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農村改革——王鬱昭談鄧小平王
鬱昭，1926年生。山東文登人。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威海市武工隊副教導員。新中國成立後，曆任安徽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4年至1956年在中共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學習。後任安徽師範學院教務長、合肥師範學院副院長、中共全椒縣委書記、滁縣地委書記、安徽省委副書記、安徽省省長、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
1978年的時候，我是在滁縣地委擔任地委書記，那個時候正是粉碎“四人幫”之後，萬裏同誌在安徽主持工作。萬裏同誌曾經提出，安徽有幾個最窮的地方，其中就有肥西、鳳陽，要我能夠改變這個地區的麵貌。1978年的時候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糧食減產，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當年的9月份，地委召開了一個全體公社書記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有的地委書記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一個公社搞不上去，兩個公社搞不上去，我們全地區242個公社為什麼都搞不上去？難道我們整個地委，我們的公社書記都是笨蛋嗎？要求地委放手讓他們幹，幹好了不求有功，幹壞了自動下台。我當時作為地委書記對他們提出這樣的意見感到非常不平，我要求他們有什麼話都提出來。這個時候他們就提出來了，他們有一個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超產獎勵，結果獲得了農業大豐收。縣上先介紹了一個公社的經驗，他們把棉花田間管理包產到戶，因為那一年大旱，要把這個棉花的苗保住，就把棉花包產到戶了。結果它的棉花的產量比上年增產百分之五十以上。來安縣的一些公社提出了幹部的工作崗位責任製，提出糧棉油產量達標後實行獎勵的政策。另外，還介紹了其他方麵的經驗。這些經驗為什麼過去不敢提呢？因為過去在“四人幫”的時代，人們不敢講這個話。
雖然那個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已經開始了，“兩個凡是”的理論已經受到了批評，在這個時候，人們的思想已經開始活躍起來了，因此他們有些什麼想法也敢講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一方麵派人把這些典型的經驗進行了調查，寫了一個調查報告，我就向省委第一書記萬裏同誌作了彙報。萬裏同誌看了以後感到很高興，說這個經驗很好，要求我把這些典型材料印發到全地區，要求每一個縣選一個公社或者一個大隊，進行試點。文件發下去以後，要求試點的單位很多，而且有些不是試點單位的也自動地搞了包產到戶的試驗。因為這些典型的經驗都是實行聯產計酬的辦法，結果產量有了很大提高。所以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要求普遍地實行這個辦法。結果很快就在全地區發展到百分之六十八。所以到1979年的時候，全地區的糧食產量有很大的提高。
1979年時在全省各個地區來講，增產幅度最大的就是滁縣地區。但是我們實行聯產計酬的辦法之後，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人指責我們滁縣地區搞亂了，複辟了資本主義。特別是當時甘肅省有一個幹部在1979年3月15日的黨報上發表了一篇讀者來信，而且報紙還加了編者按，認為包產到戶破壞了隊為基礎、三級核算的原則。因為實行包產到戶是三級半所有，因此必須糾正。當時爭論很大，對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說我們搞的包產到戶破壞了隊為基礎、三級核算的原則，複辟了資本主義。報上的爭論很大。當時我正在嘉山縣考察工作，聽到這個廣播以後我就很快地回到了地委。在路上，曾經到滁縣的一個公社叫光明公社。一進門，公社書記就說，地委書記來了，正好，今天早晨聯播節目廣播了甘肅的群眾來信，老百姓來找我們了，認為我們又要犯錯誤了，又要受批判了，群眾思想比較混亂，所以對群眾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們的幹部和群眾思想波動很大。地委很快就進行研究，認為我們搞的聯產承包是生產責任製的一種形式，農民歡迎。這個時候我們認真學習了鄧小平同誌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就是我們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各種生產責任製不要變來變去，要靠實踐來檢驗；同時根據小平同誌提出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為現在很雜，各種形式責任製都不要變，不要變來變去，到秋後看實踐。我們馬上發了一個電話通知，得到了各個縣委的響應，態度都很堅決。正在這個時候，萬裏同誌來到安徽，來到了滁縣地區，聽到這個情況後萬裏同誌就說，三級半核算有什麼不對？四級核算也可以嘛，家庭也要核算嘛，那不是五級了嘛。作為報紙來說，你可以登你的讀者來信，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你可以投稿，我也可以投稿，這好比公共汽車，你可以打票坐車，我可以打票坐車，報社不能管飯吃吧？到了秋後老百姓沒飯吃的話，我要找你縣委書記，你縣委書記要負責。萬裏同誌這番話，給我們很大的鼓舞，我們堅持把包產到戶搞下去。所以1979年滁縣地區的糧食生產獲得了大豐收。在全省來說增產幅度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