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高鐵危言
吳敬璉
這是一本依據翔實的材料對“高鐵奇跡”這一重大政治經濟現象進行深度剖析的“非小說性作品”。
高鐵現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乃是當前中國一種重要的發展思路推出的“樣板工程”。這種發展思路由於主張依靠國家的強力推動和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高速度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目標，有時也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
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出口也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不過中國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一係列的經濟社會矛盾也如影隨形，趨於激化。特別是腐敗深入黨政組織的肌體，貧富分化日益加深，不僅使高速增長難於持續，還直接危及社會的和諧和安定。
對於這種“兩頭冒尖”的現象，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讀。一種觀點認為，兩方麵的現象都與改革有關：一方麵，市場經濟改革為中國經濟的崛起提供了基本的動力；另一方麵，改革的放慢和停頓，國家對資源配置繼續保持主導作用和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廣泛幹預等舊體製遺物的嚴重存在，妨礙了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和腐敗的抑製消退，使各種消極現象愈演愈烈。
反之，另一種觀點則針鋒相對地提出：目前中國麵臨的種種社會問題，都是來自市場經濟改革，而中國能取得震撼世界的成就，則是因為它有一個強大有力的威權主義政府，因而能夠充分運用強勢政府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對社會的控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實現GDP高速增長等政府製定的目標。他們把這種製度和發展模式稱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的支持者說，中國的高鐵建設正是因為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由鐵道部這個不但黨政合一、政企合一，而且集公安、檢察、法院等於一身的超級政府機構執行，因而能夠充分發揮強勢政府和國家投資的優勢，創造了在建規模、建設工期、通車裏程、行車速度等多個世界紀錄，因而高鐵正是“中國模式”所創造的“奇跡”。
顯然，對高鐵這樣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路線的樣板進行認真的剖析，對於我們認清曆史和設計未來都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來促進國家發展，在世界曆史上是不無先例的。早在中世紀末期，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國就采用由國家強力介入海外開拓活動的重商主義戰略振興國力，開始了這些國家的崛起。然而，重商主義並不能維持長久的繁榮。16—17世紀的第一海上強國西班牙，由於製度性腐敗和窮兵黷武，耗盡了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財富，終於在17世紀淪落為二流國家。而逐漸減弱了政府對經濟的控製，建立起規範的市場經濟的英國，卻在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成功地實現了產業革命，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並保持長達兩個世紀之久。
另一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所謂“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和“威權主義的發展模式”，也曾在二戰後東亞國家趕超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在高速增長階段起了明顯的支持作用，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一發展模式所積累起來的矛盾在東亞多國相繼爆發，其中有些國家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浴火重生，得以續寫輝煌，也有些國家從此陷入了長期的停滯和衰退。
不可否認，中國在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初期以東亞式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和“威權主義的發展模式”作為仿效的目標，對於經濟發展有積極的作用，但是，中國的經濟體製和經濟發展也存在兩個明顯的問題。
第一，由於中國的曆史傳統和原有的“國家辛迪加”體製——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製+國有經濟大一統的經濟體製的影響，在中國20世紀末建成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製”中，各級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作用，較之東亞經濟更加廣泛和直接。
第二，當日本等國東亞模式的弊病已經暴露無遺時，中國本來應當引為鑒戒，努力改正自身的體製缺陷，並按照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的要求，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使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製逐步完善起來。但是，事態並沒有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相反，力求保持自身尋租的特殊利益與支持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製的人們，利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言辭誤導和裹脅部分民眾，使國家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思潮形成相當大的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