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到了民國二十八年冬，為防備日寇軍艦沿河口長驅直入省城，第三戰區決定把戰前貯藏在延津山洞內的一批水雷運往海邊布防。邱元甫陪著戰區軍械部次長，手持建設廳的軍運調船單跑遍大小道頭，居然見不到一艘象樣的船。原來那些船老板聽說要運水雷，能溜則溜，來不及開溜的，便把船上的機器拆卸，謊稱維修主機。萬般無奈的戰區司令官隻好約見省長，指責主管河運的諸長吟隻是個“紙上運兵”的書呆子，揚言要上陳軍事法庭以“延誤戰機”治他的罪。正當諸長吟急如熱鍋螞蟻之時，幸遇曾正宜和張連治、程永科、林秉康合股新造的“蓋山”號貨輪試航到延津，四人主動請纓，願由“蓋山”輪承運水雷，這才救了諸廳長的急。隨即邱元甫和曾正宜親自押船，將庫藏的水雷分三個航次安全運抵省城。事後，邱元甫和曾正宜等人為此得到第三戰區司令部的嘉獎。
然而，個體航商有利則圖，無利則棄；私攬客貨，調度不靈；同業傾軋，內訌疊出；組織渙散，漫無秩序；不服調遣，逃避軍公差運。戰時麵對這種單船單幹分散經營的狀況，不用說是邱元甫當家的四線聯運處，就連堂堂的省府建設廳諸廳長不也照樣束手無策。
眼下駐台日寇步步緊逼，派出的兩艘航空母艦日夜遊弋在河口外的近海。而與本省東、西、北相鄰的三省省會都已淪陷，省府北遷早成定局，部分黨政機關已先行撤退到西溪燕城，此地離延津水路有二百來華裏，春夏豐水季節小輪尚可通航，秋冬枯水隻能走木船。省城雖小，人口尚有三十來萬，倘若兵臨城下，大批難民加上學校醫院、商行銀號等等，欲求登船沿江北上逃亡的人數估算不下十萬之眾，這可不是裝運幾顆水雷的事，想在三、五天內悉數運走，堪比登天之難。
邱元甫心想隻有改變單船分散經營為股份公司的企業管理，方能去除單船經營的種種弊端，適應戰時運輸的環境和需求。但他自知在省長和戰區司令長官的眼中自己僅是個不起眼的聯運處主任，然身為省城力行社的早期成員，位卑未敢忘憂國，他以抗戰非常時期一切必須服從戰時運輸為由，鬥膽上書省黨部主任，曆陳單船家庭式經營所產生的種種弊端，提議將運營於省城至延津的客貨船組建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並表示，隻要掌控住公司董事會，戰時上路近百艘輪船就能夠聽從差遣，這樣既能保證軍方的需用，又可維持日常民間客貨運輸，讓股東也有錢可賺。他還攛掇戰區軍械次長向參謀部轉交此項建議，想不到參謀部即呈報司令長官，司令官閱後，拍案稱好。當晚，黨政軍三巨頭的聯席緊急會議作出決定：由省府駐延津水陸聯運處主任邱元甫按《公司法》負責籌建上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同時俟機成立省交通局，隸屬於省建設廳，分管省內車船運輸；至於車船建造檢驗，公路碼頭規劃籌建等仍歸建設廳下屬的相關處室（局）管轄。會上還內定邱元甫為首任交通局局長，正式任命待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籌委會召開時再行宣布。會後，省長即吩咐諸長吟按會議的決定執行。
隔天，邱元甫遵奉建設廳電報的召喚趕回省城，聆聽諸廳長傳達黨政軍聯席會議的決定。他當場對諸廳長立下軍令狀，保證在日寇入侵省城前完成上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的組建工作。接令後邱元甫可說是躊躇滿誌，他早有整飭進而控製省城航運市場的圖謀。然而，籌建輪船股份公司的消息一經傳出，當即遭遇大多數船主的抵製，他們對邱元甫以抗戰為名圈船辦股份公司深感不安，擔心此人空手套白狼攝取國難財，便以缺乏燃油料和機配件為借口封船停航，並煽動“佬拿”和“大伡”、“伡俚”逃離道頭，終使大量船舶熄火待港，內河航運幾近癱瘓。
此時邱元甫似乎並不在意船老板們故伎重施，他先是透過“四線聯運處”對船東們放出話來：要麼全麵實施軍事管製，大小輪汽船無償充軍，期間燃油料、機配件以及維修保養等費用由政府給付，船隻待戰爭結束後再歸還船主，但有損毀沉沒均不賠償；若定此方案，有違者，人船兩抓，船舶充公，船老板交軍事法庭以礙抗戰論處，船員送新兵營扛槍去前線。要麼以船舶優價入股，按《公司法》組建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設立董、監事會，推舉董事長，聘任經理；戰時軍公差運按政府規定價格收取運費，平日正常客貨運輸收入可坐享年終分紅。時至今日，這種或以行政手段施壓，或以經濟利益行誘的“二選一”方案，仍可選作現代管理學教材的經典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