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也晚，北京大學在沙灘紅樓時的崢嶸歲月，隻是從師長們的講述和文章中略知一二。我入學時，北大已經遷至湖光塔影的燕園了。燕園的旖旎風光和在那裏度過的青春歲月，實在令人終生夢繞魂牽。
在北大的五年，回憶起來，很溫馨，也很苦澀。這裏有眾多國內外知名教授、專家。他們在我們年輕學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有豐富的藏書，有活躍濃鬱的學術氣氛。教授們的講授，也是千姿百態。有娓娓而談，如坐春風；有出神入化，令人陶醉；有的標新立異，駭世驚俗。當然，也有的大學者講起課來，實在沉悶乏味，催人入睡。那時候，確實有點百家爭鳴的氣候。吳組緗和何其芳兩先生同講《紅樓夢》。吳先生認為薛寶釵和花襲人都很壞，一個如女曹操，奸詐無比，險惡虛偽；另一個簡直像女特務，以出賣別人來討主子的歡心。而何先生則認為她們都是善良人，都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唐弢先生發表《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征》一文，楊晦先生則主張雜文不是藝術，談何“特征”。在“紀念世界文化名人”關漢卿的熱潮中，楊晦先生在他的長篇論文《論關漢卿》中，認為關漢卿就生活方式而言“跟豬在泥坑打滾的情形十分近似”，引起許多專家的批駁。高名凱教授主張“漢語實詞無詞類可分”。王了一、朱德熙等先生不但在學術刊物上與高先生論戰，而且在課堂上展開爭鳴……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學子，確實大開眼界，如饑似渴地吞食著知識的成果。
學生中的社團活動也很紅火。北大校園內有詩社、戲劇社、美術社……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學生社團，我至今也說不清。隻記得每到星期六，大飯廳外麵的牆壁上，貼滿了海報，都是在昭告某社請某某名家前來講學的。聽這種講座，也要精打細算，因為太多，必須做出選擇。我聽過曹禺、冰心、艾青、雪峰、趙樹理等作家、詩人和文藝批評家的報告。有三件事，至今還留有深刻印象。一是雪峰對杜鵬程長篇小說《保衛延安》的評價。雪峰當時是《文藝報》的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長。我們都知道他是魯迅深為器重的“左聯”領導人、詩人、文藝理論家，曾作為黨的代表和魯迅保持密切的聯係。那時他已滿頭白發，神態嚴峻，講起話來滔滔不絕。他說時間將會證明，《保衛延安》將是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和《三國演義》、《水滸》一樣傳之後世。尤其令我們驚駭的是，他認為杜鵬程之所以寫出這部傑作，是因為他遠離當時的文壇，否則他在公式化、概念化理論的影響下，就什麼也寫不成了。
另一件事是美術社請來中央美術學院的馮法禩教授。馮是油畫家，講如何欣賞美術作品。他一進會場，就向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同學深深一鞠躬，連稱“師母”……我們很驚詫。後來我們才知道，那位端莊清秀的女士就是徐悲鴻先生的夫人廖靜文。她在悲鴻先生去世後就到北大中文係進修，準備將來回美術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據說她忍受失去親人的悲痛，為了工作頑強地學習，令人感動。
還有一件事是周揚來校講美學，講題好像是“建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體係”。從上午一直講到下午，大家午飯都沒有吃。周揚當時名氣很大，如日中天。他不但是大名鼎鼎的理論家，更是黨在文化界的領導人。建國初期一次次運動和批判，都是由他來代表黨做總結的。他當時的形象、儀表，也讓我們這些小青年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目光炯炯，神采飛揚，但講話卻和他的論爭對手雪峰不同，似乎一邊思索一邊講，有激情卻很沉穩，頗具權威感。他那天講的內容很廣博，時日太久，很難清晰回憶。但他關於時代精神的論述，至今還有印象。他說什麼是時代精神？就是一個時代人民大眾的共同要求、願望和心聲。藝術作品中體現的時代精神愈強，就愈是好作品。即使寫愛情，也要體現時代精神。不論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也好，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也好，都體現了時代精神。若與時代無關，兩個人關起門來愛都是了，管別人什麼事，何必去寫！周揚又舉鄒韜奮辦的《生活周刊》為例。抗戰前夕，國民黨反動派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國統區廣大人民的抗日要求無法表達，惟一的途徑是《生活周刊》，因而這家刊物風行一時。1937年“七七”抗戰炮聲一響，人民大眾的抗日要求已經在台兒莊、平型關等戰場上得到充分體現，而《生活周刊》雖然辦得仍很出色，卻無法與昔日相比了。同樣的例子，周揚又舉了19世紀俄國的文化現象。他說俄國在沙皇統治下，十分野蠻、黑暗、落後，但在文化藝術領域卻一度群星璀璨，湧現出果戈裏、普希金、托爾斯泰、別林斯基、列賓、蘇裏柯夫等藝術大師。何以如此，就是因為當時的時代精神主要體現在文藝領域。當馬克思主義政黨出現後，時代精神就主要由黨來體現了。周揚以此來回答為什麼當今社會沒有出現托爾斯泰、魯迅那樣大師級作家。他說，就表達時代精神來說，作家難道比黨還高明！周揚這些說法，我們當時不僅感到新鮮，而且對其正確性是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