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章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博古又寫了《黨報記者要注意些問題》的社論，提出“黨報的記者是黨的耳目喉舌”，為此“要用黨的立場黨的觀點去分析問題”，“不僅反映現實，還要指導現實”，“還要有記者的品質”等等，這些話在延安是黃鶯第一聲，現在重讀也極耐人尋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博古又寫了社論《從五個說起》，這是講解新聞寫作的五個要素的經典著作，講述了新聞寫作的基本知識。
在博古領導下，黨的新聞出版大軍學馬列、勤讀書、鑽研業務的好風尚在他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逐步形成。報社與新華社的幹部，在建國後都在中央與省、市、區擔任宣傳與新聞戰線的領導工作，穆青、吳冷西、李銳、鬱文、趙守一、林默涵、劉祖春、繆海棱、王揖、楊永直、高揚文、周立波、陳學昭、白朗、黃操良、吳文燾、陳適五、陳企霞、馮牧等都是報社與新華社的編輯與記者，報社、新華社是延安出幹部最多的機關之一。
博古同誌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博古少年時家境清貧。其父不得不將城中耆英裏的祖遺老宅賣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居住。秦宅寬敞，始建於清光緒末年。秦邦憲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進三間平屋，麵積為八十九平方米，石庫牆門後背裝飾有磚刻“進德修業”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經濟更加困難。秦邦憲和弟邦禮、妹邦範，在母親朱氏撫育下生活、讀書。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零年，秦邦憲在此居住了四、五年，先後就讀於秦氏公學、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附小。隨後，秦邦憲赴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大學讀書。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幹事。一九二六年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三零年五月回國，先後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上海工聯宣傳部工作，編輯《勞動報》、《工人小報》。一九三一年一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四月改任青年團中央書記。九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組成，他是主要負責人。一九三三年初進入中央**根據地，五月增補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擔任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職務期間，積極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誤，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國民黨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 剿”時，他和李德在作戰指導下實行了一係列誤原則，致使中央紅軍未能粉碎敵人的“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嚴重損失。（曾經發出“不讓敵人侵占寸土”、“勝利或死亡”的口號。主張是學習蘇聯先占據城市，而不考慮中國基本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當時情況。）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被取消中共中央總負責人職務，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十月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任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後，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協助周恩來與蔣介石進行談判，對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一九三七年一月新華通訊社建立，被任命為第一任社長。不久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曾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漢、重慶等地參加國共談判。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組織部長。後來長江局撤銷，成立南方局，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組織部長。 一九四零年底返回延安，繼續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一九四一年創辦《解放日報》，任社長，為黨的新聞事業和解放區新聞機構的建設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風期間和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的誤誠懇地作了自我檢查。一九四五年六月，當選為七大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二月作為中共代表去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業協會議憲章審議小組的工作。同年四月八日，從重慶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於山西興縣黑茶山。同機的遇難者還包括王若飛、葉挺、鄧發。
生前譯有《蘇聯共產黨(布)曆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等等，為在全黨範圍內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作了重要貢獻。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秦邦憲為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線影響，負責上海臨時中央的領導。一九三三年初遷到瑞金，對中央蘇區的影響更大。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盲目聽從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的指揮，使紅軍傷亡慘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博古在遵義會議後雖然失去了最高統帥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紅四方麵軍較量的幹將，在涉及中央紅軍內部利益時，他站在***一邊。
博古和周恩來、葉劍英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因此，他們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談判，並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軍組建初期也有功勞。
博古是中共長江局成員，參與領導了武漢會戰期間的抗日宣傳。
博古回到延安後，領導創辦了《解放日報》，這是中央機關報。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慶飛延安，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一九零七年誕生，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的臨時政治局總負責人，擔任過黨中央的書記，長期在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十多位同誌和從重慶乘飛機返回延安，在西安停機加油時，被國民黨特務在機上放了炸彈，飛行途中又遇雨霧，飛機迷失方向，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爆炸，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被黨中央稱為“四八烈士”，那時博古年僅三十九歲。
但是，要真實而完整地說清楚博古的曆史，還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對於**所作的貢獻，書刊與媒體介紹的甚少，如在中央蘇區4四次反“圍剿”，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上前線打仗，又作了這四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這重大的史實在今年學林出版社出版的《博古39歲的輝煌與悲壯》一書中才首次披露。
一九三一年，博古二十三歲時，在上海任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這時黨中央遭到破壞，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足半數。這時黨中央決定，周恩來赴中央蘇區，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黨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總負責。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共產國際批準上述任命。博古擔任這個職務是臨危受命，服從分配，並且合法的。延安整風時，我們副刊部的同誌曾向博古請問過這一情況。博古說，他當時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員，負責黨中央的工作，不合組織原則。他還提出太年輕，不懂軍事，又不熟悉國情，擔此重任不合適。但周恩來他們說，這是工作需要，隻要共產國際同意就行。黨的負責人原稱書記，這時為稱“總負責”呢？因為盧福坦曾想當書記，遠東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著這個職務以後他擔任。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誌來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十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由***任主席”。這樣，是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將***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崗位。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的博古、周恩來、張聞天與項英四人未經中委選舉，但五中全會政治局常委（有時也稱書記）的名單是經共產國際批準並有所增減的，手續不完備，但合法。
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盲目聽從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的指揮，使紅軍傷亡慘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這就是博古負總責的時期，這時期犯過路線誤。博古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檢討說我應向黨所負的責任就在於執行了這個路線，而且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在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開的著名的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初步檢討，承認五次反“圍剿”失敗，撤出中央蘇區，不能不開始長征。服從多數而失其間，一九三三年冬福建省發生了抗日反蔣的事變，博古不讚成與福建合作，導致十九路軍被鎮壓，第五次反圍剿失良機，他的誤是極其嚴重的。
博古負總責時犯過路線誤，但在任用幹部上做過好事，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以前，中央秘書長是由鄧穎超擔任的，她患肺結核辭職，十二月十八日後，改由鄧小平接任，鄧小平以此職務參加了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夏鄧小平到部隊，中央秘書長的職務改由劉英接任，這是許多相關的人都證實了的。 其實，博古參加四次反“圍剿”已經體會到發動農民進行遊擊戰爭的重要。他在總結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時說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遊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遊擊部隊，有計劃的配合紅軍作戰。”當時我們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遊擊隊伍，即你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