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家，逼著自己站在廚房裏隨意吃了點午飯，已是三點半了。她給卡列寧套上皮帶，走著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雜誌社解雇以後就在這家旅店的酒吧幹活。那是她從蘇黎世回來後幾個月的事了：他們終究不能原諒她，因為她曾經拍了一個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過朋友找到了這份工作，那裏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飯碗的人，暫時在這裏避避風：會計是一位前神學教授，服務台裏坐著一位大使（他在外國電視裏抗議入侵）。
她又一次為自己的腿擔憂。還在小鎮餐館裏當女招待時，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員腿上都是靜脈曲張，就嚇壞了。這種職業病源是每天端著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沒有那麼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礦泉水拖出來，以後要做的事就隻是站在餐櫃後麵，給顧客上上酒，在餐櫃旁邊的小水槽裏洗洗酒杯。做這一切的時候，卡列寧馴服地躺在她腳旁。
她結完帳，把現金收據交給旅館頭頭，已經過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別。服務台後麵的門通向一間小屋，還有一張他可以打個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牆上方貼著他自己和許多人的鑲邊照片，那些人衝著鏡頭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邊上簽寫什麼東西。有些照片附有親筆簽名。這個光榮角裏還陳列著一張照片，那是他自己與麵帶微笑的肯尼迪。
這天晚上，特麗莎走進這間屋子，發現他的交談者並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從未見過此入，那老頭一見她也立即住了嘴。
“沒關係，”大使說，“她是朋友，在她麵前你盡可隨便說話。”然後又對她說，“他兒子今天給判了五年。”
她後來才知道，在入侵開始的那幾天，這老頭的兒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監視著入侵特種兵部隊的某所大樓，看見有些捷克人在那裏進進出出，顯然是為入侵者服務的特務，他和朋友們就跟蹤那些人，查清他們的汽車牌號，把情報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電台和電視台，再由他們警告公眾。在這一過程中，孩子與他的朋友曾徹底搜查過一個叛國賊。
孩子的父親說：“這張片子是唯一罪證，他們亮出來以前，他什麼也不承認。”
他從錢包裏取出一張報紙的剪樣：“這是從1968年的《時報》上剪下來的。”
照片是一個小夥子掐著另一個人的喉頭，後麵有圍觀的人群。照片標題是：《懲辦勾結者》。
特麗莎鬆了口氣，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帶著卡列寧回家，步行穿過夜幕下的布拉格，想著她那些拍攝坦克的日子。他們是多麼天真，以為自己拍照是冒著性命為祖國而戰，事實上這些照片卻幫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點半才到家。托馬斯睡著了，頭發散發出女人下體的氣味。
8
什麼是**？有人可能會說，**就是勾引另一個人使之相信有**的可能，同時又不讓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句話說，**便是允諾無確切保證的**。
特麗莎站在酒櫃後，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與她**。她對那些潮水般湧來沒完沒了的奉承話、下流雙關語、低級故事、猥褻要求、笑臉和擠眉弄眼……生氣嗎？一點兒也不。她懷著不可抑製的**，要在社會底層暴露自己的身體（那個她想驅逐到大千世界裏的異體）。
托馬斯總是努力使她相信，愛情與**是兩回事。她當時拒絕理解這一點，而現在，她周圍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與他們**會怎麼樣呢？如果隻以那種稱為**的、即無保證的允諾形式，她渴望一試。
不要誤會，特麗莎並不希望報複托馬斯，隻是希望為自己的混亂找條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負擔：看待事物太嚴肅，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劇，捕捉不住生理之愛的輕鬆和消遣樂趣。她多麼希望能學會輕鬆！她期望有人幫助她去掉這種不合時代新潮的態度。
對某些女人來說，如果**隻是她們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慣例；對特麗莎來說，**則上升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目的是告訴她：她是誰，她能做些什麼。她把這一問題變得重要而嚴肅，使之失去了輕鬆，變得有逼迫感，變得費勁，力不勝任。她打破了允諾和不給保證之間的平衡（誰能保持平衡即說明他有**的精湛技巧）；過分熱情地允諾，卻沒表達清楚這個允諾中包含著她未作保證的另一方麵。換一句話說，她繪每一個人的印象就是她準備接受任何人。男人們感到已被允諾，一旦他們向她要求允諾兌現，卻遭到強烈的反抗。他們對此的唯一解釋隻能是，她是狡詐的，蓄謀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