的條例來說，是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最底層的農奴。正如裴多菲於一八四八年所著《老旗手》中回憶他父親時寫道："連他死後的一小塊墳地，也說不上屬於他自己；"裴多菲童年時的家境，幾乎處於赤貧狀態。奧地利皇室對匈牙利進行新的勒索或者加重賦稅，本國的封建統治者也就極力將苛捐雜稅強加於農奴身上。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裴多菲兩歲時，他的家便遷居到菲爾艾吉哈茲。這是一座不大的隻居住匈牙利人的半農業小城。在這裏，詩人的父親開設肉鋪。他當屠夫，殺豬宰羊，贏得較多利潤，日子很快就富裕起來。裴多菲一直把這座小城當作他的故鄉，並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因為他在吉什--克洛什村隻居住兩年就移居到這座小城來，在這裏度過自己的童年，留下他幼年時期的美好記憶。
一八二八年裴多菲五歲，父親把他送進菲爾艾吉哈茲小城的學校，但不久又轉學到克奇克梅特城讀書。他在這裏，除了學習匈牙利語以外，還學習拉丁語。彼得羅維奇對自己的兒子抱有更大的希望，希望把他培養成一個牧師或者商人。這對於一個隻有七歲的幼兒來說，遠離家鄉和父母的照料，食宿於學校，該是何等困難啊！
一八三○年彼得羅維奇全家遷到薩波德薩拉什，父親把他接回家，在本村的小學隻讀了一年書。一八三一年裴多菲又被父親送到薩爾山特列林茲小城的學校，專門攻讀拉丁語。裴多菲遠離家鄉和雙親，他心情沉重，養成了一種喜愛孤獨、性情孤僻、不愛交際的性格，隻是苦讀書、專心寫詩作文。童年時期，裴多菲相當聰明，學習成績優異，特別是他有掌握語言的才能。除了匈牙利語以外，他還能用斯洛伐克語自由交談。
一八三三年裴多菲十歲時，彼得羅維奇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把兒子送進布達佩斯最好的學校學習拉丁語和德語。在布達佩斯學習期間，裴多菲厭煩校方的拉丁語和神學課；但是他對匈牙利古典作家，例如巴拉塞·巴林特、茲裏尼·米克洛什、秋柯諾依·維德茲·米哈依、包恰尼·雅諾什等，特別是魏勒斯馬爾蒂·米哈依的作品使裴多菲沉醉與迷戀。他日夜攻讀文藝作品，其中包括拜倫、雪萊以及海涅和貝朗瑞的詩歌。此外他對戲劇產生強烈的興趣。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到布達佩斯民族劇院看戲，成了劇院的常客。這一時期，裴多菲的學習成績突然下降了。這使裴多菲的父親很惱火，他認為自己的兒子進入大城市，受到了上流社會惡習的影響，便決心讓兒子離開繁華都市。裴多菲在布達佩斯隻學習了一年，又被父親送到多瑙河岸邊的奧賽德的學校學習。他在奧賽德學習了三年，由於閱讀許多歐洲進步書籍和匈牙利古典文藝作品，他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他的這一段艱苦生活，在《旅行書簡》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一八四三年冬末至一八四四年春初，正是寒氣襲人的季節，我在這城裏度過了極其艱苦的歲月。我挨餓，受凍，落得孤身一人，病倒在一位窮苦、善良的老太太家裏。感謝上帝！我沒有死去。如果不是她對我的憐憫，分擔我的痛苦，我一定會死亡。親愛的朋友，如今這封信，我隻好從另一個世界上給你發山了。那時候，我是一個被拋到人世之外的年輕的流浪演員，上帝和人毫不理睬我，對我冷若冰霜。三年半以前，我在劇院裏扮演過配角，引不起任何人對我的注意。後來我走下舞台，來到廣大的人民群眾中間，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員。隻有在這個時候，我的耳邊才響起了陣陣的、熱情的、雷鳴般的呼聲："裴多菲·山陀爾萬歲！"
裴多菲望成為一個演員，渴望通過舞台的藝術生活向人民群眾宣傳先進思想。裴多菲想當演員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佩斯民族劇院上演莎士比亞的名劇《李爾王》時，他扮演劇中一個傻子的角色。關於這次演出，裴多菲寫下了《我第一次扮演的角色》的八行小詩：
我成了演員。第一次
我登台表演，
在舞台上我第一次
露出我的笑臉。
我表演得非常得意，
微笑從我的心底湧出；
啊，我不知什麼緣故，
表演時我失聲慟哭。
裴多菲參加了流浪劇團。通過步行、乘驛車和雪橇，他幾乎遊遍了半個匈牙利的江山。他夜宿在酒店、小客棧、軍營、露夭帳篷和多瑙河橋頭下麵。這使他有機會接觸下層勞動群眾，了解他們的悲慘生活和命運。在流浪劇團裏，裴多菲開始搜集民歌。他采用勞動人民的口語運用民歌形式開始創作詩歌。在十九世紀初的匈牙利詩壇上，當時流行著拉丁語詩的風潮，格律繁嚴、語言晦澀，與勞動人民隔絕。裴多菲希望通過搜集民歌，突破拉丁語詩的限製，采用民族語言，在詩歌創作上探索出一條健康的道路。他認為民歌是勞動人民的創作，有著真切的感情，但是民歌必須加以提煉，提高到真正的藝術珍品。裴多菲嚐試的結果，證明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在這種創作思想指導下，他陸續寫下五十多首民歌體詩篇。從發展上來看，民歌賦予了裴多菲以新的生命，哺育著詩人成長。就是到他後期，在戰場上完成的戰歌，同樣保留著他前期采用民歇體進行創作的優點。
助理編輯時期
魯迅於一九○七年在《摩羅詩力說》中評論裴多菲時說："浪遊變易，殆無寧時"，這是對詩人少年時代性格的全麵概括。一八四三年冬底，裴多菲衣裳襤褸，帶著一卷詩稿，踏上了通向布達佩斯的大路。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這卷詩稿上麵。他想賣掉它，換取幾片麵包。在寒冬季節，獨自遠行，離開德布勒森城，奔往首都。舉目不見一個人影兒，雨點打在他的臉上，同眼淚彙合，凍成冰淩。經過一個星期，裴多菲終於到達布達佩斯。他決心拜訪當代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魏勒斯馬爾蒂。他把詩稿交給了魏勒斯馬爾蒂，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詩受到魏勒斯馬爾蒂的讚賞，並介紹給當時的民族叢書社，他的第一本詩集出版了。
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開始擔任《佩斯時裝報》的助理編輯。他的流浪性格稍有改變，漂泊生活逐漸趨於穩定。他開始組織佩斯的激進青年，努力從事政治與文學研究。裴多菲所領導的以畢爾瓦茲咖啡館為活動中心的青年，後來形成為"三月青年，'的組織。他們在佩斯起義中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裴多菲不僅是這個組織的領導者，而且是這一批青年人的精神領袖。
這一時期，裴多菲作為瓦豪特·依姆雷的助手，共同從事《佩斯時裝報》的編輯工作。這個刊物並非純文學雜誌，為了迎合婦女們的需要，經常刊登時髦服裝樣式，宣傳巴黎婦女所追求的服裝改革。它是一個帶有封建性質、崇拜歐洲文化、輕視民族文學傳統的守舊派刊物。裴多菲做了這個刊物的助理編輯，隻是由於生活所迫，為了有固定的薪金收入。更主要的，是裴多菲有了一個安靜的寫詩的環境。裴多菲精力充沛，意誌堅強，對未來抱有必勝的信念。他期望以《佩斯時裝報》和科蘇特創辦的《佩斯新聞》為陣地，向本國的封建複古派和德國的反動浪漫派作家們進行鬥爭。在他擔任一年的助理編輯時期，受到封建複古派作家和自由妥協派作家們的瘋狂攻擊。除此之外，裴多菲開始寫下了一係列的政治抒情詩，例如《愛國者之歌》、《貴族》、《給在國外的匈牙利人》、《為什麼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奴隸國的兒子》等。這些抒情詩標誌著裴多菲革命詩歌的開始。他在《愛國者之歌》一詩的開頭，就表達了他熱愛祖國的感情：
我是你的，我的祖國，都是你的，
我的這顆心，我的靈魂；
假如我不愛你，我的祖國，
我能愛哪一個人？
裴多菲把自己比喻成教堂，把祖國比喻成祖壇，在他的心靈中虔誠地供奉。在這首詩中，詩人發誓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永遠不變。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在德布勒森的一所草棚裏寫他的第一首政治諷刺詩《貴族》，開始向貴族地主階級進行挑戰；
把那惡棍吊上鞭刑柱吧，
用棍棒來清算他的罪惡；
他偷，他搶......鬼知道，
他幹的壞事實在太多。
匈牙利啟蒙運動時期的進步作家也曾經創作過揭露貴族地主階級的貪婪、落後、愚昧等方麵的諷刺作品，但是他們的目的在於教誨他們如何改正或者克服，以求得進步。裴多菲和他們完全不同了。他號召奴隸們起來同貴族地主階級進行血戰。
這一階段，裴多菲除寫作政治詩以外，也是他采用民歌體寫作和搜集歌謠最豐收的時期。例如他的《穀子成熟了》、《我走進廚房》、《誰能讓花不吐蕊》、《傍晚》以及被魯迅引入《七論"文人相輕"--兩傷》的雜文中的《我的愛情並不是......》等民歌體詩篇，被音樂家譜曲傳唱，深受匈牙利人民的喜愛。裴多菲用極流暢的語言、和諧的音調，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與蒂薩河畔的漁夫、田野裏勞動的男女青年、巴空尼大森林裏的山盜，都描繪在他初期采用民歌體創作的詩歌裏了。他把自己的詩稿在農村小酒館、大車店裏朗誦，聽取勞動人民的意見和接受他們的審查。他前期的許多詩篇，都經過這種考驗之後才最後定稿的。他把下層勞苦大眾的反應作為衡量自己詩歌的重要標準，努力使每一首詩從內容直到形式都為群眾所喜愛。雖然裴多菲在早期的嚐試中也有時失敗，但是他認定民族詩歌發展的方向，毫不灰心地向前探索。為了創立民族詩歌，為了實現"詩歌革命"的理想，裴多菲不顧反動作家們的叫囂，充滿信心地宣布："......將來詩歌本身也許把我帶進最完善、最真正的匈牙利詩歌的形式中去。"（l847年《詩歌全集序》）
一八四四年冬季，裴多菲愛上了一位十五歲的少女喬包·愛德爾卡。他們一見鍾情，互相愛慕。詩人寫下初戀階段的愛情詩，獻給這位少女：
姑娘，你可見過多瑙河？
它從一個島的中央流過；
我說你那嬌美的麵容，
輕輕蕩漾著我的心波。
綠色的落葉從島旁，
被卷入藍色的水浪，
我說你那希望的濃蔭，
悄悄撒在我的心上。
--《給愛德爾卡》
可是他們相識不久，喬包·愛德爾卡突然患病，於一八四五年一月七日死去，被埋葬在蓋萊伯斯陵園裏。這給詩人精神上很大的打擊。喬包·馬麗亞在她的《回憶片斷》中這樣記載她妹妹喬包·愛德爾卡死後的情形："......聖誕節剛剛過去兩周，愛德爾卡死去了。兩位詩人--我的丈夫和裴多菲將她埋葬。裴多菲在靈柩前痛哭失聲。安葬了愛德爾卡以後，裴多菲在我們家裏住了十四天，他住在停放過愛德爾卡屍體的房間，也就是睡在愛德爾卡生前所睡的床上。"在這位清秀的少女逝世後的兩個月裏，裴多菲經常來到蓋萊伯斯陵園，並且寫了許多悼念愛德爾卡的詩篇。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了詩集《愛德爾卡墳上的柏葉》。詩集共收三十四首短詩。這部詩集從內容來看，詩人深切表露對初戀少女愛德爾卡的天真的懷戀。裴多菲同他前輩詩人的墳頭詩有所不同，在裴多菲的詩中有控訴時代的激進的成分。在《愛德爾卡墳上的柏葉》組詩中，裴多菲熱切地表露了對這位少女的純潔的愛情的向往、追求與懷念，並以濃厚的感傷主義的情趣，哭訴少女過早夭亡；同時詩人賦予了理想中的愛情以一種美好的浪漫主義的色彩。例如《唉，葬儀的鍾響了！》、《古老的大地......》、《枝頭的花瓣紛紛地飄落》以及被我國革命詩人白莽譯成漢文的《雪嗬，你是大地的壽衣》等詩，都屬於這一類作品。
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裴多菲開始了他的長途旅行。他乘驛車從布達佩斯啟程，向喀爾巴阡山腳下進發。他幾乎遊曆了半個匈牙利，於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布達佩斯，曆時將近三個月。他這次旅行的重要收獲，是完成了《旅行劄記》散文作品。旅途中，裴多菲受到勞苦人民的熱情款待。經過北部山區艾伯利耶什、吉什--馬爾克山城時，青年男女排著隊伍，奏著音樂，舉著火炬，向他表示歡迎。由於裴多菲的詩獲得讀者的高度評價，人們都以結識這位新詩人為榮。當他旅行到利姆--鬆包特和戈摩爾州的時候，時逢大選，他被選舉為上訴法官。他在詩友蓋雷尼和頓姆巴的家裏住了一個月的光景，他們討論了關於民族詩歌的發展方向問題，並進行賽詩，還有參觀古跡等活動。他參觀了匈牙利北部的菲萊克、薩莫什克、薩爾溝城堡的遺址，聽到許多山民關於古代反抗土耳其人的戰鬥傳說。這一切增添了裴多菲在旅途中的興致。他在《旅行劄記》中寫道："除了人民，哪些詩人能有這樣豐富的想象呢？"一八四六年，他寫下長篇敘事詩《薩爾溝城堡》，這是此次訪問三座城堡遺址的重要收獲。
《旅行劄記》不僅是裴多菲按照旅行路程記載途中見聞，而且他借題發揮，抨擊了資產階級議會選舉中，地主資產階級政客們鑽營祿位、搞投機、拉選票等卑劣手段；同時他對當時文藝界浪漫派作家的矯揉造作與虛弱無力，對封建複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規和陳詞濫調，都作了有力的批判。本篇遊記尚能幫助讀者了解詩人青年時代的苦難生活和對祖國壯麗河山的描繪，反映了詩人的愛國主義思想。寫作本篇遊記時，裴多菲年僅二十二歲，他那時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經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戰鬥洗禮，缺少飽滿的生活和戰鬥經曆。遊記的某些段落或對個別事件和景物的描寫，並無深刻的含義，有些地方顯得油滑，甚至流露出自然主義的色彩。本篇的薄弱之處，反映出作為傑出的詩人裴多菲早期創作中的缺點。
裴多菲完成北部高地一帶的旅行回到布達佩斯以後，他應劇作家艾格萊希·戈包爾（1808-1866年）的邀請，完成了劇本《卓爾特·馬爾奇》的創作。由於這個劇本不適於舞台演出，民族劇院委員會沒有通過這個劇本。裴多菲在一氣之下，將手稿燒毀。匈牙利的進步作家和評論家們，總為詩人的這一"憤怒"和"激動"所造成的無法彌補的損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時期的流浪生活，給他帶來無窮的困苦；但是這也使他有機會從各方麵接觸窮苦大眾。一方麵他看到京城的輝煌、富麗和奢華，貴族地主的豪橫野蠻，投機商人的牟取重利；另一方麵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岸邊的乞丐、窮人的黑麵包和孤兒寡婦的淚痕，勞動人民的汗水和疲憊的人影。他在《佩斯》一詩中寫道：
修鞋匠的粗暴的打罵行為，
車輪下結束了窮人的生命，
小偷、山盜，還有投機商販，
佩斯街頭成了乞丐的大海。
看哪！在天氣晴朗的初秋，
穿得花花綠綠的小姐們出外郊遊，
麵頰塗著濃厚的胭脂，臀部凸起，
老爺們牽著狗兒遊戲......
詩人在指出上層社會的腐敗之後，他的筆鋒又轉向京城生活的另一個側麵：
光榮的紈袴子弟們在街頭遊蕩！
我稱佩斯是買賣牲口的市場。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裏，裴多菲把布達佩斯看成是兩個階級的生活矛盾表現最為鮮明、最為尖銳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這個古老的都市裏。裴多菲以勞動人民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就受著剝削的重壓和窮困生活的煎熬。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樂的貴族地主們對立起來，沿著平民詩人的道路前進，以平民歌手的姿態出現，無情地揭露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愚昧無知、不求進取的貴族老爺們。這一時期，裴多菲詩歌創作中的鮮明的民主傾向和反抗舊世界的激進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來越感到作家責任的重大，嚴格要求自己，堅定地前進，同舊勢力展開鬥爭。他一再強調："誰是詩人，誰就得前進，千辛萬苦和人民在一起！"（《致十九世紀的詩人》）同時他又善於團結他周圍的作家，引導他們為勞苦大眾進行創作。例如被魯迅引入《詩歌之敵》和《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詩《題B·B2·夫人照相詩》（即《題在瓦·山夫人的紀念冊上》），並將這首詩譯成了散文："聽說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這首詩是裴多菲題給瓦豪特·山陀爾夫人喬包·馬麗亞的。裴多菲批評了這位女詩人在婚後的生活中沉醉於個人的所謂幸福當中。魯迅一再引用這首小詩，就是因為當時中國現實社會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淪於個人主義的狹隘圈子裏。
一八四五年夏天，在愛德爾卡逝世半年以後，裴多菲又愛上了一個地主女兒麥德尼阿斯基·伯爾娜。她有著驚人的美麗麵容。隻因為她的美，使裴多菲在愛德爾卡的愛情悲劇之後，擺脫了精神上的苦惱，使愛情的女神在詩人的心靈中蘇醒。這位驕傲的莊園少女對裴多菲這樣一個全國聞名的詩人是羨慕的。她愛裴多菲的詩，但並不喜歡裴多菲這樣一個瘦弱多病的窮苦人。裴多菲自己十分清楚，他與這位"鄉下美女"沒有任何共同的語言。但是，裴多菲被她的美所迷戀，寫了許多愛情詩獻給她。一八四五年秋天，出版了《愛情的珍珠》，共收入愛情詩四十首。這些作品，有一些是詩人的失敗之作；在今天看來，它們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社會價值。為了單純追求女方，流露出自然主義的感傷情調，甚至有些詩純屬無病呻吟。但是在這四十首詩當中，也有些精品，例如《我願是樹，假如......》、《我的愛情在一百個形象中》、《假如上帝......》以及《我夢見戰爭來臨》等等。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的思想正處於"淡淡的哀愁"的時期。這一階段，他完成了激動人心的《雲》組詩，共寫了六十六首。這些短歌具有歐洲革命風暴來臨前的時代的特征。裴多菲受到歐洲大陸上滾動著的革命浪潮的衝擊，對於摧毀匈牙利封建製度的信心越來越堅定，勇氣越來越足，似乎一種不可遏止的憤怒即將爆發了。
這一時期，正處於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的前夜。在匈牙利，異族侵略和國內的階級壓迫日益尖銳化。詩人在思想上的苦悶、彷徨、探索，向往法國革命而無法實現，對民族的前途感到一片朦朧和晦暗。裴多菲的思想幾乎瀕於"絕望"的邊緣。他的這種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雲》組詩中，而且在創作《雲》組詩的後期，他寫下《希望》的小詩。一九二五年，這首小詩被魯迅引用在他的散文詩《野草》第七篇《希望》中，說明當時魯迅的思想與裴多菲的思想相近似，並且受到裴多菲的良好的影響：
希望是什麼？......它是賣弄風情的娼妓。
不管誰，她都同樣地擁抱，
當你失去了最美麗的珍寶，青春，
那時候，她就把你拋掉，拋掉！
--《希望》
《雲》組詩充分表現了裴多菲的悲觀、矛盾、憤慨和痛苦追求的心情。那時詩人向往法國革命而在匈牙利無法實現，農民騷動屢遭失敗，民族衰落，前途暗淡，再加上他對愛德爾卡的愛情又遭受打擊，使他的思想蒙上了一層"淡淡的哀愁"的浮雲。他在寫作《雲》組詩的後期，即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他從薩特馬爾寫給詩友蓋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寫下這樣富有深刻哲理的話："絕望之為虛妄，正如希望相同"。魯迅於一九二五年作《希望》篇時，曾有兩處引用了裴多菲的這句話，意思是說，絕望的不真實、不存在，正如希望的不真實、不存在是一樣的。按照匈牙利文直譯，可譯成，"不管是希望還是絕望，都是騙人的。"
一八四五年或者稍後一段時期，盡管裴多菲的思想發展瀕於"絕望"的邊緣，但是他仍然沒有停止同封建勢力的鬥爭。感傷的詩他寫過，鋒芒畢露的政治詩更是他創作的主流。他寫下《匈牙利的貴人》諷刺詩，同時也寫下了《祖國頌》讚美先人豐功偉績的頌詩。他指出"哪裏有自由，哪裏才有祖國！"這樣一個激動人心的口號。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下，裴多菲在同舊製度鬥爭中感到勢單力薄，對勝利感到渺茫，這說明詩人前期富於浪漫主義的幻想。當他接觸到匈牙利的現實社會之後，必然會產生一種失望與感傷。這是一般革命者必然要經過的一個階段。
一八四七年裴多菲在攻讀歐洲哲學，特別是在他掌握了黑格爾左派的辯證法之後，開始運用辯證的觀點分析"絕望"與"希望"的關係。裴多菲並不否定"絕望"，也正如他不能全盤肯定"希望"一樣，在"絕望"中閃耀著希望的火花，在"希望"中同樣潛伏著絕望的惡運。這是裴多菲思想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從一八四六年春夏之交開始，裴多菲的詩歌創作確定以政治詩為主的新方向，號召奴隸奮起砸斷鐵鎖鏈；
我夢見流血的日子，
它將世界全部毀滅，
在舊世界的廢墟上，
建設起嶄新的世界。
──《我夢見流血的日子》
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結束了他的短暫的
"淡談的哀愁"，並以實際行動向革命邁進。他在布達佩斯組織起"十人協會"和匈牙利第一個作家團體"青年匈牙利"，並且出版了宣傳民主主義思想的刊物《生活景象》。"十人協會"和作家協會的建立，增強了裴多菲從事革命活動的力量。他的"孤獨"與"絕望"情緒逐漸減輕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裴多菲從布達佩斯啟程，開始他第二次長途旅行。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返回布達佩斯，曆時六個多月。這次旅行他完成了第二部重要散文作品《旅行書簡》。全篇由二十封信組成。詩人此次出遊的原因有四：第一，應他的朋友蓋雷尼·符利捷什的邀請，討論關於民族詩歌的發展方向問題；第二，時處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他借機出遊，以了解下層革命的力量；第三，他同森德萊·尤麗亞定於九月八日在托爾頓結婚，那種急切的心情，促使他早日啟程；第四，他的戰友阿蘭尼·雅諾什邀請他到索倫塔作客，並討論關於創作人民詩歌的問題。裴多菲此次旅行的路線，有些是他在一八四五年出遊時所經過的地方。他以書簡體寫下《旅行書簡》的遊記，每到一處歇腳，便發出一封。除了記載途中見聞之外，他借題發揮，抨擊匈牙利文壇上的反動作家，並對歐洲著名大作家橫發議論。例如他對歌德、狄更斯、大仲馬等，曾經說了一些精辟的言論。他一再聲明他不喜歡歌德，不喜歡《浮士德》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他稱讚狄更斯小說揭露社會的深刻性，稱許大仲馬描寫人物的真實。他的這些言論，雖然出於自己的愛好，卻有他獨特的見解。
一八四七年二月間，裴多菲接到阿蘭尼·雅諾什（1817-1882年）的長詩《多爾第》的手稿，讀後大為讚賞。裴多菲認為這首長詩是匈牙利文壇上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裴多菲讀完《多爾第》手稿，立即給阿蘭尼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並附《致阿蘭尼·雅諾什》一詩。這首詩和附上的信件，不僅是裴多菲和阿蘭尼的友誼的開始，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匈牙利文壇上討論關於創作人民詩歌的良好開端。從他們通信討論人民詩歌開始，到裴多菲於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一帶反沙皇戰役中陣亡為止，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裏，來往書信共六十二封。信中談到關於創作人民詩歌的問題，商討共同翻譯莎士比亞戲劇，以及關於裴多菲在戰爭年代出征、結婚、生子等等，說明兩大詩人的友誼的深厚。
《多爾第》的創作成功，不僅給阿蘭尼帶來了聲望，而更重要的是給他帶來了裴多菲的友誼。裴多菲最早發現阿蘭尼是一位偉大的人民詩人。他們的政治信仰相同，有著一致的文學創作原則，兩大詩人互相起著有益的影響。他們那種積極向上、拯救祖國於危難的心情十分相近。他們來往的書信，除了討論文藝問題之外，特別是在愛國戰爭爆發後，裴多菲奔赴戰場的贈詩和通信，那種相依為命的關係，更可見兩大詩人之間的友誼深厚。
裴多菲對於創作人民詩歌的論述，是他給阿蘭尼書信中的精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裴多菲的那種銳利的眼光。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裴多菲在寫給阿蘭尼的信中，闡明了他的詩歌理論：
......不管人們怎樣講，可是真正的詩歌是人民的詩歌。我們都讚成這樣的意見：應該使它成為統治力量。一旦人民在詩歌領域中成為統治者，那就意味著他們在政治上成為統治者的日子已經不遠了，而這正是本世紀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是每一個具有崇高心靈的人的目標，這樣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觀，眼看兒千個人過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樂，而千百萬人民卻在受苦受難。讓人民上天堂，讓貴族下地獄！
一八四七年二月間最初的幾封通信中，裴多菲提出了關於創作人民詩歌的理論；從創作方法、詩歌內容，直到詩的形式，都得到了阿蘭尼的讚同。裴多菲主張在作品中歌頌勞動人民，絕不要歌頌國王，即使起過進步作用的國王也不要歌頌。他說，"要曉得，無論是黑狗還是白狗，總而言之，一句話--都是狗。"
裴多菲主張在作品中要歌頌農民起義領袖，發揚羅馬奴隸主長期統治下的斯巴達克思的反抗精神。所以在裴多菲後期的作品中，越來越多地出現反抗舊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形象，這同他的創作理論是分不開的。他的指導思想，就是通過對曆史人物的描寫，激勵人民同哈布斯堡王朝進行鬥爭。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裴多菲陸續寫下了《為了人民》（1847年）、《拉科治》（1848年）、《刑揚》（1848年）以及長詩《使徒》（1848年），他高度頌揚主人公錫爾維斯特的反抗精神。
從一八四七年起，裴多菲的民主主義思想更加成熟，在詩歌創作上更趨於定型。關於"詩的美"的問題，裴多菲也有他精辟的見解。他於一八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給阿蘭尼的信中說："我是一個為了'真'連'美'也可以犧牲的人。......隻要是'真實'的，也就一定是'自然'的，是好的，而且我也認為必然是'美'的！這就是我的美學觀......"裴多菲不僅把他的美學觀點在實踐中加以運用，而且從理論上證明文學的人民性的重要。他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給阿蘭尼的信中說："不管人們怎樣講，可是真正的詩歌是人民的詩歌。"他又繼續闡述政治與文藝的關係，指出："一旦人民在詩歌領域中成為統治者，那就意味著他們在政治上成為統治者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可見裴多菲的先進思想。
裴多菲和阿蘭尼開始隻是通信，很長時間未能見麵。一八四七年六月七日，裴多菲來到阿蘭尼的故鄉索倫塔，兩大詩人初次會晤。他們的相會，成為匈牙利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裴多菲在給蓋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說："......你知道為什麼我急忙來到索倫塔，而又在這裏住了一個星期呢？因為在索倫塔住著一個偉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爾第》的作者阿蘭尼·雅諾什。如果你讀過了這首詩，我也就連一句話也不必說了。這首詩是一位很平常的鄉村公證人寫的。他住的房屋長不過五步，寬不過兩步。這房屋是他的全部家產。我的朋友，繆斯女神並非是保守的女人，她們在一百年以前，飛出了天國，翅膀連接著翅膀來到人間，並且高呼'人民萬歲！'。繆斯女神從壯麗的赫利孔高山上下來，飛進簡陋的茅舍，並在那裏定居。我是多麼幸福，因為我就是誕生在草棚裏啊！"
裴多菲離開索倫塔回到布達佩斯以後，曾經多次寫信給阿蘭尼，邀請他來作客。特別是在裴多菲結婚以後，那種邀請的心情更加真切。一八四七年九月九日裴多菲給阿蘭尼寫信說："我在驚惶失措地準備迎接你來佩斯--來我家作客。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個窮光蛋，然而你來了，我們三個人（指裴多菲、阿蘭尼、裴多菲夫人--筆者）在一起就更加困難了。......我們三個人擠在一起，三個人睡在一張床上，三個人吃兩盤子食品。如果飯菜不夠了，我就說我不餓......那就讓你們倆吃個飽。"裴多菲的這些話雖然帶有嬉戲的成分，卻也說明他們之間的友誼多麼深厚。裴多菲的開朗的性格、堅強的政治信念，以及對未來人生的渴望，在他給阿蘭尼的信中反映得特別完整。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愛國戰爭爆發後，裴多菲將他妻子森德萊·尤麗亞和兒子卓爾坦安頓在阿蘭尼的家裏，從此裴多菲就走上永別的戰場。這是何等激動人心啊！他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裴多菲戰死，直到晚年阿蘭尼的心情還不能平靜，一直軫懷裴多菲的友誼。
一八四六年秋天，裴多菲在艾爾多特的一個舞會上結識了森德萊·尤麗亞。裴多菲向她求婚，尤麗亞允許了，但是遭到她父親的拒絕。尤麗亞的父親森德萊·依格諾茨是一個死守陳規舊例的莊園主，他極力反對女兒嫁給像裴多菲這樣一個流浪詩人。他無法理解年輕一代的思想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更無法理解他女兒在婚姻問題上的先進思想。若是同裴多菲緒成親戚，怎能門當戶對呢！裴多菲同他的嶽父始終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後來在他許多的作品中，留下了他嶽父的殘暴、愚昧、落後等地主階級的形象。
裴多菲與尤麗亞一見鍾情，互相愛慕。裴多菲寫了許多愛情詩獻給她。詩中充滿著追求、讚美、懷疑與渴望，例如《給尤麗亞》、《我是一個熱戀的人》、《我見到東方最豔麗的花枝》以及采用民歌體寫成的《小樹顫抖著......》，等等，都是裴多菲與尤麗亞初識時留下的優秀的愛情詩篇。
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裴多菲與尤麗亞在艾爾多特村舉行結婚儀式。從一人四六年九月裴多菲與尤麗亞結識，到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戰死時為止，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詩人寫給他妻子的愛情詩總共一百零二首。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健康的，充滿著強烈的政治內容與青年人渴望新時代誕生的氣息。例如他的最著名的愛情詩《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就是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革命箴言詩。
裴多菲與尤麗亞結婚後，取道科爾多、索倫塔，直奔布達佩斯。他們在首都定居後，裴多菲的生活頗為安定，詩歌創作量達到了最高潮。這一年裏，他寫了一百五十七首抒情詩，三首長篇敘事詩：《薩爾溝城堡》、《法官》、《傻瓜伊斯托克》以及由二十封書信組成的《旅行書簡》和兩個短篇小說。
裴多菲曾經說過："愛情是我寫詩的源泉。"他同尤麗亞結婚後，他覺得他自己無比幸福。他不僅有一個美麗而善良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誌趣和意願相同，有著共同的理想與生活目的。正如他在《致尤麗亞》（1847年）一詩中寫道："我不僅愛她外形的苗條，更愛她心靈的美麗。"尤麗亞背叛了她的莊園主家庭，同窮苦詩人結了婚。她勤奮好學，用心思索，追隨裴多菲進行詩歌與散文的創作。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的日子裏，她成了裴多菲的得力助手。從《自由與愛情》（1847年）開始，裴多菲獻給他妻子的每一首愛情詩，都在引導她向革命邁進，使她跨越原來階級的局限，努力理解全人類解放的重大意義。裴多菲獻給尤麗亞的充滿強烈政治內容的愛情詩，對她的思想轉化起過巨大的作用。在佩斯起義的日子裏，裴多菲以有這樣一個革命伴侶而感到驕傲。她走在裴多菲的思想和行動計劃的前麵，"像一麵軍旗在隊伍前麵迎風招展。"這就使裴多菲在革命年代毫無顧慮地投身於革命戰爭，例如，在《旗幟》、《告別》、《我的妻子和我的寶劍》等愛情詩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雖然在裴多菲與尤麗亞度蜜月期間，他們的內心充滿著無限的幸福與歡樂，但是在詩人的心靈中卻也積聚著憂鬱和沉悶。例如在他的最著名的抒情詩《九月的最後一天》中，就充滿著無限的憂傷。他預料他自己必將死在戰場上，而且預示在他死後，他的妻子很快地會忘掉他。裴多菲的預料完全正確。他在戰場上陣亡差十天不到一年，森德萊·尤麗亞脫掉黑紗，嫁給布達佩斯大學一位名叫霍爾瓦特·阿爾帕德教授。
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發了有學生參加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市民起義。領導這次起義的就是愛國詩人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裴多菲。
這次革命的目的是廢除封建製度和把匈牙利從奧地利統治下解放出來。三月十五日清晨，一萬多名革命群眾冒雨集合在民族博物館前，裴多菲當眾朗誦了他在三月十三日即維也納起義的當天晚上寫成的戰鬥詩篇《民族之歌》。裴多菲領導的起義隊伍，以匈牙利三色旗為前導，向全國最大的蘭德納印刷所前進，以人民的名義奪取了印刷機器。他們衝破書報檢查，印出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由約卡伊·莫爾起草的、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的《十二條》。起義隊伍衝向布達監獄，釋放了因創辦《工人報》而被囚禁的政治犯譚啟奇·米哈依。
裴多菲在《民族之歌》中，提出了那個時代最尖銳的問題："做奴隸，還是做自由人？"他這樣激昂地高呼：
起來，匈牙利人，祖國正在召喚！
是時候了，現在幹，還不算太晚！
願意做自由人，還是做奴隸！
你們選擇吧，就是這個問題！
奧地利皇室的統治與國內封建帝製的壓榨，迫使農民多次起義，以反抗外國侵略和地主階級的壓迫。一五一四年在多熱·久爾吉領導下的，首先在特蘭西瓦尼亞，後又遍及匈牙利全國的農民起義，震撼歐洲各國，它為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三月十五日，起義的遊行隊伍一直延續到深夜。整個布達佩斯沸騰起來了。條條街道，裝上了彩燈和彩旗，到處懸掛著裴多菲的畫像。
起義的當天晚上，在佩斯的民族劇院上演了考托諾·尤若夫的反抗德國統治的著名悲劇《邦克總督》。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已被譜上曲，全場響起一陣悲壯的歌聲，使出席者紛紛淚下。歌聲剛一停止，群眾要求剛從獄中被釋放的譚啟奇·米哈依登台演說。裴多菲在三月十五日《日記抄》中寫道："匈牙利的自由啊，在你誕生的這一天，我向你致敬！我曾經為你祈禱過和鬥爭過，現在我第一個表示歡迎你。我的快樂是那樣無邊......"裴多菲認為，一個民族沒有獨立與自由，牛馬般地生活下去，那是恥辱。一八四八年在匈牙利曆史上，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已達到白熱化程度。裴多菲和匈牙利勞動人民一樣，目睹祖國長期遭受土耳其和奧地利等帝國的侵略和奴役，而他們自己卻受盡折磨，為什麼不能致力於自己的解放事業呢？裴多菲認為，奪取政權，以掌握民族命運的時機已經到來，重整旗鼓，高舉農民起義領袖多熱·久爾吉和拉科治·費倫茨的大旗，向革命邁進的時機已經到來；手持軍刀，走向寶座，砍斷國王頭顱的時機已經到來。所以裴多菲在三月二十一日寫給阿蘭尼的信中說："我認為，革命是一種暴力改造！"他在三月十七日《日記抄》中又寫道："凡是我們要求的，應該用武力取得。"裴多菲在革命必須走武裝道路這一點上，他同自由妥協派作家們完全不同。
裴多菲領導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影響著整個匈牙利的各個階層。革命浪潮衝擊著偏僻落後的村莊和農舍。三月十八日宣布廢除農奴製，西北地區的農民自動起來平分了莊園主的土地。在貝克什州和喬納第州，起義群眾占領了伯爵老爺們的牧場，並且衝進文書管理所，燒毀了全部地契和公文，並把土地平分給貧苦農民。裴多菲高度讚揚農民起義的英勇行為。他把人民起義的浪潮比喻成洪水，歌頌洪水的力量，讓洪水奔騰、咆哮，衝毀腐朽的封建製度。
裴多菲看得十分清楚，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隻是準備階段。他把這次起義稱作"思想革命"，殘酷的流血鬥爭還在後麵。決戰臨近時，他的詩歌的音調變得一首比一首更加猛烈和熱情，洋溢著對祖國火一般的熱情和對革命前途的無比關懷。他把詩歌作為武器，直接投入戰鬥，實現了他曾經宣布過的"每一首歌，就是一個戰鬥的青年"（《穿破衣服的士兵》）的願望。裴多菲堅定不移地同敵人進行鬥爭。三月二十日，他同小說家約卡伊·莫爾創辦了《生活景象》雜誌，三月十九日他同革命民主主義者巴爾菲創辦了宣傳激進的革命思想的雜誌《三月十五日》，四月二日，譚啟奇·米哈依的《工人報》也複刊了。裴多菲的詩歌與政論文章，不斷地在這三個刊物上發表。
一八四八年五月裴多菲出席了在布達佩斯召開的國家代表大會。他在會議上熱情地發表演說，抨擊巴江尼反動政府的投降主義政策。他無情地揭露那些"說得多，做得少"的自由主義空談家們的反動本質。他堅定地接受了落在他身上的一切考驗，堅持革命必須走武裝鬥爭道路的政治信念。在佩斯起義取得最初勝利的時候，一些自由主義的妥協分子建議派出一個由二百名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去維也納，企圖上書奧地利皇室，要求奧皇回到憲法的軌道上來。但是裴多菲堅決反對這種投降主義的作法。他認為統治者的凶殘，用祈求的辦法是改變不了的，民族矛盾必須以武裝鬥爭來解決。
裴多菲領導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影響逐漸擴大。在布達佩斯街頭，到處聳立起一排排的街壘，起義群眾持槍進行巷戰。在裴多菲的推動下，革命的浪潮席卷匈牙利全國。這一時期，他寫下了最著名的革命詩篇《大海沸騰了》，高度讚揚起義群眾的革命行動：
大海沸騰了，
人民的大海；
那可怕的威力，
掀起滔天駭浪，
震動著天和地。
本篇寫於佩斯起義後不久，大約在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之間。這正是裴多菲領導的佩斯起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高潮時期。他在《大海沸騰了》一詩中，表現了他對革命前途的樂觀主義精神和對起義人民力量的信任。詩人不僅把匈牙利人民起義比喻成"沸騰的大海"，而且也包括了法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家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在起義的日子裏，裴多菲的心境是那樣歡快和激昂：
你們見過這舞蹈？
你們聽過這音樂？
假如你們沒見過，
現在就應該懂得：
人民是多麼歡樂！
正如革命導師列寧所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在起義的日子裏，匈牙利勞動人民創造了被那些自由主義者們的狹隘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裴多菲不僅有革命熱忱，而且有冷靜的頭腦和實際的戰鬥經曆。他以唯物主義和辯證的觀點，分析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鬥爭的發展前途。他指出一條人民起義的真理："船在水上航行，水在船下翻騰，可是水永遠是主人翁。"在匈牙利北部地區，特別是別克什州的農民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受到全國和鄰國的進步階層的大力讚揚。他們放火燒掉大貴族地主的莊園和糧倉，占領並平分了土地。僅在一八四八年四月至五月的兩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就發生了二十四次農民暴動。
裴多菲在三月十七日《日記抄》中，總結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的經驗時寫道："這就是三月十五日。它的功績將永遠被寫入匈牙利曆史的篇章。假如事情僅限於此，那麼這也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但是作為一個開端，它是良好的，英勇的。一個嬰兒在開始邁開最初幾步路的時候，比一個成年人走上多少裏的路程，要更加困難得多啊！"在起義的日子裏，裴多菲預測到革命發展的曲折道路。由於歐洲反動勢力的雄厚，革命有夭折的可能。但是他始終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將革命推向前進。他認為，奴隸起義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整個人類曆史是階級鬥爭的"一條血河"。裴多菲對這點認識得十分清楚。
在民族解放戰爭中
裴多菲發動的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到了同年秋天，便發展成為由科蘇特領導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戰爭爆發後，裴多菲一手拿筆，一手緊握軍刀，參加了消滅俄奧侵略軍的大血戰。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一日，克羅地亞總督耶拉契奇奉奧皇命令，率軍進攻匈牙利，妄圖以武力消滅由裴多菲領導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的成果。九月底，匈牙利民族的叛徒朗伯格伯爵來到布達佩斯，宣布解散匈牙利國民議會。與此同時，奧皇任命他為匈牙利軍隊的最高統帥和全權代理總督。鑒於敵軍以強大的武力進攻，科蘇特動員全民武裝，從此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開始了。
九月二十八日，佩斯全城到處傳播朗伯格即將到來的消息，起義群眾有的搗毀軍火庫，取出武器，武裝自己，有的用棍棒、鐵叉武裝起來。當天下午二時，朗伯格的四輪快馬車通過多瑙河上的鏈鎖橋頭時，起義群眾高呼"絞死叛徒！"、
"祖國在危急中！"、"共和國萬歲！"等口號，並把朗伯格從車子上拖下來，當場用匕首割下了他的頭顱。裴多菲為了讚揚革命人民的英雄主義精神，寫下他最著名的詩篇《把國王吊上絞架！》：
殺死了朗伯格，吊死了拉圖爾，
別的暴君也會得到同樣的下場！
人民啊，這才顯出了你們的力量，
你們幹得太好了，幹得實在漂亮！
可是，你們還要幹他最後一下--
把國王吊上絞架！
十月六日，維也納的起義群眾把奧地利陸軍大臣拉圖爾捉住，在陸軍部門前的路燈杆子上把他吊死。革命人民的英勇無畏的戰鬥精神，使裴多菲等革命家受到鼓舞與教育。維也納人民在奧地利和匈牙利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革命口號的推動下，極力支援裴多菲發動的三月十五日起義與科蘇特領導的愛國戰爭。裴多菲認為，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就是至高無上的國王，所以他把鬥爭的鋒芒始終指向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
你們想把樹上的枝椏一氣折下，
可是春天一到，又抽出了新芽；
你們要連根拔，你們要連根拔--
把國王吊上絞架！
裴多菲號召起義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要連根拔"、"要幹他最後一下--把國王吊上絞架！"
接著裴多菲又寫下《憤怒的箭頭射出去！》。它的戰鬥性和藝術性完全可以同《把國王吊上絞架！》相媲美：
憤怒的箭頭射出去！
把我麵前的寶座射穿；
我一箭射在天鵝絨上，
它痛得發抖，噴吐灰煙。
萬歲，共和國！
萬歲，共和國！
像這樣很短的抒情詩，在革命戰爭中發揮過很大的作用。詩人將全都的仇恨凝結在箭頭上，向輝煌的寶座射去。裴多菲的這一箭，曾經代表了億萬人民共同的願望、意誌和信心。
麵臨奧皇的反革命武裝幹涉，匈牙利各族人民團結一致，英勇抗擊侵略軍的進犯。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積極響應科蘇特和國防委員會的號召，踴躍參加民族自衛軍。但是，在民族解放戰爭進行到緊要關頭的時候，以莫裏茲·佩爾采爾將軍為首的一部分匈牙利軍官，代表大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主張同奧皇妥協，對耶拉契奇軍隊的進攻毫不抵抗。裴多菲以極大的義憤寫下《給民族》一詩，積極主張同叛徒的賣國行為做鬥爭：
最大的敵人隱藏在我們中間，
正是那些卑劣的賣國的兄弟，
一個人就破壞我們千百萬人，
好像一杯酒摻入了一滴毒液。
裴多菲號召起義人民對叛徒絕不要手軟，要"判他們死刑！"、"處死他們！"他認為，對叛徒要采取堅決鎮壓的手段。正在這個時候，科蘇特率軍支援維也納革命，由於一些軍官的叛變，致使援軍停在萊達河附近，無法前進。科蘇特還把叛軍中的一些人押回佩斯槍斃了。裴多菲在這一時期同科蘇特的軍事觀點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