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曆數後世的金融集團，又有幾家不是給少數人控製著？隻要這一步跨出去，以後即便有問題，也可以通過對外擴張來化解掉。
高宗庭說道：“周廣南就在江夏，是不是經江夏時召他問策？”
“不了，他許是要去潭州去，不用他留在江夏等我，”林縛又搖頭道，“淮東錢莊已經過於強大了，大而難製，這話便是在宋公麵前，我也是如此說；戶部不是辦了一個錢莊還半死不活嗎？這次真要論功行賞，應由戶部錢莊來操辦……”
高宗庭微微一怔，轉念也明白過來此乃製衡之道。
雖說淮東錢莊此時集中了林氏、宋氏、陳氏等東陽鄉黨及海商集團的利益，本金總數累積高達近兩千萬兩銀，約計是此時戶部歲入的兩倍，已然是龐然大數，但目前林縛聲望一時無兩，淮東錢莊也可以說是林縛一手締造，還談不上難以約束。
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也恰恰是林縛此時聲望無人能及，故而能夠力排眾議再興一家錢莊來跟淮東錢莊相互製衡——淮東錢莊背後的東陽鄉黨、海商集團的利益代表，甚至宋氏的代表宋浮，都不會有太大的反對聲音。
而再立的錢莊背後，將站著淮東整個功勳集團，將來自然也就有能力與淮東錢莊分庭抗禮、相互製衡，不叫淮東錢莊一家獨大。
高宗庭覺得此策甚好，但也說不好，總不能叫宋浮等人認為這是他出的歪點子。
高宗庭知道宋浮等人對林縛無可奈何，但要是擠兌起他來，還是會有手段的，所幸這時還有宋浮之女在場，不然還真說不清楚。
高宗庭退出來，自然是找宋浮、曹子昂、孫敬堂三人商議此事。
到後期，南陽、襄陽的工造之事尤重，孫敬堂便從黃州趕來樊城專司工造，他還將拖在林縛他們之後再有機會回江寧去。
荊襄局麵大定，淮山以北的形勢也穩定下來，曹子昂也無需再在隨州坐鎮，便來樊城與林縛彙合再回江寧去。
此時在樊城，也唯有宋浮、高宗庭、孫敬堂、曹子昂四人最為核心；除此之外，在樊城的文吏還有唐希泰、孫文軒等人，其他像敖滄海、趙虎等將領倒不怎麼熱衷於政事。
孫敬堂河幫出身，早年地位低微，但畢竟與其兄掌握有兩三千人規模的西河會行漕，日子倒不清寒；即使西河會分崩離析之後，孫家還是有很多產業從江寧轉移出來，融入淮東之中。他此時更重視獲得穩定的政治地位，能封爵最好，對行賞倒不看重。
曹子昂這些年來吃過這麼多苦，心誌乃堅，封功賞爵倒不急於一時，甚至認為此時大行封賞之事，對治軍不利。不過，將賞功之田折入錢莊、以錢莊股數賞入將領名下，不會對軍隊一下子就造成很大的衝擊，他也就沒有特別的意見。
倘若淮東軍製軍級將領論功應賞千畝永業田或食邑百戶，折算本金兩千元入股錢莊，每年依股數領取紅利數十元或百十元便是，而不用去操心田畝經營之事，也沒有跟地方爭利的紛爭，甚至可以簡單的認為是給有功之將臣增加薪俸。
宋浮想的要比曹子昂複雜一些。
林縛以賞功之田折入錢莊計為股數算籌分賞有功將臣，在宋浮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不會因為封賞下去的特權田地而害地方政事，也不會對中樞歲入造成損害。
不過另立錢莊操辦此事，要沒有宋佳在場，宋浮指不定真就懷疑是高宗庭在背後出的餿點子，但明確是林縛所提議，宋浮也就沒有太多的意見。
淮東錢莊此時幾乎是以鯨吞之勢，往江浙閩贛及兩湖、廣南滲透，隻要認真去研究淮東這幾年來的崛起，便能知道淮東錢莊真正的潛在實力有多龐大
另立錢莊以分淮東錢莊之勢，自然不合站在淮東錢莊背後的東陽鄉黨、海商集團以及林、宋、陳等家的利益，但相比較利益的減少，在宋浮等有識之人看來，眼下更重要的是確保能立新朝以代元越——這才是諸家根本利益之所在。
宋浮也猜測林縛是擔心以後淮東錢莊勢大難製，會影響到新帝國的皇權，故而預下先手以製衡之。
當然，比起林縛明麵上的手段，至少不用擔心以後會被“狡兔死、走狗烹”。
所謂“共患難易、同富貴難”，又所謂“利若獨占，必遭分食”——想及這點，深諳自保之道的宋浮更知道應該促成新的錢莊來分淮東錢莊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