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別人麵前，我叫他盧克，但對我來說，他永遠是“德國仔”。他叫我“薇薇”——聽上去有點像“妮芙”，他說。
我們決定在赫明福德安家，好讓我經營商店。我們會在離尼爾森家幾個街區的小街上租個小屋，樓下有四間房，樓上一間房。碰巧赫明福德學校要雇個音樂老師（也許尼爾森先生也幫了點忙，他可能在扶輪社聚會上跟校長提了幾句）。“德國仔”沒有扔掉明尼阿波利斯大飯店裏的周末演出，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就陪他同去，在酒店裏吃晚餐，同時聽他演奏。到了星期天，他則在路德會恩典堂彈奏管風琴，接替原來那個死活不肯動腳的風琴手——那位風琴手聽了人們的勸告，覺得是時候退休了。
當我告訴尼爾森太太，“德國仔”已經向我求婚時，她皺起了眉。“我還以為你說過，你根本不想嫁人呢。”她說，“你才二十歲。你的學業怎麼辦呢？”
“學業怎麼了？”我說，“我的手指上多了枚戒指，不是一副手銬。”
“大多數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守在家裏。”
當我把這些話講給“德國仔”聽時，他哈哈大笑起來：“你當然得去拿個學位啦。那些稅法可複雜得很！”
兩個人能有多南轅北轍，“德國仔”和我就有多南轅北轍。我實際而審慎，他卻衝動而直接。我習慣在太陽升起前起床，他卻把我硬拽回床上。他完全沒有數學天賦，對商店記賬也一竅不通，而我在家算賬，支付稅費。在遇見他之前，我喝酒的次數用一隻手就數得過來，他卻喜歡每晚喝杯雞尾酒，聲稱這樣能讓他放鬆，也讓我放鬆。因為在農場的經曆，他用起錘子釘子來得心應手，但他經常半途而廢。正值冰雪肆虐之際，防風窗卻堆在角落裏，一隻漏水的水龍頭被拆開來，零件散得滿地都是。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而我也難以置信。仿佛在我的昔日之中，有一段重獲了新生，與它一起醒來的是我曾苦苦壓抑的一切感受：失去太多的哀慟，無人可訴的哀慟，把一切藏在心裏的哀慟。但“德國仔”就在一旁見證，他知道我是誰。我無須戴上假麵具。
星期六早晨，我們起床的時間會比我一個人時遲一些。商店到十點鍾才開門，“德國仔”也用不著非去哪裏。我在廚房裏煮好咖啡，把兩隻熱氣騰騰的馬克杯端回床上，我們在柔和的晨光中一起待上好幾個小時。無比渴盼再加上得遂心意，我簡直如在雲端，盼著觸碰他那溫暖的肌膚，感受肌膚之下的筋腱與肌肉，它們噗噗脈動，生氣勃勃。我依偎在他的臂彎裏，在他的膝蓋窩裏，他弓起身子貼著我，呼吸輕拂我的脖子，手指撫過我的輪廓。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久久回不過神，懶洋洋，慢悠悠，恍恍惚惚，心神不定，隻顧當下。
“德國仔”告訴我，就算當初流落街頭，他也從未有過在明尼蘇達州時那種孤獨的感覺。在紐約，男孩們總是互相開些惡作劇玩笑，把吃的穿的湊起來。他懷念擁擠的人群，懷念混亂和嘈雜，懷念黑色t型車哢嗒哢嗒地開過鵝卵石街道，懷念街頭攤販烘焙花生糖的香味。
“你呢……你曾經希望重回往昔嗎？”他問。
我搖搖頭：“我們的生活太苦了，我對那地方沒什麼幸福的回憶。”
他將我拉到身旁，用手指沿著柔軟白淨的前臂下方輕撫著：“你的父母曾經覺得幸福嗎，你覺得呢？”
“也許吧，我不知道。”
他把發絲從我的臉上撥開，用手指撫摸著我的下巴輪廓，說道：“有了你，我在哪裏都會覺得幸福。”
盡管他就愛說這種話，我卻相信是真話。這段情讓我突然多了一雙慧眼，於是我心知，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時從未覺得幸福，也許無論怎樣也永遠不會幸福。
十二月初一個溫暖的下午，我在店裏跟眼光敏銳的會計經理瑪格麗特一起查訂貨。收據和表格擺得滿地都是，我正一邊琢磨要不要比去年多訂些女裝長褲，一邊端詳產品目錄裏的流行款和vogue（一本綜合性時尚生活類雜誌）雜誌、harpers bazaar（一本高端時尚雜誌）雜誌。收音機的音量開得很低，播著搖擺樂，這時瑪格麗特抬起一隻手，說道：“等等，你聽見了嗎？”她急匆匆地向收音機奔去，扭動旋鈕。
“現在重播一則特別報道。羅斯福總統今天發表聲明稱：日軍空襲了夏威夷珍珠港，並對瓦胡島上所有海軍及軍事活動發動了進攻。目前傷亡人數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