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在一篇策勵諫官的散文裏提出，把諫官的名字一一刻著於石。這樣一來：
後之人將曆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其實，何止諫官一職，哪一個當政者身後沒有人評議呢！他們的政績如何，群眾的心裏是有一本賬的。這將比直書的史筆、傳世的刻石還要分明，還要厲害。
有一年我到號稱“五省通衢”、自古兵家必爭之地的徐州去參觀學習。公餘之暇，圍繞著這座曆史名城轉遊一番，意在訪求一些漢興以來“虎鬥龍爭”的故跡，重溫“九裏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那首古代山歌的遺韻。誰知聽到的卻是與武戰毫無關聯的大文豪蘇軾率領群眾抗洪治河的業績。真是出人意外！
當地父老傳聞，宋神宗年間，蘇軾出任徐州太守，蒞任三個月就趕上黃河泛濫，全城麵臨著淹沒的危險。蘇軾下令緊閉四門，並親自登城指揮抗洪搶險，奮戰七十晝夜，終於築起一道阻水長堤，使徐州城安然脫險。為了紀念這場抗洪鬥爭的勝利，根據各界群眾的要求，太守蘇軾主持在城內建起了一座黃樓，由胞弟蘇轍撰文，他自己揮毫書寫，找來名匠刻石，立碑於黃樓之中。後來到了徽宗年間，奸相蔡京下令查禁蘇軾等人的詩文，黃樓碑也在砸毀之列。可是，一夜工夫，石碑竟不翼而飛，杳無蹤影。原來，當地父老出於對太守的感激和懷念，事先把它沉入護城河中保護起來。九百年過去了，至今長堤遺址與石碑尚在，它們無言而雄辯地向過往行人昭示著當年這位賢宰的政績。
從這件簡單的史實中，我悟出一條深刻的道理：人民群眾是最富有感情的。隻要是為民興利，哪怕是區區小事，都會家弦戶誦，曆久不忘。“李唐趙宋風吹浪”。什麼淩煙閣、紀功碑，都將隨著歲序的遷流而蕩然無存，唯有刻在人民群眾心頭上的豐碑，將曆久不磨，巍然永在！
說起為民興利，當然也看到，某些時候也會碰到截然相反的意見和反映。這就應該從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而不能遷就個別的時議，單純著眼於眼前的細微得失。元朝末年，黃河暴溢，平地水深兩丈，民不聊生。都漕運使賈魯督率十幾萬民工，采取疏塞並舉的方針，奮戰七個月，引河複歸故道，“民百世受其益”。但在當時，怨言是很多的，譏評其“過疾刻深”，督責過急者有之；彈劾他“勞民傷眾”，招致民怨者亦有之。如果賈魯當時缺乏應有的膽識，遷就一時浮議，就無法完成這項利國利民的大業。後人寫詩詠歎他：
賈魯治黃河，功多怨亦多。
百年千載後，功在怨銷磨。
公道，站在時間老人的門口。為功為過，為是為非，在曆史的檢驗麵前，顯現得一清二楚。廣東的那段公路，不是經過三十年的檢驗，終於是非澄清、功過分明了嘛！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