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蘇關係三大障礙
中日、中美關係正常化使蘇聯如坐針氈，為應對於己不利的國際形勢，勃列日涅夫放出試探氣球，鄧小平一語點破中蘇關係三大障礙。
70年代末，中蘇關係仍然處於冰封雪蓋之中。然而此時，在中國的對外交往中，另一些凍結年頭更長的關係卻正在悄悄地化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偉大曆史性轉折的號角，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了。在這次意義深遠的中央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以其快捷、果斷的作風完成了兩樁舉世矚目的大事。
一件是1978年10月，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訪日的國家領導人，踏上秋高氣爽、楓葉如丹的千島之國──日本，進行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訪問，並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換批準書的儀式。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正式生效，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穩固的基礎。此次出訪，在日本列島刮起一股強勁的“鄧小平旋風”，也許正是借助了這股東風，事隔不久，鄧小平又促成了另一宗更具轟動效應的國際新聞。
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有效地瞞過觸角靈敏的西方媒體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通過美國三大電視公司的電視網向全國宣布：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同一時間，中國政府也向全國播發了《中美建交公報》。1979年1月，鄧小平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訪美的國家領導人飛往大洋彼岸，對美國進行首次正式友好訪問，至此，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文明曆史的中國和具有最先進科學技術的美國之間，30年沒有外交關係的時代結束了。
中日、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對世界產生的衝擊波是強烈的，蘇聯在茫然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一現實。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詳細描述了宣布中美建交時，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的表現：
“下午，我邀多勃雷寧到我的辦公室裏來，以便親自將這個消息告訴他。多勃雷寧在下午三時高高興興地來到，我示意喬迪走開，他又招呼新聞記者出去，於是他們都到外麵給他拍照去了。我們希望轉移新聞記者的視線，讓他們誤以為總統今晚要宣布有關蘇美關係的事。多勃雷寧到來時，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定下了晚上九時的電視時間。起初，我和多勃雷寧愉快閑談，對他們對財政部長米切爾·布魯門撒爾和商業部長朱安尼塔·克雷普斯訪問莫斯科所給的禮遇表示感謝，然後，我突然通知他，今晚我們要宣布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和全麵關係。他目瞪口呆，麵如土色，張大了嘴，什麼也沒有說，待恢複正常後，方對我的通知表示感謝。我又說，這不是針對任何人的，現在美中關係將同蘇中關係一樣地正常。表麵上，這是一種正確的看法，實際上，帶有一點諷刺意味。”
布熱津斯基的回憶生動揭示了蘇聯當局在中美建交麵前所顯示出的這種震憾程度。盡管蘇聯強硬地要求美國、日本就鄧小平訪美聯合公報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的反對“霸權”一詞作出解釋；盡管他們一再攻擊中國變成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無恥的應聲蟲”，但是，隨著中國國門的敞開和對外關係的不斷發展，他們不得不重新考慮下一步棋的走法。
1982年3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的一次講演中，放出一個試探氣球，他一麵依舊攻擊中國的政策，另一麵卻又談到蘇聯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這一信息，立即引起鄧小平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在主持黨中央的工作後，為了創造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在處理中國對外關係上，心存四大願望，一是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二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三是解決香港回歸問題；四是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這四件大事中，就其複雜性而言，恐怕要首推中蘇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