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城市
中國的經濟城市往往也有政治功能，但終究是以經濟功能為主的，經濟發達，市場繁榮，顯示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經濟都會無計其數，它們大都位於水陸交通道路之上，或處於海港、河港的地位，有發展成為著名經濟都會的一切有利條件。《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誌》記載了西漢以前全國著名的經濟都會，共計13個城市。有些雖然是首都，但由於經濟發達，也被劃為經濟都會。下麵僅以《史記》、《漢書》列舉的經濟都會為主，說明中國早期經濟都會的基本特征。
長安（今陝西西安城西北）漢長安城不僅地處關中平原的中央，是關中地區自然環境最優越的所在，而且“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是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而發達的水陸交通網就是支撐這座宏偉城市的杠杆。著名的函穀關道、藍武道、臨晉關道、大散關道、直道、回中道，以及橫貫西域的絲綢之路，都是以長安為起點的。同時，渭河、黃河也曾經成為運道，而全國的運河網則以關中漕渠為歸宿，西通長安。加之西漢政府采取強幹弱枝的政策，遷天下富豪於長安附近諸陵縣，形成了以長安和陵縣為主體的特殊的經濟區，“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富商大賈無不麇集於此。正如司馬遷所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長安諸市，就是富商大賈周流的中心，豪傑強族出沒的場所。
洛陽（今河南洛陽東）洛陽恰好位於洛陽小平原的西端，成為控製東西大道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被稱為“天下之中”。周平王東遷以後，洛陽就成為東周的首都。由於“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勝”，迅速發展為全國著名的大城市。正是憑借地處全國中心的優勢，“東賈齊魯，南賈梁楚”，“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商業最為發達。富商師史“轉穀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以及市民“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都是對洛陽繁榮的生動寫照。
邯鄲（今河北邯鄲）邯鄲是戰國時趙國的都城，位於華北大平原中部偏西地區，處在黃河下遊最富庶的農業地區之中。“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也就是說，邯鄲恰好位於太行山東麓南來北往的大道之上，是渡過黃河、漳河北上的必經之地，是控製南北幹道的樞紐。南北交通幹道是邯鄲興起和發展的重要支柱。鄭、衛兩國是黃河下遊商業興盛的國家，兩國的商人沿南北幹道北上，必經邯鄲；而燕國商人的南下，邯鄲也是必經之地。加之“齊、趙設智巧，仰機利”，南北商人雲集邯鄲自不待言。
薊（今北京）薊是燕國的都城，位於華北大平原的北端，或者說北京小平原的中心。蘇秦在遊說燕文侯時，就稱燕“民雖不細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可見燕國雖地處華北大平原的北端，但物產豐盈，與關中平原一樣，可以“天府”相稱。北京小平原的西、北兩麵有大山環繞，隻有南麵是一望無際的華北大平原。由於薊城東南有一片廣闊的沼澤地，因此，沿太行山東麓北上的大道，在渡過永定河以後才歧分為三條大道，分別出南口、古北口和山海關，趨向蒙古高原和東北大平原。薊城就是綰轂三點的咽喉。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薊城很早就成為王朝北方的軍事重鎮。薊城“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是渤海、碣石（今河北昌黎）之間的重要都會。它“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能得到少數民族豐富的畜產品和海產品。
臨淄（今山東淄博臨淄）臨淄是齊國的都城，位於渤海南側、淄河的西岸，是關東繁榮時間最長的經濟都會。由於臨淄是齊國手工業的中心，“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成為海、岱之間的著名經濟都會，“其中具五民雲”。同時，臨淄也是東西幹道的樞紐，東達山東半島成山角，西通洛陽、長安；又有連接濟水、淄水的淄濟運河，水運交通也很發達。戰國時代，臨淄七萬戶，“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顯然是優越的地理位置為臨淄的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
宛（今河南南陽）宛位於南陽盆地，是楚國北爭中原的孔道和秦國南下長江中遊的必由之路。宛興起於南陽盆地，與南陽盆地優越的自然環境有密切關係。不過更為重要的則是這種特殊的交通地位，即“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也就是說，它是通向關中藍武道的必經之地，又可把藍武道分歧於漢江、淮河和長江流域，聯係更為廣闊的地區。富商大賈正是利用宛交通上的優勢，奔波於秦、楚和中原各國，宛“好商賈”、“業多賈”，就是指此而言。
陶（今山東定陶西北）陶位於魯西南，春秋時曹國國都。春秋末年，宋滅曹，陶又成為宋國國都。戰國時，宋被齊、魏、楚三國瓜分，陶入齊。後來，陶即成為秦、齊爭奪的焦點。戰國末年，陶終於為秦國所占有。陶是春秋戰國時代關東最繁榮的經濟都會，被譽為“天下之中”。實際上陶偏處東方，並不是全國的中心，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是全國的經濟中心。範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稱“陶朱公”。陶所以稱為天下之中和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是由於春秋末年吳國開鑿了邗溝和菏水運河，把江、淮、河、濟四大瀆連成一體，形成了全國的水運交通網。陶恰好處於這個水運網的樞紐地位，貨物周流，經濟繁榮就不能不成為自然之勢。菏水運河連接濟水和泗水，而濟水是黃河的支流，泗水又是淮河的支流，溝通了黃河與淮河之間的交通。江淮之間又有邗溝。這樣以來，南北水運暢通，位於菏、濟分流處的陶，其政治、經濟地位日益重要。秦國拚命爭陶，不僅因為它是重要的經濟都會，而且是為了攻打齊國，震懾六國，在東方建立一個強大的軍事據點。
雎陽（今河南商丘）雎陽位於華北大平原最早的經濟地區之中，宋國曾建都於此。在鴻溝以東，“陶、雎陽亦一都會也”。司馬遷把陶與雎陽並列，說明二者興起和繁榮的地理基礎是一致的。陶處在菏、濟分流處，而雎陽更位於鴻溝係統運河的中心，南濱雎水運河，北近汳水運河（下遊為獲水），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盡管雎陽不在汳水運河岸上，但汳水運河向南有一條支渠，“餘波南入雎陽城中”，實際上溝通了雎水和汳水。雎水又與渙水、蘄水相溝通，使雎陽處於水運的中心。雎陽城的水運碼頭也就是雎水所積的逢洪陂。
壽春（今安徽壽縣）壽春位於淮河南岸，戰國時楚曾遷都於此。楚相孫叔敖在壽春以南修建了芍陂，灌田萬頃。陂周百二十裏許，設有五門，吐納川流，溝通肥水。在肥水以北，又有鴻溝係統運河與淮水相會。壽春正好處於淮河南北水運的中心，“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就是指的這種形勢。
合肥（今安徽合肥）合肥位於江淮之間，為南北貨物集散的中心。“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正好說明南北貨物會集於此。水運交通為南北貨物會集合肥創造了條件。肥水和施水在合肥附近分流南北，會入淮河和巢湖，巢湖又有濡須水與長江相通。合肥正好位於水運的中心，就不能不成為江淮之間的重要經濟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