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王夫差的戰例證明：“窮寇勿迫”並非是避戰縱敵，是在窮寇逃跑中尋求戰機，機動殲敵，運動殲敵，同時減少戰鬥傷亡，爭取最大戰場效益。《後漢書·皇甫嵩傳》中有：“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迫。今我追（王）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鬥，蜂蠆有毒，況大眾乎！”吳王夫概與東漢皇甫嵩在“窮寇勿迫”以免“困獸猶鬥”上，可謂達成了共識。
“窮寇勿迫”這一軍事思想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春秋以前，軍隊以兵車為主，在城邑攻守戰中，長期圍困和持久堅守是主要作戰手段，靠兵力直接登城破邑難度很大。為了盡快攻取守城和守地，孫子提出了這種渙散敵人鬥誌、瓦解敵人防禦的戰法。這在當時曆史條件下，不失為上策。戰國以後，這種戰法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不僅開其一角，放敵逃生，有時也對逃敵實施攻擊，乃至設伏聚殲。宋代以後，火器運用於戰場，長圍和強攻兼用，奪城辦法漸多，所以對這一古老的作戰原則又做出新的解釋。如《百戰奇法》說：“凡圍城之道，須開一角，伏兵於遠，則賊有生路，思出奔，其誌不堅，乃可克也。法曰：圍師必闕。”這個解釋顯然更強調誘敵出擊，設伏殲滅的成分，但著眼點仍在於奪城。近代以來，更發展為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通俗地表達為“圍三缺一，虛留生路”，從而賦予這一古老原則以嶄新的意義。曆史地了解孫子這一作戰原則，對於加深現代戰爭中的類似戰法的理解，也不無意義。
時代和戰況不同了，毛澤東反用孫武子對待“窮寇”的作戰原則，將“勿迫”變成“勇追窮寇”，號召全軍將士將革命進行到底，把敵人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掉，不要放走殘敵，以留後患。對於已處於窮途末路的國民黨反動派，是一定要追剿和消滅的。長江要渡過，人民要解放，中國要統一，不能再來一個“南北朝”。“宜將剩勇追窮寇”，表明解放大軍有足夠的力量追滅“窮寇”，又表明解放大軍將不遺餘力地去推翻蔣幫統治。“窮寇”一詞用得妙極：準確地勾勒出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衰敗腐朽與敗逃窘況，能夠打消國內外某些人以為蔣介石集團還能支撐殘局的幼稚幻覺和錯誤心理，鼓舞全軍將士的殺敵勇氣。
“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沽名”，指故意做作或用某種手段獵取名譽。秦朝末年，項羽（曾自封西楚霸王）和劉邦（後來的漢高祖）同時起兵反秦。劉邦先占據秦都鹹陽以拒項羽；項羽殲滅了秦兵主力，擁四十萬大軍入鹹陽。他當時為了避免“不義”之名，沒有利用優勢兵力消滅劉邦，後來反為劉邦所消滅。這裏是說應從項羽的失敗中得到教訓，不可為了沽名釣譽，而給敵人苟延殘喘、卷土重來的機會。表明解放大軍勢必渡江奪取全國勝利，決不能止步江北，讓已陷入滅頂之災的“窮寇”——國民黨反動派獲得喘息的機會，養好傷口，卷土重來，剿殺革命人民，重演一出楚霸王項羽的悲劇。
毛澤東吸納和運用孫武子“窮寇勿迫”的戰爭指導原則，也並不刻意全作反麵文章。在國共兩黨兩軍戰爭期間，“圍三缺一，虛留生路”的戰法，“圍師必闕”“窮寇勿迫”的戰術，他也運用。如解放大上海期間，毛澤東就指示陳毅等將領留海路讓國民黨殘軍逃跑。
兩千多年前，孫子用兵依據當時的作戰條件，提出“窮寇勿迫”的指揮原則，有客觀依據，有正確成分。兩千年後，根據戰爭發展趨勢，戰場主客形勢，毛澤東不拘泥古人兵法條文，反其意而用之，這正是他活用兵法的可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