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德意誌月刊》社請您寫一篇文章，他們十分關切您的答複。如果您樂意的話，您也可以把它交給我。但是為了更廣泛地分配，我們必須盡快地得到它。《南德意誌》的讀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視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裏表態，反對這些‘臭蟲’。您在《柏林日報》上的聲明我還未看到，別人對它的評價認為是不很成功的，並且同您不相稱。但是對於這些臭蟲卻是好的。在我看來，《柏林日報》本來就不是清算反猶太叫嚷的適當場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誌》合作，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我希望您這時已經恢複了您的明哲的歡笑，並且同情德國，它的痛苦到處都逐漸表現出來。可是決不要開小差。”
9月6日，愛因斯坦複信給索末菲，說：
“實際上，我對那些人攻擊我的行徑看得過於嚴重了，因為我以為我們物理學家中有不少人參與了這件事。因此，我的確想了兩天您所說的‘開小差’的問題。可是不久我就覺悟到並且認識到，要離開我的這群誠摯的朋友，那是錯誤的。也許我不應該寫那篇東西。但是我一定不讓人們把我對於這種一再重複的指責和非難保持沉默說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發言都被記者們利用來做生意了。我真應該讓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為《南德意誌月刊》寫稿。如果我能了結我的信債，那我就非常高興了。瑙海姆的那樣一種聲明，完全出自純潔的動機，對國外來說也許是適當的。為了寬慰我而發表這種聲明，無論如何是不必要的；因為我近來心情已經恢複了歡樂和滿足。報刊上關於我的東西，除非真正喜歡的，我一概不看。”
在當時情況下，愛因斯坦離開德國的理由確實多而充足。除民族主義分子的反猶宣傳和無恥攻擊外，通貨膨脹也壓得愛因斯坦喘不過氣，使他的處境變得很艱難：他必須給在瑞士的米列娃彙錢去，在馬克貶值的情況下，給米列娃彙馬克去已無意義。可愛因斯坦猶豫之中仍不願違背當時對普朗克許下的諾言。當然，愛因斯坦心目中還對魏瑪共和國殘存一點希望，以為它還可能把德國引向民主與自由。所以，即使埃倫費斯特一再勸愛因斯坦移居萊頓，他也拒絕了。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裏，有這樣的話：
“我曾對普朗克許下諾言，在這裏的環境沒惡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認我的離開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確的之前，我不離開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質利益便離開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裏實現的國家，離開用愛和友誼來溫暖我的人們，而在開始墮落的時期我的離開對他們來說可能會加倍地難受……那我就是忘恩負義了。如果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可能繼續呆在德國，那我可以走。如果情況不是這樣，我的離開將粗暴地破壞對普朗克的承諾。今後，我可能為這種食言而責備自己。”
埃倫費斯特在把愛因斯坦的決定通知洛倫茲的時候補充了一句話：
“這封信使我感到慚愧，同時也激起了我對這個傑出人物親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愛因斯坦的道義感、責任感並未喚起民族主義分子的良知。
1920年9月23日～25日，在瑙海姆溫泉舉行了“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
的年會，武裝警察把守著會議的大廳，以防出現騷亂。在會上，勒納德公開地跳了出來，以惡毒的、明顯的反猶方式攻擊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也毫不示弱。與勒納德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下邊幾段對話是他們論戰中的一個縮影：
愛因斯坦：在煞車的時候，列車中所出現的現象是引力場的作用……勒納德：這樣一個引力場，必然會在別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顯地看到它的存在。
愛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顯的東西，要曆經巨大的變化，它是時間的一個函數。（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時代的人，也會說伽利略的力學很不明顯。這些“明顯的”概念有它們自己的惡作劇，跟時常被人提起的那個“健全的人類理性”完全一樣。
至此，全場活躍，人們興高采烈了。
從當時辯論的記載來看，勒納德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道義上都處於下風。但這一類人自有他們卑劣的手法，他們針對新聞界所傳播的愛因斯坦想離開德國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猶主義的報紙上大叫：
“別了，愛因斯坦！但願對他能像貞女奧爾良說的那樣：
永遠可也別回來！”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報紙上兩度狂吠：“殺死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沒有退讓，他決定留在德國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學理想而戰鬥，並公開接受了德意誌共和國國籍，再次成為德國公民。對於重新加入德國國籍這件事，是愛因斯坦後來一再後悔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