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57年：作為黨的總書記首次視察大西北。黨的八屆一中全會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成為其中一員。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他為貫徹八大路線，走出中南海，來到祖國的大西北，在山西、甘肅、陝西，縱論經濟建設。
1956年9月15日，具有曆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繼往開來的重要會議。大會確定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這是鄧小平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
鄧小平，四川廣安人。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生。原名鄧先聖，學名鄧希賢。５歲入學，高小畢業後考入廣安縣中學。１９１９年秋考入重慶勤工儉學留法預備學校。１９２０年夏赴法國勤工儉學。１９２２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１９２４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１９２６年初到蘇聯學習。
１９２７年春回國，被派往西安馮玉祥國民軍聯軍從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改名鄧小平，８月７日在武漢參加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年底隨中央機關遷往上海。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１９２９年夏，作為中央代表前往廣西領導起義，化名鄧斌，同張雲逸等於１２月和次年２月，先後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據地，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１９３１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據地，先後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由於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被當時黨內“左”傾領導者撤職。以後，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主編。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隨中央紅軍長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書長。１９３５年１月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後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３８年１月任八路軍１２９師政治委員。和師長劉伯承深入華北敵後，創建了太行、太嶽等抗日根據地。１９４２年９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在艱苦的條件下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麵工作。１９４５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原局、華東局第一書記。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１月同劉伯承一起領導了上黨戰役、邯鄲戰役。１９４７年夏他們率軍南渡黃河，挺進大別山地區，由此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在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階段，擔任統一指揮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的總前委書記，同兩個野戰軍的領導人一起，指揮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攻克了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蘇、浙、皖、贛等廣大地區。
１９４９年９月，他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參加了開國大典。１０月，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後和劉伯承率部向西南進軍，占領了雲、貴、川、西康諸省，參加領導了進軍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實現中國大陸的完全解放。此間，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
１９５２年７月調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１９５４年改為國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部長。１９５４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反對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中，作出重要貢獻。１９５５年４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作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八大路線，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更加廢寢忘食地工作著。
但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在當時還缺乏足夠的理論和思想準備，隻能在摸索中前進。
1956年秋冬，國內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由於國際上受東歐波匈事件的影響，而國內又有在急促而深刻的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中未能完全克服的冒進思想，致使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出現了某些風潮。一些幹部把群眾鬧事和尖銳批評一概視為階級鬥爭，企圖采取簡單粗暴的辦法進行壓製。於是，中共中央在調整經濟計劃和經濟關係的同時，著手開展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係統地分析和闡明了正確處理各方麵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方法。會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分別到各地，宣傳八大的精神和傳達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
鄧小平去的是西北。
1957年3月下旬，鄧小平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的西北之行，這是他出任總書記後第一次外出視察。
山西是鄧小平西北之行的第一站。
山西這塊土地，對鄧小平來說是最熟悉不過的了。
20多年前，也就是1936年2月紅軍東征時，身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鄧小平，渡過黃河，來到了山西這塊黃土地。抗日戰爭爆發後，鄧小平擔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他率先來到了山西抗日前線，以八路軍政治部領導和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八路軍代表的雙重身份，先後在太原、五台和汾孝地區，為動員戰區民眾，創建晉東北和晉西南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1月，鄧小平出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和師長劉伯承一道，率部深入日本侵略者占領區的後方，以太行山為中心，依托山區，並向平原發展。他們率部進行了一係列的戰鬥，在太行山站穩腳跟後，分兵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接著，又率部越過平漢路，東進冀南平原，開辟了冀南抗日根據地；還先後建立了太嶽和由魯西等根據地合並而成的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在這裏，劉伯承、鄧小平指揮部隊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率部參加了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給日、偽軍以很大打擊。在這裏，鄧小平還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後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並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在艱苦的條件下，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麵工作。在這裏，鄧小平從實際出發，先後發表了《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五年來對敵鬥爭的概略總結》、《太行區的經濟建設》、《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和講話，提出了對敵鬥爭的一係列具體的政策和策略。在這裏，他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為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45名中央委員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後，劉鄧又率部進行了上黨、平漢戰役，有力地遏製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大大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的地位。1947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的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部署，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部挺進中原，揭開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
鄧小平對山西這塊土地上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懷有很深的感情，他在這裏度過了將近10年的時光，這10年，奠定了他後來走向輝煌的基礎。
從1947年走出山西又是一個10年，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再一次來到了山西，他此行的目的已經和過去大不一樣了。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全程陪同鄧小平在山西的這次視察活動。
在太原，鄧小平認真聽取了山西省委的工作彙報，仔細研讀了反映廠礦、學校和機關幹部群眾思想動態的材料。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分別給太原市中等以上學校部分師生和廠礦企業、省市機關部門幹部作了兩場報告。報告的主旨是解決人民群眾與領導者之間的矛盾：一方麵是教育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政府工作人員、經濟和文化部門工作人員，認真聽取群眾的批評意見，努力克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另一方麵是教育群眾提高覺悟，樹立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為原則的社會主義精神。
在給太原的教師和學生所作的報告中，鄧小平首先透徹地分析了國際形勢。針對波匈事件導致部分群眾對社會主義產生的悲觀失望情緒，鄧小平對比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政治經濟狀況，闡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堅定了大家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他說：我們要學習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包括美國好的東西，但是，關鍵性的東西，我們從美國是學不到的。
在談到國內供需矛盾緊張情況時，鄧小平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經驗不足，一股熱心，建設搞快了，產生了錯誤，但這是前進中的錯誤。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錯誤在所難免，重要的是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鄧小平告誡報紙要把人的思想引導到健康的道路上來。
鄧小平向師生們闡述了肅反、民主集中、青年的前途和黨的領導等具體問題。他強調，我們國家應該經常注意民主，加強民主生活，使人民有提意見的地方，有說話的地方，對於群眾鬧事，“我們要站在人民之中，當作人民內部的問題來處理。”“那些少數根本不講道理的人，最後總是要被孤立的。”
關於政治思想工作，鄧小平說：近一個時期，我們放鬆了政治思想工作，沒有能夠適應和解決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政治思想工作是非常艱苦的，“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山西青年是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鄧小平寄語山西青年要樹立遠大理想，要有為實現這種理想而艱苦奮鬥不怕困難的信心和勇氣，要有集體主義精神和守紀律的高貴品質。
“沒有那些具有遠大理想、具有高貴品質的年輕的、甘於當‘傻瓜’的人，過去不可能搞成革命，現在不可能搞成建設。”
3月30日，鄧小平在給太原廠礦企業和省、市級機關幹部所作的報告中，從教育幹部的角度，著重談了四個方麵的問題。
關於黨的領導。鄧小平說，黨的領導好壞，關鍵在於我們能否依靠群眾，能否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從思想上經常“洗臉”、“掃地”。鄧小平回憶當年在太行山的歲月時指出：那時生活條件和環境都十分艱苦，卻沒有人鬧待遇、鬧等級，現在條件好了，反而鬧起來了。他說：“過去叫死也可以去死，而現在拿山西話來說，就‘挑肥揀瘦’。如果叫去雁北工作，那就認為是‘對他人格的侮辱’。”這種變化的背後，就是遠離群眾。現在群眾原諒我們脫離群眾的現象，這是因為黨在群眾中有崇高的威信。但僅僅依靠黨的威信，總有一天會靠不住的。他列舉離石縣學生“鬧事”情況，批評了縣委領導“靠黨的威信”壓服學生的錯誤做法。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要“麵對群眾，發現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問題。要天天看到人民群眾，不要天天看領導，我們全黨如果都是這樣，我們黨就不會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