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來說，西晉諸王所掌握的權力應該很大，因為要想宗室諸王具備藩衛中央的實力，就必須給他們以實權。
然而，理論畢竟隻是理論，事實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一項政治製度的建立或者一項政策的調整，必然要受到其所處時代條件的限製。
什麼叫時代條件的限製？
簡單地打個比方，就是你不能要求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人們開寶馬、坐奔馳，因為那個時代的交通工具隻有馬車和牛車。那麼，西晉封國諸王的權力，要受到哪些時代條件的限製呢？
這個時代條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個是，從秦漢以來確立並得到鞏固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更適合於當時的經濟基礎，這個製度在西晉的時候比較完善，不可能發生逆轉，作為隸屬於皇權的王侯封國，它所擁有的權力，必然要受製於專製皇權。
第二個是，從東漢末年以來的長期戰亂，嚴重地破壞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西晉雖然再次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但受到重創的社會經濟卻不是一時之間就能夠恢複的。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口。
晉朝最繁榮的當屬太康年間，但是，太康元年的全國人口總共才隻有1616萬，和西漢末年2900多萬相比，差距甚遠。
如此一來，王國的規模和條件也必然要受到它的製約。
而且，根據規定，就是諸王所食之戶，大部分的賦稅收入也要歸中央財政，諸王最後能到手的部分，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以中山王司馬睦為例，他的封國雖然一共有民戶32000，但他卻隻能向其中的5200戶收取賦稅，就是這5200戶的賦稅收入，其中三分之二還要上交給西晉中央政府，他自己隻能得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司馬睦的實際賦稅收入隻有1400戶。
燕王與北海王雖然有兩萬戶，但最後稅收也隻有一千戶而已。
更不用說是司馬蕤食邑根本沒有兩萬戶，真正的食邑，其實數百戶而已。
由此可見，諸王的財政權實際上很小，封國財政權的主體，仍然控製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其次，在王國官吏的任用上，諸王在事實上也受到中央的限製。
西晉初年曾經允許諸王“自選其文武官”。但事實上，這種“自選”始終要受到中央的嚴格監督，更不可能隨心所欲。
梁王司馬肜曾自選張蕃為王國的中大夫，但張蕃這人品行不好，又犯過法，結果司馬肜就因為選人不當，被“有司”參奏了一本。作為懲罰，他被削奪了一個縣的封地。
有鑒於此，那些稍微膽小的諸王，也就不敢或不願自選官吏了。
齊獻王司馬攸的王國曾缺少一位長史，但是他卻拒絕自選，還專門下了一道命令，說：“選官用人，這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王國本來就不應該插手此事。”
琅邪王司馬伷在被封為東莞郡王的時候，也曾極力推辭自選官吏的特權，希望由中央政府為自己的封國配備官吏。
隨著這種情況的日益增多，諸王官屬的任命權大概不久之後，就全部交還給了中央政府。
王國的軍隊全部由中央政府配備，也就是說王國軍隊的指揮權，實際上仍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諸王無權隨意調動或指揮封國的軍隊。
由以上三點可知，西晉諸王無論財權、政權、軍權，都要受到西晉王朝的嚴格限製和控製，因此，諸王封國不過隻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下的一種特殊地方機構。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西晉諸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渴望留在京師洛陽，而不願意到封國就任。
實在迫不得已就任封國，在離開京城之際，“皆戀京師，涕泣而去”，這就是說，很多人是抹著眼淚到封國上任的。
燕王還算好的，因為他背靠燕國，手上是有強兵的。
有兵就有權。
但是東萊王與北海王手下就沒有強兵了。
西晉的宗王製度確實是可以約束大多數王侯。
但也有幾個是約束不了的。
譬如死去的齊王司馬冏。
他在許昌增兵，與世家勾結，朝廷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敢說什麼。
一方麵是因為齊王的身份，另外一方麵，則是因為齊王的實力。
另外一個例子，自然就是河間王司馬顒了。
司馬顒坐擁關中之地，長安沃野千裏，但多是異族人，動蕩無比，且又有齊萬年兵禍在前，增兵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破壞規製增兵，也意味著河間王有這些軍隊的控製權。
換做是對國家掌控強的皇帝，可能已經要換司馬顒的封地了。
但是司馬遹知道他現在換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