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誠實守信
言必有信是做人的起碼準則，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工作中，不講究誠實守信，都將被人們所唾棄。
*做人準則
中國人特別崇尚忠誠和信義，因為誠信是為人處世的根本。而"信、知、勇"更是人自立於社會的三個條件。誠信是擺在第一位的。"信"是一個會意字，"人、言"合體。《說文解字》把信和誠互為解釋，信即誠，誠即信。古時候的信息交流沒有別的方式，隻能憑人帶個口信，而傳遞口信之人必須以實相告，這就是誠或信的本義。"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中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的立身處世之本。靠這樣一個道德原則來規範自己的言行。這和西方的契約精神有所區別。中國是靠禮義行事的德治國家，言行靠自律與自省。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法和刑是同義的，因此遇到問題不是靠打官司去解決，而是靠協商解決，在相互謙讓的基礎上通過調解達到一致，不希望鬧到"扯破臉皮""對簿公堂"的狀態。有些受騙上當的人往往在事後是采取忍讓和不再交往的辦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並未改變，依然堅持用誠信的態度處世為人。靠道德的約束而忽視法製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誠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隨著社會的文明的發展而被推進，而在人們相互的交往和所發生的關係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通常說來，道德文明的高低，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最終尺度，而決不是以人們對法律的信守與懼怕程度或犯罪率來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尺度。西方法製的這一課是我們東方所缺乏的，然而在我們試圖彌補的時候，西方社會卻在為東方的文明道德對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協調作用羨慕不已。這種文化的差異並不奇怪，人類社會各民族或各種製度之間總能夠找到自己需要的養料，隻要不固步自封，不妄自菲薄，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呢。
中華民族的道德史中對人的要求是任何一個別的民族也難以比肩的。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要做到誠摯待人，光明坦蕩，寬人嚴已，嚴守信義。
1.誠勢待人嚴守信義
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作為一個有德行而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在社會交往中誠信是做人的美德。與朋友交要誠信。"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為官從政要"謹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一個做事做人均無信的人，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因為人們均是不齒於那些言而無信的人。所以，孔子說："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是離不開誠的，誠是信的基礎和保證，誠摯待人，就能嚴守信義。《莊子·盜蹠》上講有個青年叫尾生，與某女子相約於橋下，女子未來，大水突泄，這青年竟抱梁柱而死。其誠其信被傳為曆史的佳話。《後漢書·範式傳》中記載的範巨卿的故事亦有代表性：
範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裏。式謂元伯曰："後二當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約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實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裏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魏晉時有個叫卓恕的人，為人篤信，言不宿諾。他曾從建業回上虞老家，臨行與大傅諸葛恪有約，某日再來拜會。到了那天，諸葛設宴專等。赴宴的人都認為從會稽到建業相距千裏，路途之中很難說不會遇到風波之險，怎能如期。可是，"須臾恕至，一座皆驚"。由此看來，誠是一個人的根本，待人以誠，就是信義為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誠能化萬物，也就是所謂的"誠則靈"正是說明了誠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誠則不靈，行則不通，事則不成。一個心靈醜惡，為人虛偽的人根本無法取得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說："天地為大點，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明人朱舜水說得更直接："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為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矜得計哉?"所以，誠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隻有做到內心誠而無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並取信於人的人。
真理、正義和公平亦是誠信的原則和標準。如《管子》雲："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朱熹也說，人與人要約"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義，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這就是說"輕諾寡信則殆"。在動蕩的社會中，人心叵測，因而背信棄義的事也是經常發生。食言而肥的人，所在多有，又如張儀蘇秦的故事。又如春秋戰國的"盟誓"之風，其無信義可說是朝令夕改，一日三變。因此，"求事"、"要約"、"做人"，信與不信，當看合不合理、合不合義；不合理、義，就如孔子所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輕言寡信，如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這種不合理義的迂腐誠信，隻能是有害無益，連古人也已有非義，今人又何足取?在解決民族、國家、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外文、文化、生活等方麵的矛盾，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提高民族凝聚力，振興國家，安定社會，親睦家庭方麵誠信美德均起了非常積極作用。如周公恪守臣道，匡扶幼主，忠誠不渝，雖有流言，誠信不懼；齊桓公夾穀之會，許返魯地，信及諸候，因而成就霸業；晉文公楚地得信，遵守諾言，退避三舍，成為千古美談；鄧訓、種世衡以誠信扶慰諸羌，諸葛武候鞠躬盡瘁，並七擒孟獲安撫南方，邊疆的穩定和民族的安居樂業均是由誠信取得的；陸抗、羊祜，互為敵國，而能以誠相待，各自保境安民；朱暉、範式、卓恕一諾必踐，不讓季布。至於曾子殺豬取信於6歲兒子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對於中華民族的道德觀念和民族精神的做出了巨大貢獻。
2.襟懷坦白光明磊落
首要的是敢於直言，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誇大，不縮小，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見人隻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是世故圓滑，近似虛偽。說空話，說假，騙人，奉承話，是詭詐阿諛。這些都是與坦率直言相對立的，是為人所不齒，所厭惡的。
坦蕩磊落，本於正，本於誠。坦率誠直的準則是公正，而正直的保證亦是坦誠。在公正忠誠基礎上的直言、爭鳴、勸諫，才能直而不狡，鳴而不詭，勸而不害，才能起到堅持真理，弘揚正義，抑不平，除邪惡，糾謬誤，去詭詐，匡扶正義的作用。否則，沒有標準，就會如孔子說的"直而無禮則絞。"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所適從的局麵。或者會借爭鳴而嘩眾取寵，假直言而互相攻訐，爭權奪利，則屬於做人的不坦白之處。
在中國古代，對於君臣關係的處理上一個人的坦白襟懷更起著巨大作用。荀子《臣道》中講：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謅。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者，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之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忠，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實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蠱主惑君以為己賊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幹、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西方人常講：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中國人也是這樣，忠君在其次，為國為民才真正的忠。"從道不從君"，做人做臣就要光明磊落。由於漢武帝脾氣不好，同時又是好大喜功而又喜歡征伐的人，所以大多數的臣子對他是極力討好。但有一位叫汲黯的大臣偏不這樣，被世人傳為佳話。
汲黯在武帝時官至右內史，列於九卿，屬於權臣。性情倔強耿直的汲黯容不得壞人壞事，所以往往是有話當麵說，不徇私情。當時，大將軍衛青的姐姐是皇後，汲黯見他時也不下拜。有人勸他："大將軍這樣尊貴，你不可不拜。"汲黯就說："就因為大將軍有一位見著他不下拜的客人，他便不尊貴了嗎?"讓勸他的人聽人也感到很難堪。武帝常常招集文學儒者，在一起說一些仁義道德的話。有一次朝會時，汲黯對武帝說："你內心裏有那麼多滿足不了的欲望，口頭上卻說什麼要行仁義，像你這個樣子難道也想像唐、虞那樣使天下大治嗎?這一番話弄得武帝不僅無話可說，而且連臉色都變了。在場的所有人不禁暗暗地替他捏了一把汗，幸而武帝沒說話。下朝後，武帝對身邊人說："真厲害呀!吸黯這股子憨勁"。有人責備汲黯不該這樣做。他說："天子設置公卿大臣輔佐他治理天下，難道是希望大家都唯唯諾諾，惟命是從，隻會阿諛奉承，把他往錯路上引嗎?我們這些人既已就其位，就應盡職盡責，如果人人明哲保身，國家會是個什麼樣子?"所以，連武帝也說：古代有所謂社稷之臣，像汲黯這樣子的大約也就差不多了。不僅曆史上的有這些人，現代社會中的老一輩革命家諸如陳毅元帥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時，亦是仗義執言，對林彪一夥反革命兩麵派，大力反對，他做詩道：
大雪壓青鬆，
青鬆挺且直。
要知鬆高潔，
待到雪化時。
充分表明了革命者崇高的情懷與坦蕩的人格。
那些做到直言，襟懷坦白的人往往是有著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在古代中國，為了維護真理，堅持正義，保證國家社稷的安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顧個人安危而敢於犯顏抗爭者不在少數，如比幹、伍員、朱雲、張綱、陳蕃、魏徵、寇準、包拯、海瑞、左光鬥、顧憲成等。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傳承者，他們所有的光明磊落，襟懷坦白，敢以直言代表了民族的精神要求，同時亦體現了民族精神剛直不阿的本質屬性。
3.寬以待人嚴以律己
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即多檢查自己而少指責他人，從而遠離怨恨這句話是相當有道理的。唐武則天時，狄仁傑應召回京，被任命為宰相，與當朝宰相婁師德共同輔政。他本人並不知道自己是由婁師德全力舉薦的。相反，他老覺得婁師德事事從中作梗，甚至懷疑前一時期自己遭受了政治暗算也與婁有關。因此他常在武則天麵前指責婁師德的不是。對此武則天大大不解，終於有一天，她向狄仁傑詢問道："婁師德的品行究竟如何?"狄仁傑嘲諷道："他帶兵戎邊時倒有過戰功，其品行好不好我不好說。"
"那麼他有沒有善於發現和舉薦人才的能力呢?"武則天又問。狄仁傑幹脆地回答："我和他一起共事，完全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對此，武則天微笑地拿出一份東西給狄仁傑看。看完後，狄仁傑不禁麵紅耳赤，原來那是婁師德的奏折。狄仁傑感歎道："婁師德度量這麼寬厚，我還處處疑心他，真是慚愧。"此後他主動接近婁師德，倆人關係日見親密，共同輔政，相處得很好。甚至有一年武則天告訴狄仁傑有人告了他的狀，問他願不願意知道是誰告的。狄仁傑回答："願聞臣之過，其他的是不該我知道的。"武則天對他這樣寬以待人的胸懷很感動，所以就一直很重用他，信任他。而狄仁傑也常注重向朝廷舉薦人才，如桓彥花、敬暉、竇懷貞、姚崇、張柬之等人，位至公卿宰相者有數十人之多。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及解決人與人之間交往中出現的矛盾的道德準則之一是寬人、容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容人就要容人之過。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學習以及交往中，隻有相互協調、寬容，才能很好地相處。誠然，每個人身上均有優點，但不可否有些人的毛病是非常的令人討厭。這時如果能夠待人以誠、待人以寬，充分發揮每個人的長處，就會把工作做得更好，切不可爭一時之短長。俗話說：緊逼半尺山窮水盡，後退一步海闊天空。
劉邦曾在不同的場合中對他的大臣們說這樣的話：論領兵打仗，我不如韓信；論運籌帷幄決勝於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論休養生息、轉運糧草，蕭何功勞最大。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在前方不會打仗，在軍中不會出奇製勝，在後方又不會搞後勤的人卻駕馭著一幫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才成就了帝業。"寬則得眾"，假如他沒有寬廣的有容乃大的胸懷，也許他將一事無成。相反項羽的本事很大，萬人不敵，自稱"力拔山兮氣蓋世"，可說英雄蓋世。但他有一謀士範增卻不能用，氣量小耶，隻能"無顏過江東"，自刎於烏江。還有《西遊記》裏的那位唐僧，除了會念經外什麼本事也沒有，但他的誠心和寬厚卻使三位本領高強的徒兒懾服於他，並完成了去西天取經的大業。
荀子說過，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的力氣不如牛大，跑起來沒有馬快，但牛和馬卻被人役使，為什麼呢?"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能夠合作是荀子認為的根本原因。說得理論一些：人的社會是由各種人和人之間各種關係組成的，孤立的個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做不成任何事。移山填海，上天入地，創造出許多偉大業績隻因為人能"群"而造成的。人的這種善於合作，善於協調的特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就個人而言，個人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能否與人合作。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在智力上的先天差距已經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提高而日益縮小了。非智力因素在一個人的成功因素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而一個人的成功率亦是與其協作精神成正比的。在相同的專業技術水平競爭中，誰更具備與不同的人進行合作的能力，誰就更容易成功。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總能見到，有的人一肚子才學，但往往因為不易與人合作，而失去機會，最後一事無成。一些看似無本事毫無誇耀本錢的人卻有著他人所沒有的與不同人相處的本事，這種人成功的機會就比較多。一般說來，具有合作精神的人，都是有胸懷的人，能夠嚴於律已，寬以待人，從大處著眼，不斤斤計較，並且能發現別人的長處。古人講："泰山不避細壤，故能成其深；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澤。"得人寬待自寬待他人，就像得到他人的幫助是由於他能容人一樣。戰國時藺可如與廉頗之將相和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子。
但需明白，我們所指的容人不是要毫無原則的迎合與奉承。寬容是有限度的，既要寬以待人又要守住做人做事的原則；既要講合作，又要承認差別、矛盾、善於處理；容人更不是容"過"，是容有過而改過或願意改過之人。並且還要對"過"分清是非，這是容的前提。容是容忍，不是讚同，不是同流合汙。這是做人應把握的準則。
我國古代的又一傑出道德思想"嚴於律已"。"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有道德的人要求自己，缺乏道德的人則要求別人。個人道德修養的出發點是約束自己，這也是做人之根本。因為中國人是非常地重視自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矣；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有所不睹，恐懼乎有所不聞，故君子慎其獨也。"這段話所包含的思想就叫"慎獨"。即達到一種在別人看不到(其所不睹)聽不見(其所不聞)的地方亦警惕自己，謹慎從事的較高的道德境界，說到底就是表裏如一，有人在無人在一個樣。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和道德緊密關聯，因而做人就要按道德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慎獨"強調的是自律，是自我約束，古人理想的人生是道德人生，不斷修養自己，以求高尚。所以，古代諸如"潔身"、"省身"、"正身"、"誠身"等修身的詞始終是貫穿自我約束的意義。不允許做任何違犯道德的事情，一旦做了，就要嚴於責已，積極糾正。嚴以律已一般有這樣幾種要求：慎獨是其一，日三省吾身，就是檢討一下自己每天的行為。另外還要聞過則喜。"過，則無憚改。"有了過錯不怕改正。子路是孔子的弟子，為人誠實，剛直好勇，當他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批評時，他總是很高興地傾聽，從不惱。孔子就誇他為"聞過則喜。禹是古代的聖王，每當他聽到別人對他善意的勸告時，總是感激得連連下拜。而舜，則把成績優點看成是向群眾學來的，他做農民，做陶工，做漁夫，直到做天子，所有的長處，都是通過向別人學習而得到的。二是要虛懷若穀。能做到聽取別人的意見，自己就要有心胸，這就是虛。因為有養如山穀般寬廣胸懷的人才能在心裏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別人的意見。虛則實，滿則空。這方麵古人有很多好的格言：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
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荀子)
行瑾則能堅其誌，言瑾則能崇其德。(宋·胡宏雲)
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明·張居正)
君子以細行律身，不以細行責人。(清·魏源)
這些格言，就是在今天，同樣具有重要的教育啟迪作用。
*處世方法
1.重信義
"一諾千金"表明了古人相當看重信義，因此一旦你答應的話就不能隨易更改，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周文王演《周易》，其中有"天之所助也，順也；人之所助也，信也"。由此可知，我們民族的行為準則誠信可以追溯至殷商時代。孔子把信的位置看得很高，學生子貢向他請教治國之道，他講了"足食、足兵、民信"三條。子貢問如果這三者隻能做到兩個，您先去掉哪一個呢?孔子想了想說："去兵。"又問再去一個是什麼?孔子說："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當你的百姓已經不再對自己的國家心有信任時，這個國家繼續生存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西周末的周幽王為"千金買一笑，烽火戲諸候"失信終至喪國，可說是最慘痛的事例了。而商鞅變法，立木為信以興秦國的故事，也說明做事情必須先把信義擺在頭裏。項羽的大將季布是一個重友情守信義的男子漢，楚人有句諺語說他：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諾，就是古人應答的聲音，類似於現今的"可以"、"好的"意思。春秋時，晉文公重耳曾多年流亡國外，在他路過曹國時，曹共公對他很不禮貌。曹國大夫僖負羈的妻子對丈夫說，我看重耳的隨從都是可任相國的人才，這位公子將來一定要回國稱霸，對他無禮，我們會遭殃的。於是僖負羈派人送了一餐精美的飯食，並在飯食裏暗藏一塊玉璧。意思不僅是修好，而且暗指重耳是玉一樣貴重的人物。重耳很感激，接受飯食而退還了玉璧，人稱"受飧而返璧"。後來，當他們再次到達楚國的時候，楚王依舊隆重的接待了他，但同時也詢問他會如何報答自己。重耳說："玉帛珍寶，楚國都有。倘若托您的福，將來回到晉國，萬一楚晉發生戰爭，相遇中原，我一定避君三舍(古一舍為三十裏)，以示感謝。如果你仍不肯罷體，我隻好拿起弓箭，與君周旋。"過了兩年，重耳做了晉國國君。隔了三年，晉楚果然交戰城濮，晉文公遵守前諾，主動後撤九十裏。但楚王卻不肯罷休，致使大敗。
輕諾寡信是處世的最大障礙。唐高宗李治死後，傳位於太子李顯。李顯急著要給自己的嶽父韋懷貞封官，為此大臣們持有各種不同見解。年輕氣盛的李顯不及思考說出了："不要說給個禦史，就是把天下給他又有什麼不可"的話。太後武則天聽後大怒，當即決定廢帝另立。君無戲言，天下社稷這樣的大事，李顯卻敢隨口亂許。戰國時的張儀，由於年輕時很貧窮，常做出輕諾寡信，巧言令色的事，因此別人一直瞧不起他。有次在楚相府作客，大家傳看的一塊玉石找不到了，就以為是張儀偷的，把他捆起來拷打，抽了他幾百鞭子。張儀獲釋後妻子勸他安分守已，不要再去遊說騙人，他說："隻要我的舌頭還在嘴裏，這就足夠了。"之後數年，張儀成為秦王的座上客，其以商於六百裏為誘餌，欺誑楚懷王，破壞齊楚聯盟，懷王最後找張儀要土地，張儀給他的隻是六裏地。張儀遍曆楚、韓、齊、趙、燕諸國，或許諾，或信誓旦旦，或連哄帶嚇，使六國的"合縱"之策土崩瓦解，秦國得以各個擊破。但靠輕諾寡信的作為是不得人心的。信任他的秦惠王死後，秦武王很不喜歡他，認為他是"左右賣國以取容"的娼妓行為。張儀隻好回到了魏國，不敢再回到秦國。回國後的張儀因為懼怕遭人報複，因此一直過不敢出大門，二門不敢邁的生活，直到在家裏鬱鬱而死。
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一場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的大變動時期。這一時期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派別產生，但似乎都十分推崇"義士"這樣的人。
"荊軻刺秦"的悲壯故事源自於燕太子丹憎惡秦王的暴虐，於是處士田光為他推薦了義士荊軻。田光告訴荊軻："忠厚長者行事，是不應當引起別人懷疑的，但太子丹同我談話後，特地囑咐我不要泄漏，這分明是信不過我。不能使人無疑，這算什麼節烈豪俠之士?請你轉告太子，就說我田光已經死了，以顯示我決不會泄露他人的機密。"說罷便自刎而死。
由於田光對荊軻的器重，使荊軻不能不考慮信諾的問題，此時，雖然此行成功的機率不大，但荊軻依然受命去刺殺秦王，原因僅是由於一個義字。"士為知已者死。"這是古代義士們的一句格言。今天看來雖然有很多值得商討的成分，但古代人純樸耿直忠烈的觀念，忠誠和言行一致的作法，是值得今人去效法的。古人看重信義的核心是良知與德行。東漢人朱暉，有鄉黨張堪非常器重他的為人，有次說起閑話，張堪說萬一我有什麼不幸，我的妻子可托的人隻有朱暉了。朱暉當時並沒有答應什麼。雖然後來二人長時間不往來，但是當朱暉知道張堪果然病死，且其遺霜非常貧困時，特地前往慰問照顧。朱暉的孩子很奇怪，說父親和張堪並無深交，也沒答應他什麼，現在怎麼要去照顧他的家小了。朱暉說："堪嚐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也就是說，張堪已經把他視為知己了，雖然他沒有說什麼，但在內心已經不能辜負人家對自己的信任和付托了。這種"信於心"是和田光、荊軻這樣的人有異曲同工之處的。
此"信"更重要的是"義"，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這句話怎麼理解?晉國的大臣趙盾是位賢相，因為多次勸諫晉靈公，靈公厭煩他了，便派力士?鹿前去刺殺他。當?鹿潛入趙盾往所時，趙家不但敞開著大門，連內室的門也是開著的，並無嚴密警衛，室內外陳設也很儉樸。當時天還未亮，趙盾卻已經把衣帽穿戴得整整齊齊，端端正正坐在那裏等著上朝議事。看到這種情景，?鹿大為感動，歎息道："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取義而棄信(信在此處是為信於君命)，說明了義之重要。還有民間流傳陳世美負心的故事。當陳世美中了狀元之後，被派去刺殺秦香蓮母子的韓琦，就寧可取義而失信，也不殺無辜的母子，最後自刎而死，也說明了這個道理。所以，古人在取道信時，常常把"信義"連在一起考慮，並非把它們割裂開來。任何社會中，一個人在思想上、品質及至能力等方麵是否成熟的重要標誌便是他是否信守諾言，是否輕易許諾。因此，"諾必誠"就包含了這樣兩層意思：一是說到做到，二是許諾前要三思而行。管仲說："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嚐不信也。"這成為後人信行諾重的座右銘。
2.中國古代行商的信義
商業在中國古代的小農經濟中雖然並不發達，但是卻伴隨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始終。在今天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之際，探討一下中國古代商人的誠信經商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舊時的經商者們往往因某些人的關於經商的至理名言而將他們奉為自己的祖師。範蠡植農經商，很有辦法，他主張"十分利隻取一分"，被後人尊為文財神。於是，財神也就有不同的形象，如茶葉店掛陸羽像，綢布店掛嫘祖像，而一些大商店、大銀號則高懸武財神關羽的像。這其中的含義除了桃園三結義般的精誠團結外，更重要的在於關羽是個忠誠俠義的漢子，為人做事誠信是取在第一的。
明人張萱《西園聞見錄》講了這麼一件事情：
鄭金、呂榮年，順昌人。二人幼相友善，以鬻販為生，所至，人推其誠。年三十，合貲僅百金，偶被盜去，鄭曰："此金置吾舍，知者為盜，不知者謂吾匿。"遂稱貸償之。是歲獲利大，人鹹曰："天報善人如此。"一日，鄭往水口販鹽，計所得，倍其值，今番清損。"商人不信，鄭無如之何。與呂公之初，不以呂之不知而私，凡所貯，一鑰二匙，也入各不相問。
張萱講的這些，說明了那時經商的人是非常看重德行的，畢竟一些農售商輕的傳統意識認為"無商不奸"的觀念隻是社會的負麵，而早在唐時，我國就已有了十分規範的商業發展了。
唐代商業一般都成立行會。行會是同業商人的組織，在行會中由大家推舉出德高望重的人來擔任"行頭"、"行首"，負責對內對外的一切事務，並規定行德。各成員的地位在名義上都是平等的。1956年在北京房山發現的唐代石刻佛經裏，記載幽州(北京)的商行就有米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布行、絹行、絲綿行、生鐵行、雜貨行等。有當更大規模的商行在宋代出現之時，商行也就製定了類似與劃方會員營業範圍，規定會員義務、貨物價格，經商的商業道德和信義的規約。為了使人容易辨認，各行的衣服裝束也不同，很有類似今天的場服、工作服。當時東京汴梁市上至少有160行，行戶和六千四百多戶，各行衣著不同，因此在街上行走，一看便知道是哪一行的。宋代的商行對外來散商管製很嚴，不經投行，不準上市，因此在排除同業競爭的因素之外，保護本地經商者的信譽也就成了另一十分關鍵的因素。到了明代中葉，商人的行會組織向會館發展。這是一種團結同鄉人，經商時相互幫助的鄉土性的行會組織，台灣學者李亦園在分析晉商(喬家大院)的理財文化時這樣說：
喬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現代企業經營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製度，然後交給經營者去運作。喬氏商業行號中對職工的管理極嚴，不準接眷來店，不準娶妾、宿娼、賭博，不準自開商號、儲私放款等等。但是對工作人員也有優厚的一麵。他們行號中有所謂的"頂身股"的製度，也就是高級職員可以依其任職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權，每三年結賬期可取得優厚的股份紅利，這可以說已是現代企業員工參與經營的理念了，使職工們視公司如自己的事業，能夠盡心盡意去做，不僅結賬期可分得應有的紅利，逝世時也可以得到長期的撫恤。另有更特別的設計，那就是分紅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餘都照顧均分，而是保留相當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資之意，這樣既可以擴大資本，又避免職工因紅利分得多而私自發展自己的企業......喬家的人除去懂得建立經營製度之外，也有他們一套商業倫理，表現了相當細致而有長遠眼光的經營精神，而不是現實、功利、巧取豪奪的作風；人棄我敢、薄利多做；維護信譽、不為虛假；小忍小讓、不為已甚；對待"相與"，慎始慎終等。其中所謂"相與"，也就是互有交往的行為，也許用現在台灣的術語，就是有"交陪"者，都給予非常寬容的待遇，對破產者有時不索賠且給予資助，最終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擁戴與遠播的商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