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軍登陸遼東後確實引起高麗的疑懼。恭湣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麗即“谘中書省曰：‘於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鄭思道駕海船赴京賀明年正，到喬桐島，船著淺穿漏，不得前去。又於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韓邦彥賀正，開船忽被風暴淹沒。小邦去京師隔海甚遠，天寒冰合，難以發船，恐違進賀之期。金、複等州涉海稍近，驛路可通，經由遼東，庶望及期。今遣韓邦彥前往遼東都司，赴京進賀，請聞奏施行。’” [33] 明軍登陸遼東前，兩國往來使臣從未遇海難，而今金、複等地甫入明疆，高麗船便兩次失事，由此欲借路遼東入貢，豈非太過巧合？由王京入長江口所經南黃海海區冬季並不結冰，即便明初氣溫較現代偏低，或高麗入貢船乃沿岸航行，需經過更寒冷的北黃海，則如上引恭湣王十七年十一月高麗首次遣使赴明，當時遼東為元軍所據，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礙？時已十一月，“經由遼東”，則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複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遠行陸路，南行千餘裏方達京師，真迂遠之極，何可“庶望及期”？何況所提及八、九月兩次遣使事均不見於《高麗史》當時記載。如此則高麗托辭以觀遼東明軍虛實之圖，百辯難掩矣。總之，從高麗自明軍登陸遼東後加強於納哈出的合作，虛張戰況以塞明聽，又借故以觀明軍軍情等事看，明軍在遼東出現，促使高麗對明朝嚴加防範。洪武五年高麗態度突變，正當遼東明軍大舉北攻之始，此兩者實應有直接關係。
反觀明朝方麵，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猶以隋煬帝自警，討好高麗。[34] 蓋北方新敗，不欲再樹強敵。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對高麗使臣大發雷霆，曆數高麗過失，除殺孫內侍、防範使團、疏於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複痛責的是高麗來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聽軍情為務：“恁每使人遼東等處吳王相抬茶飯，……正意打細。恁將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又夾帶著納哈出的伴當，來看我軍營裏事。恁透與他消息，搶了我牛家莊馬頭十萬石糧，更折了三千軍馬。……又與徐總兵抬茶飯，不是真意，故意打聽北平府軍官事跡。……濟州馬匹，今日將來，明日將來，鬧了一年，將的四個馬來了。不知怎的做事。作買賣來的人每將不打緊布、席來，卻不將一個馬來販賣。” [35] 吳王相即明軍在遼東的最高指揮官靖海侯吳禎。遼東等處應指明軍洪武五年五六月間占領的遼陽等地。牛家莊之戰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 徐總兵應即徐達。[37] 看來上年十一月高麗請行陸路後明方未拒絕，使團、商人紛至遼東。但高麗決不輕易輸出馬匹，為何又“將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其數量太大，隻能由陸路運送，又不可能為民間貿易，則知其定為至遼東使臣所帶官方貿易團。其到達時間應在明占遼陽後即洪武五年秋，此時蒙軍殘部仍據千山，以千餘匹馬穿行北元控製區而安然無恙，顯見此番高麗與納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貿易團，可隨使臣由遼陽南下渡海必經之牛家莊，則“納哈出的伴當”得以盡窺明軍內情。看來明軍占領遼陽，在遼東占盡優勢後，高麗與納哈出已幾近同盟。而明朝方麵除上述八月交好高麗外，十月尚因高麗使臣溺海，決定減少貢物數量與進貢次數。[38] 而十二月算總帳，定因牛家莊之事已令明朝方麵不能忍受。牛家莊之戰中，納哈出遠襲明軍後方糧儲基地，打破明出兵遼西計劃，使明軍在遼東遭受空前打擊，實為遼東戰爭之轉折點。[39] 明方既有此教訓，除翻臉痛斥外，還迅速斷絕與高麗的陸上往來。《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書張子溫移谘定遼衛曰：‘ 前遣鄭庇赴京獻馬，稱到定遼城，有守門官不許入城，曰今奉聖旨，山東新附百姓生受，高麗使臣休這路上來。以此回還。庇承差進獻，今聽在號之言，別無官信明文，未委虛實。如果聖旨，請錄全文回視。’子溫至定遼，總兵官使謂曰：‘聖旨高麗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賚來谘文，畏聖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溫未得文據而還。”顯然，明朝方麵絕意甚堅。
朱元璋於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說：“今後不要海裏來。我如今靜海，有如海裏來嗬，我不答應。” [40] 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猶正常接待海路來使，[41] 說明其仍想維持與高麗的一般關係。而十月主動斷交，從此態度一變而為蠻橫，唯一的解釋是，明朝得知高麗年初通元事後，決定作出強烈反應。
入貢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麗由海路赴京上陳情、請路、請方物仍舊、謝璽書四表，並請頒火yao以抗倭。[42] 明朝方麵對其辯解不予理睬，拒絕恢複貢物數量，拒絕陸路通貢，指摘其進貢禮儀之失，對其請火yao事回答說：“交那裏掃得五十萬斛硝，將得十萬斛硫黃來，這裏著上那別色合用的藥修合與他去。那裏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幹將官率駕將來我看。……此等之物，處處有之，彼方但不會修合耳。恁宰相每隻將這號令行將去。” [43] 高麗所提要求雖過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數字的高麗本不出產的原料，又要把對方海軍調來檢閱，則一副潑皮口吻，顯然已無誠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麗：“（恭湣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來。中書省谘曰：‘欽奉聖旨：已前征進沙漠，為因路途遙遠，馬匹多有損壞。如今大軍又征進。我想高麗國已先，元朝曾有馬二、三萬匹留在新羅牧養，孳生盡多。中書省差人將文書去，與高麗國王說得知道，教他將好馬揀選二千匹送來。’” [44] 此顯然是無理要求，因高麗當時並不能控製耽羅，揀馬何從談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軍已漸恢複元氣，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軍又征進”倒並非虛言。惟其年初索馬，四月索火yao原料及船艦，當為明擺脫戰略被動局麵後開始報複、欺淩高麗。
《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湣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韓邦彥至濟州，……隻送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瑩領諸軍至耽羅，奮擊，大破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於京。耽羅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還京師，遣密直副使金義領馬三百匹送定遼衛，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張子溫謝通朝貢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密，遂奔北元。” [45] 表麵上看，高麗受命後索馬於耽羅，不得後興師占領耽羅，送馬至定遼都衛。似乎恭湣王決定答應明朝的無理條件，而國內親元勢力於九月發動政變，至使剛要恢複的明高麗關係再度惡化。實際上高麗早已有意進兵耽羅，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討耽羅。[46] 《高麗史》載朱元璋回答：“其速發兵以討。” [47] 《明實錄》載，朱元璋嚴禁出兵：“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 [48] 兩者正相反。明代人記朱元璋的回複，或為“逃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為“逃寇可傳檄定，其罷兵。” [50] 或全同《實錄》。[51] 從高麗在洪武五、六年並未有所行動看，《高麗史》所載雖貌似原始生動，實不可信。至於其一舉吞並耽羅，則正是利用明朝來索馬遭拒這個機會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並非為明討馬而發。高麗本已得到三百匹馬，平耽羅後仍僅送三百匹給明，顯然不把兩千匹的要求放在眼裏。明本嚴禁高麗陸路入貢，今差人索馬，數目巨大，由後來林、蔡等行至開州站可知明定答應其由陸路入境。[52] 高麗借機“謝通朝貢道路”，則這三百匹馬不過是高麗打開定遼城大門的籌碼而已。蔡斌遇害雖在恭湣王被弑後，但殺他之人就是恭湣王指派的護送官金義。則若恭湣王不死，盡睹高麗送馬內幕的林、蔡等能否到達遼陽，也實有疑問。要之，從高麗對索馬的應付態度看，恭湣王在位最後幾個月間仍奉行對明的防範、搪塞政策，九月的政變是加劇而非導致了明高麗關係的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