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浙南殘酷的戰事，使得地方上青壯勞動力下降得厲害，以致到了嚴重影響耕作甚至出現拋荒田的現象。
包括淮東曆年來都積極的在轄地推動墾荒殖種，以及對夷洲島加大墾種力度，都需要補入大量的青壯年勞力。
像去年從津海南撤近四十萬人，淮東隻利用一年的時間就消化了差不多；這次頂多南撤十多萬人，所承擔的壓力，還遠不至於令淮東難以承受。
而遷民一旦切實的安置下去，就會很快的轉化為淮東的軍事潛力。
即使將目光僅限於海陵、淮安兩府，在林縛推行新政、大規模安置流戶之前，編籍丁戶約三十萬戶，而到今日，不把宿豫、睢寧、淮陽、虞東等最新才直接劃入淮安、海陵轄管的四縣丁戶計算在內，兩府編籍丁戶就已經增到五十三萬有餘，編籍科田總畝數，也從此前不到八百萬畝水旱田，猛增到近一千五百萬畝。
這其中有推行新政、清查隱戶、隱田的功勞，但淮安、海陵兩府這幾年來新墾、新圍田畝確數也將近兩百五十萬畝，這絕大多數都是新安置流戶做出的貢獻。淮東此時已能從新墾、新圍的田畝裏，或間接或直接為淮東提供約五十萬石米糧的稅賦收入。
而此前海陵、淮東兩府上繳郡司的正賦，折合米糧甚至還達不到五十萬石這個數字。
而大量流戶的湧入，更為淮東在崇州、鶴城等地較集中的工坊提供大量的、也是必須的勞動力——使得淮安、海陵兩府諸縣的城坊戶從此前的兩萬有餘猛增到超過十萬戶。
即使不算淮東軍司所直轄的工場，淮安所控製區域內新增加的工礦、市泊等稅及厘金的收入，隱然有追趕田賦的趨勢。
即使不考慮招募兵馬的兵員問題，僅從稅收角度去看，人口也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資源。燕胡兵勢強盛，淮東要暫避鋒芒，但是能帶走的資源，絕不應該給燕胡多留一分。
高宗庭又與趙虎商議了許多，除了丁壯外，還要從周圍地區盡可能贖賣耕牛、騾馬，買進登州城宰了吃肉，也能進一步削弱登州地區的農耕潛力。
至於招募及贖買的花銷，也無需淮東掏錢。
柳葉飛治軍不行，理政、貪財倒有一手，登州府庫以及抄沒柳葉飛及其心腹家財，僅金銀就有三十餘萬兩——這筆銀子眼下還有元知興等官員盯著，元知興等官員都是朝廷正經科舉出身，南撤後在仕途上還有出頭，自然會忠於朝廷，所以這筆銀子要不能在登州就緊急花銷掉，江寧要跟淮東算細賬，還真沒有借口將這筆銀子占下來。
津海糧道未興起之前，登州是北方沿海海貿最為聚集的海港重地。山東沿海也有大片的鹽場，在登州、即墨都設有鹽鐵司衙門，登州也是鹽商聚居地之一。就此兩點，就使得登州城裏的巨賈豪富甚眾。
大軍過處，最喜歡打劫的，除了他們之外，就沒有旁人了。對於他們來說，即使有田宅在登州，能南撤是絕不敢輕易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留下來的。
但很顯然，高宗庭也沒有讓他們舒舒服服南撤的意思——第一個十數萬人南撤的龐大開銷他們要認捐，第二個，淮東錢莊銀根一直吃緊，需要不斷的募集本金，登州富賈自然是不容錯過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