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
中國築城的曆史十分悠久，但稱得上城市的城起源於西周，發展於春秋戰國，奠基於秦漢，消亡於建國初期。自秦漢以後，每個朝代無不築城，一直到民國時期，盡管現代火炮廣泛使用，築城的事仍不乏其例。1949年建國後，才徹底結束了築城的曆史，為中國城市發展史開辟了一個新的紀元。中國曆史上的大規模築城，勞民傷財，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給人民群眾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因此，對城牆在中國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如何估價，也就不能不成為一個問題。
由於中國特殊的曆史環境，築城與建國幾乎是同義語，所以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城是統治階級下令修建的，是為了統治者的安全。因此，城初產生時隻是防禦工程，與城市毫無關係。但它終究是亙古未有的新生事物，使人們找到了保存自己的最佳手段。這個新生事物的出現，為中國曆史增添了新的內容，即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城作為城市的標誌，確實對推動中國曆史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們認為，中國以城為代表的城市，是中國曆史發展的新氣象。正因為如此，才形成了各個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政權機構，並能得到安全保障，充分行使政治權力。
不管什麼形狀的城，土城還是磚城，都有具體的位置和範圍，終於形成為城市。城市一旦出現，就立即顯示出不同於農村的特殊功能。這就是中心地位的確立和輻射作用的發揮，使城市處於領導和統治地位。因為它是一個地區的行政中心，發號施令，領導和統治農村，役使農村供應城市。為了便於推行政令，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大都處於交通便利的地區。甚至有些就是水陸交通樞紐。這種交通上的優勢，也為當地農產品的集散和貨物交換提供了方便。因此，城市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往往又是經濟中心，是工商業最發達的所在。城市這種經濟中心的地位，既為城市生活創造了優越的條件，也為它所輻射的農村提供了必需的商品和生產工具，支援了農村。城市的政治、經濟地位，決定了它能供養大批士人，即文化人，從事文化教育活動，使城市又成為文化的中心。城市有各種教育機關、文化設施，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上領導農村。城市這種文化輻射力量的強弱，是一個地區文化發展的先導和文化發達程度的標誌。由此可見，城市的中心地位和輻射能力，標誌著一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特點和發展狀況。
中國城市這種優越的地位，是靠官府的力量支撐的，從建城到發展為城市，樣樣都要依靠於官府，為了官府和城市的安全，就必須修建牢固的城牆。因此，城牆在中國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實在不可低估。自從中國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就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製的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機構。這一整套行政機構主宰中央和地方，為了安全和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修建牢固的城牆就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由於統治者憑藉強大的統治機器和牢固的城牆，任意欺壓百姓，階級鬥爭一直比較激烈。在中國曆史上，這種反抗與鎮壓反抗的鬥爭幾乎沒有間斷過。盡管中央集權比較強大，但由此而產生的離心力和分裂割據也時有發生，統一與分裂、集中與分散的鬥爭也始終沒有停止過。尤其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是此起彼伏，十分激烈。這些社會矛盾必然導致大規模的戰爭。中國曆史上的戰爭無計其數，其規模之大、損失之慘重，在世界曆史上都是僅有的。而戰爭中的主要攻擊目標就是城市，所謂攻城掠邑就是指此而言。攻城、守城之法也是軍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早在墨子時代就形成了完整的理論，而且不斷付諸實施。中國曆史上的城市數量可觀，除天災，如山崩地裂、暴雨成災、河流圮廢、瘟疫流行、沙暴埋沒、自然環境惡化而廢棄的外，絕大部分毀於戰亂。然而，在近代火炮興起以前，城牆守衛城市，使許多城市免遭戰爭破壞，能夠存在很長時間，或者一直幸存下來。這種例證不勝枚舉，俯拾即得。譬如，戰國時，秦國準備攻打大梁城，須賈曰：“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複生，費易攻也。”秦遂解大梁之圍，使大梁城免遭戰爭破壞。就是近代火炮出現以後，城牆對守衛城市的安全仍起著重要作用。1926年春天，河南軍閥劉鎮華，率所部鎮嵩軍10萬人西進禍陝，把西安城包圍得水泄不通。楊虎城、李虎臣鎮守西安，劉鎮華圍城達八個月之久，終於未能攻破西安城。這主要是西安城牆十分堅固，劉鎮華用大炮轟擊城牆，由於火炮威力有限，城牆巍然不動。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城市能夠一直延續發展或在原址上重建，正是城牆發揮維護作用的結果。在中國曆史上，火攻也是戰爭中常常使用的手段。但由於有堅固的城牆，才使許多城市免遭兵燹。另外，城牆在維護城市秩序、免遭盜匪之禍方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城牆猶如保護神，能使城市免遭災難，因此，各個城市都有城隍廟，以祁求城市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