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化與沈陽
一
作為全國的曆史文化名城，沈陽市當前麵臨著一個曆史文化定位問題。西安市號稱十三朝文化故都，它的定位應該是漢唐文化；一提起南京市，人們立刻會想到六朝金粉、金陵王氣；而開封市—也就是東京汴梁，無疑就是宋文化了。那麼，沈陽市呢？她的曆史文化定位，恐怕應該是清前文化以至整個清代文化。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北京是明清故都，清文化是其基本品格、基本特征，但清前文化則非沈陽莫屬。
以史為鑒，資政育民。對此，中央非常重視，從現在開始，要用十年工夫編纂一部大型《清史》，三千萬字，規模接近“二十四史”的總和，被學術界譽為“當代具有標誌性的文化工程”，“文化建設中的三峽工程”。過去有過一部《清史稿》，是1914年由北洋政府組織編寫的，主筆者大多是清朝的遺老，他們同情清朝，把辛亥革命罵得一塌糊塗，把革命烈士秋瑾就義說成是“伏誅”。出版後，就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因此，幾十年來，中央一直在考慮重編一部清史。解放之初，首先是董老提議，並得到毛主席原則上同意，但當時限於各方麵條件，沒能動手。1959年，周總理找到吳晗，要正式啟動這項工程，不久，就趕上三年自然災害，被迫停了下來。上世紀60年代初，毛主席對範文瀾談起自己想多讀一些清史的想法。1965年，中宣部受周總理委托，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修纂清史的問題，決定成立編委會，並委托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可是，會後不久，姚文元拋出批《海瑞罷官》文章，“文革”開始，重修清史計劃又一次成為泡影。1981年，經小平同誌批示，編修清史被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六五”規劃，並延至“七五”，後因資金等方麵原因未能繼續。這一次，黨中央下了決心，周密籌劃，功在必成。確實是可喜可賀的。
修史，有個抓住最佳時機的問題：如果修早了，當事人仍然生活在當時的現實氛圍中，對曆史沒有形成距離感，容易褒貶失當，形不成比較客觀、中立的看法；而修晚了，時過境遷，難以準確描述。現在，應該說是時機很好。修史也是文化建設，意義實在重大，它對於振興學術事業，推動曆史研究和文化發展，展示新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成果，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也是全麵了解祖國曆史，正確認識國情，認真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科學分析中國曆史與現實發展道路，所必不可少的。
清王朝對於中國統一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當時的疆域，東北至外興安嶺和庫頁島，北達恰克圖，西北至巴爾喀什湖和蔥嶺，南抵南海諸島，東到台灣及其所屬的釣魚島。這一疆域，除了外蒙獨立和沙俄從我國東段、東北段邊疆侵占了約150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外，基本上同我國現在的疆域相同。因此說，我國的疆域基本上定於清代。這是曆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清朝是距離今天最近的曆史朝代，長達二百六十八年，如果把入關前兩朝算上，就是二百九十五年。時間跨度長，內容豐富，與現實接近。當代所麵臨的諸多重大問題，如經濟建設、政治改革、文化發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民族、宗教、邊疆、生態等眾多問題，都要追溯到清朝才能了解根由，洞悉始末。而對於東北、遼寧，尤其是對於沈陽來說，關係就更為密切與直接了。清代第一個都城是沈陽，當時叫盛京。這裏是滿族統治者的“龍興重地”，既是清政權的搖籃，又是當時經濟、文化的中心。
二
清朝皇帝的祖先屬於女真人。女真人分為兩種，未被遼朝同化、停滯在漁獵與遊牧階段的，叫作“生女真”；被遼朝同化、進步到定牧生活與農耕生活的，叫作“熟女真”。金朝和後來的清朝，兩朝皇帝的祖宗都是“生女真”，所以，努爾哈赤稱帝，名為後金。清朝的開山肇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兒），於1370年，出生在今黑龍江省依蘭縣馬大村。由於“七姓野人”的侵擾，孟特穆由牡丹江、鬆花江彙流處遷到朝鮮境內圖們江右岸的鏡城；在明宣德八年升遷為右都督，後在一場戰事中遇難，葬於朝鮮會寧南二十公裏處，後人稱之為“猛哥洞古墳”。其殘部由弟弟與兒子率領，再遷於鏡城東南的茂山，三遷至於今寬甸與新賓一帶，最後定居在赫圖阿拉城。後來，新賓興京陵（即永陵）始建，即移葬肇祖（衣冠塚）於此，並追封為肇祖原皇帝。從孟特穆率眾南遷，到他的六世孫努爾哈赤起兵，前後曆時二百餘年，才走上了統一女真各部的道路，並開辟了大清的二百年基業。
努爾哈赤的祖父與父親，都是明王朝的將領，後在一次戰役中被李成梁的大軍誤殺。對此，努爾哈赤耿耿於懷，待到手下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起兵複仇，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與明朝決裂。於1616年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大金國（亦稱後金），建元天命，後來又將都城遷到遼陽，爾後又在1625年遷到沈陽；第二年他就病死了。他的繼承人皇太極，改元天聰，1635年，他正式宣布族名為“滿洲”，以之代替女真，標誌著滿族正式走上了曆史舞台；第二年（天聰十年），他接受群臣勸進，定尊號，稱皇帝，改國號為大清，改天聰十年為崇德元年。七年過後，1643年8月，皇太極在一次盛大的歡慶晚宴後，突然暴亡於清寧宮東暖閣的南炕上，據分析是死於腦溢血。他的兒子六歲的福臨在沈陽故宮的大政殿登基，這就是順治皇帝，一年以後進了北京，又第二次登基。盛京改為陪都，但清廷仍是十分重視它的特殊地位。這裏不設行省，而設盛京將軍管轄，屬於特區性質。由順治定製，東巡謁陵祭祖，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四朝皇帝總共東巡祭祖十次，若是算上雍正（他在登基之前，曾隨父皇康熙帝參加過一次），那就是五個皇帝，每一次都必到盛京。每一次來都要對這裏的名勝古跡、帝王陵寢、廟宇、城樓進行維修、擴建，終清之世，對沈陽故宮共維修、擴建達五十餘次。
說到沈陽故宮，人們都很熟悉，但是，恐怕未必了解它的獨特價值和特殊形製中所體現的政治意義。由於地域、民族、政權管轄範圍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方麵的差別，清沈陽故宮的主體部分—入主中原前的皇宮建築，與明清北京故宮相比較，有許多鮮明的特色，它是在繼承中國古代建築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有民族特征、時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皇宮建築群，具有獨特的價值，它是中國古代漢族和少數民族建築文化相互融合的罕見傑作。整個沈陽故宮格局，由東、中、西三路組成。努爾哈赤草創了“汗宮”和大政殿等東路建築，大政殿坐北朝南，兩翼有十王亭，由北向南按地位依序排列。後金政權初始，在確定軍國要事時，努爾哈赤與眾貝勒、大臣共同商討，先議後決，這裏麵留有原始氏族公社軍事民主思想的殘餘。它也帶來了權力分散的局麵，有絕對權威的首領在世還好辦，否則，必然造成權力分散，削弱統治力度。皇太極即汗位之後，續建了皇宮的中路建築，包括大清門、崇政殿、鳳凰樓、清寧宮等。崇政殿的功能相當於金鑾殿，內置龍紋透雕寶座，正中一組丹墀有二龍戲珠浮雕，都屬於皇權的象征。議政時，大汗在這裏南麵獨坐，體現出一國之君的帝王氣象。故宮的其他建築是乾隆八年東巡盛京後增建的，包括收藏《四庫全書》的文溯閣。《四庫全書》一共抄了七部，分別儲藏於北京故宮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承德的文津閣、沈陽故宮的文溯閣，這四部為正式的；另有三部分別放在揚州的文彙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現在，隻剩下三部全的（文淵、文津、文溯），分別儲藏在北京、台灣和甘肅；一部殘存的（文瀾）。
文溯閣這部書，本來在我們沈陽故宮，20世紀60年代末中蘇關係緊張，遷到大三線去。現在人家扣往不還，還說文物是國家的，為什麼非得歸還沈陽？這是似是而非的。這部書絕不同於一般文物，它是清代帝王放在老祖宗這裏的鎮館之寶。沒有了這部《四庫全書》，沈陽故宮就是不完整的。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形象工程，如同西安的碑林、雁塔一樣。你把碑林、雁塔移出西安，隨便放個地方，能行嗎？
盛京以其特殊的戰略地位和巨大的經濟實力，為統一全國提供了鞏固的後方根據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而且，對保持滿族的民族特色、典章製度、文化遺產、風俗習慣等文化積澱，也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清代帝王除了擴建沈陽故宮之外，康熙十九年，還在盛京的長方形內城外麵，增築了呈橢圓形的外城，使城市麵積比明代的沈陽中衛城擴大了十六倍。可見其對陪都之發展的重視。當然，事物都有兩重性，正由於盛京為王氣所鍾的“龍興故地”，受清王朝不得驚動龍脈、保護國粹的觀念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它的開發建設，限製了發展的步伐。
三
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是極有特點的。首先，對於清朝入關，各邊疆民族政權都是持積極擁護態度的，這既表明了他們對清中央政權的承認，同時也確認了自己的從屬地位。滿族統治者在民族、宗教問題上，一向有著深謀遠慮。其邊疆民族政策包括下述內容：一是加強中央的權力，維護中央的權威，而又采取靈活的措施；二是籠絡和利用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進行統治；三是利用喇嘛教作為精神統治工具；四是移民開發邊疆。滿族統治者之所以能夠維持長期統治，是和它注意學習、吸收其他民族，特別是能夠直接影響它的政局的蒙古族和漢族的長處，善於處理民族之間的關係分不開的。由於當時蒙古族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所以滿族統治者十分注重同蒙古族的關係，從創業開始，就采取爭取蒙古、籠絡蒙古的政策，成為有清一代民族政策最重要的內容。滿蒙聯姻是清代的基本國策，其目的在於以聯姻促進聯盟，用姻親關係鞏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為直接效忠清朝的可靠力量。清政府接受曆史經驗教訓，采取所謂“南不封王，北不斷親”的策略，並逐漸製度化。早在努爾哈赤時期，就向蒙古科爾沁部提出“聘女為妃”的請求。皇太極登基後，在盛京故宮中冊封了五個後妃，住在清寧宮的是中宮皇後，其他四個妃子分別是東關雎宮宸妃、西麟趾宮貴妃、東衍慶宮淑妃、西永福宮莊妃，她們全部來自蒙古。與此同時，清代帝王還向蒙古貴族下嫁公主，到乾隆時期，皇室中有六十九人嫁到蒙古部落。他們給蒙古親家以高官厚祿，享受隻有滿族皇室才能享受的特權。由於世代通婚，親連親，親套親，起到了極大的籠絡作用。朝廷還規定，蒙古王公可以定期入京朝覲，每次都能得到豐厚的賜予，滿載而歸，從而大大加強了懷柔和控製。定都北京之後，為了加強對蒙古地區的控製和掌握北部邊疆的動向，從康熙開始，實行“木蘭秋獮”，巡行塞外。到時節，蒙古貴族也都隨駕參加，密切了彼此之間的關係。清朝統治者對蒙古王公的籠絡政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不僅蒙古族組成的大軍是它進入中原最雄強的勁旅，而且，終清之世，蒙古地區成為最可靠的大後方。清朝統治者對於藏族、維吾爾族、回族等少數民族地區采取減輕賦稅，實行屯墾，發展貿易，加強經濟文化聯係的政策，同時盡量擴大宗教的影響，推行“政教合一”的統治。對各族政教首領也從懷柔和利用出發，予以足夠的優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