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和平
從愛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屬於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左翼，堅決反對威廉君主政體。
他對德意誌軍國主義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崩潰，以及德國共和國誕生感到由衷高興。1918年秋天，德國爆發了士兵起義和工人罷工，前線也開始崩潰。11月9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倉遑出逃。德意誌共和國成立了。
11月9日的“革命”，愛因斯坦親眼見到了。那天，愛因斯坦本來要到柏林大學去講相對論。他上午出門，滿街都是罷工工人和起義士兵，擠得水泄不通。大學生們興高采烈地大聲叫感著：
“罷課了！革命了！”
“自由萬歲！共和國萬歲！”
愛因斯坦從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後，就在密密麻麻、滿是公式的講稿下邊，寫下一行快樂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課。”
11月10日，愛因斯坦給居住在瑞士的母親寫信說：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暢。
失敗，德國軍事上的失敗卻創造了政治上的奇跡。愛因斯坦對德國共和國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當時，愛因斯坦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的主張十分同情。他的政敵們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這當然不符合事實，據愛因斯坦宣稱，他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
至於有報道說他在1918年11月出席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集會，還參加討論，這倒完全可能。
4年的血腥殘殺終於結束了。可是戰爭的結局是德國的投降。賠款割地，喪權辱國，許多德國人垂頭喪氣。全國上下一片悲觀失望的情緒，加之寒冷與饑餓，共和國麵臨著嚴重的困難。從蘇黎世和萊頓發來熱情的邀請，請愛因斯坦離開飽經戰爭創傷的德國，到中立國瑞士和荷蘭去，那裏有豐厚的報酬和安樂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當年痛恨德國、不願做頭等強國德意誌公民的愛因斯坦，這時卻眷戀起戰敗的祖國來了。1919年9月，愛因斯坦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
“我答應普朗克，決不背棄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實現，如果不必要地出走，這將是小人行徑……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時刻，離開那些對我有深情厚誼的人們，將使他們加倍地痛苦。”
但愛因斯坦過於天真了。他以為有了一個共和國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就有了切實的保障。不久之後，愛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中，他說：
“異常的平靜在這裏又恢複了，但仍然存在著十分尖銳的對立。整個城市籠罩著軍人的飛揚跋扈和對他們的不滿，還有困苦和饑餓。嬰兒的死亡率高得驚人。誰也不清楚，我們在政治上的趨向如何。國家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於共和國的領袖們向反動派投降，且與他們同流合汙。反動派則得寸進尺，步步進逼。戰爭結束後隻過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德國陸軍總司令的興登堡元帥就反攻倒算，宣稱德軍吃敗仗，是因為“背後中了暗劍”。反動派編造這個神話蒙騙人民群眾，把戰爭失敗歸罪於所謂“十一月罪人”的出賣。他們叫囂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1922年6月，極右翼分子謀刺那位自作主張宣布共和國成立的前總理謝德曼。幾天之後，外交部長臘特瑙在柏林郊區的馬路上遇刺殞命。這位才華出眾的部長也是猶太人。他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裏一時謠言四起，說暗殺團黑名單上，下一個就是愛因斯坦。
因為反動派所謂“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而愛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時常被推上德國和世界的政治舞台，這更引起了黑幫們的瘋狂仇恨。
1922年7月6日，愛因斯坦從基爾寫信給普朗克說：
“多方麵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別要我無論如何不要在德國公開露麵，因為我是那些謀殺行動策劃者——民族主義分子的眼中釘。”
10天後，愛因斯坦從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說：
“自從臘特瑙慘遭殺害後，這裏動蕩不安。我還不斷被警告，棄卻教席，回避公開場合。這確實有道理，因為排猶主義惡勢力十分猖獗。”
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麵對魏瑪共和國的專製統治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愛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對社會主義的同情。20年代初以後，他與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學家蔡特金、豪夫曼、科爾維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維克共同簽署了許多有關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宣言及聲明。
1923年，愛因斯坦參加了剛剛成立的“新俄國朋友會”，也是最熱心的成員之一。
該組織的宗旨是促進德國和蘇聯各族人民間的諒解，進而推動兩國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
從圖片資料可以看到，這位物理學家與蘇聯政治家、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及蘇聯學者、礦物學家、地球化學家菲爾斯曼，都參與了該會的活動及促進該會的發展。
早在1921年初的時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來找愛因斯坦。他是從遙遠的北方來的。是列寧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訴愛因斯坦，年輕的蘇維埃俄國即將出版第一批科學技術書籍，其中就有關於相對論的書。愛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說：
“請替我問候列寧！”
愛因斯坦知道，俄國人正在受凍挨餓，他們需要最具體的東西——麵包、靴子……，可是這些無產者、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卻對空間時間這類最抽象的問題也感興趣。他們的心胸多麼寬廣，眼光多麼遠大！愛因斯坦感動地對來訪者說道：
“你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對全世界有決定性意義。誰都應該幫助你們。”
愛因斯坦一直用行動幫助蘇聯。當時蘇聯派到德國來學習的留學生、科學工作者時常受到冷落歧視，但是在愛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裏，卻總受到熱情的接待。
對於俄國人民，愛因斯坦總是情誼滿懷。20年代，他在柏林經常與蘇聯知識分子交往，他們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員。此外，他還資助德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的“婦救會”，聲援因政治案件被關押的工人黨黨員及其家屬。後來，共產黨員和社會黨人也邀請這位進步學者在簡稱“馬校”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學校作過報告，這表明無產階級也十分尊敬愛因斯坦。
1930年，愛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學校裏給在那裏學習的勞苦民眾講解相對論的基本思想，並與工人們一起暢談哲學和政治問題。
1924年，德國電機工程師奧爾格·阿爾科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阿爾科當時是一個德蘇友好團體“文化技術東方協會”的理事。他代表這個團體寫信給愛因斯坦，聘請他為這個團體的理事，並且邀請他一道去蘇聯訪問。為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份複信：
“我高興地向您致以最熱烈的問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們親切的邀請，同你們一道訪問莫斯科。在這個時候我不敢中斷科學工作，因而我現在不能出外旅行。
“請允許我趁此機會表示，你們的努力使我很感高興。你們不顧當前的政治鬥爭，重建橫跨國界的廣泛文化紐帶。我為自己成為你們理事會的一員而感到榮幸，我祝願你們這個團體取得最大的成功。”
當然，愛因斯坦還不能算作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像他一直對無產階級專政持保留態度一樣。愛因斯坦更熱衷的是動員一切知識分子為反對民族沙文主義而鬥爭，為爭取社會公正，實現世界和平而鬥爭。反對暴力、反對戰爭，幾乎是愛因斯坦關於社會問題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和平主義立場是直覺的。1920年，愛因斯坦在一次談話中說過：
“我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著我是因為，殺人是邪惡的。我的態度不是從某種思辨理論出發的，而是基於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殘暴與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給這種反應以合理的解釋，但這似乎是一種事後的推斷而已。”
1922年，愛因斯坦接受國際聯盟秘書長的邀請，答應參加國際聯盟內的一個“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他也弄不大清這個委員會到底要幹些什麼事，不過聽說是為了和平事業進行國際合作，委員名單上又有洛倫茲、居裏夫人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應允了。他在回複秘書長的信中說：
“雖然我應當指出，這個委員會的活動性質我不清楚，我仍認為我有義務響應它的號召，因為在此時此刻無論誰都不應拒絕參加到旨在實現知識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中，愛因斯坦接觸到各種政治傾向，它們促使他從純直覺的敵視一切殘暴的和平主義轉變到為反對戰爭而鬥爭的明確立場。
1923年1月，法國政府拒絕服從關於德國戰爭賠款支付問題的仲裁，並且出兵占領德國的魯爾區。1923年3月22日，當愛因斯坦結束了對亞洲和西班牙的訪問以後不久，就發表了一個退出“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的措辭強硬的聲明：
“我已深信，國際聯盟既不具備為達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備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需的誠摯的願望。作為一個虔誠的和平主義者，我覺得不得不同國聯斷絕一切關係。
我請求你們把我的名字從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中劃掉。”
國際聯盟在魯爾被侵占時所采取的態度，使愛因斯坦產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義不能對抗戰爭勢力。在寄給一個和平主義雜誌的信中，他說得更明確了：
“我作出這一決定是因為，國際聯盟的活動使我確信，統治集團所幹的任何一種勾當，不管它多麼殘暴，國際聯盟都未能抵製。我脫離國際聯盟是因為，它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僅不實現一個國際的組織的思想，而且實際上踐踏這一思想。”
可見，本能的和平主義已經不能滿足愛因斯坦了。他在國際聯盟的活動中，不僅尋找善良的願望，而且尋找對威脅和平的行動進行反抗的力量。可是愛因斯坦在國際聯盟中既沒找到善良的願望，也沒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單純的否定立場並不能使愛因斯坦滿意。另一方麵，他的許多誌同道合者，特別是居裏夫人，一再對愛因斯坦做工作，讓他相信，在國際聯盟範圍內可以促進學者們的國際合作，而這種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擺脫民族主義。這一點，愛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1922年就寫給如下的話：
“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在歐戰時正達到了頂點，埃米耳·費歇在科學院的一次會上著重地講了這樣的話：‘先生們，不管你們喜歡不喜歡，科學是，並且永遠是國際的。’“科學家中的偉大人物毫無例外地都知道這一點，並且對它有強烈的感受，甚至在國際衝突的年代，當他們在心胸狹窄的同事中間處於孤立的時候，也堅持如此。歐戰時，每個國家選出來的代表，大多數背叛了他們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被解散了。（戰後）開過的一些學術會議，不允許來自以前敵國的學者參加，至今情況仍然如此。以誇大的嚴重性提出來的政治考慮，使純粹客觀性不可能占優勢，而沒有客觀性，就不可能獲得偉大的成就。
“不為一時的情緒所迷惑的好心人，對於恢複知識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麼呢？隻要大多數腦力勞動者還懷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義的國際會議。而且，反對恢複科學工作者國際組織的心理仍然難以對付，因此，隻靠少數心胸開朗的人還不能把它挫敗。
“這些比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過同全世界誌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觸，並且在他們自己影響所能及的範圍內堅定地保衛國際主義事業，來為複活國際組織的偉大任務作出重要貢獻。真正的成功需要時間，但毫無疑問，它終於會到來。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來向為數特別眾多的英國同事們表示感謝，他們在這些困難的年代中，始終不渝地表現出一種保衛知識分子國際組織的強烈願望。
“我對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進展抱著極大的希望。我的這種感覺與其說是建立在科學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無可避免的壓力之上。因為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科學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動’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這些人，除了幫助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也沒有別的選擇。”
愛因斯坦在20年代對科學的力量充滿信心，他說：
“自然科學的代表人物，由於他們的理論的普適性和有組織的國際聯係的必要性，傾向於接受和平主義的國際的思維……科學傳統作為文化教育的力量應當在理性麵前展示日益廣闊的視野，並由於其普適性能對人們起到強有力的作用，使他們拋棄瘋狂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