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對清官有一種“盼之如雲霓”的迫切心理，在中國民間甚至形成了一股濃鬱的“清官情結”，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中國的戲劇等文藝表現形式中。
“清官戲”和“清官故事”已經成為一個不衰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熱門題材。
然而，如果對這些所謂的“清官戲”或者“清官故事”認真深挖下去的話，就會發現這些文藝作品所歌頌的所謂“清官”的數量實在是屈指可數，最著名的不過就是翻來覆去的包拯、海瑞等幾個人而已。
其實，像中國民間這種簡單地用“清”或“貪”的“二元標準”來評價官員，未免失之於偏頗和單一。對於官員來說，“清”與“貪”，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評價標準，但是更為重要的評價標準還有很多，譬如：“能”與“庸”、“明”與“濁”、“勤”與“惰”，等等。
而如果能夠采取更加實用一些的標準的話，甚至完全可以這樣看問題――即如果一個官員是“能吏”，是真有治世之才和治世之能的話，那麼即便他“貪”一點，相對於那些既無才能又十分貪婪的官員而言，這個官員也還是屬於不最壞的一類。
簡單地以官之“清”和“貪”來論處官員的人往往忽略了一點，這就是一個官員如果僅僅隻是個清官，但卻無能無才，整天渾渾噩噩，甚至藉靠在道德上的白璧無瑕而恣意妄為的話，那對百姓而言，其危害程度一點也不次於那些有點治世能力的“貪官”的。
這樣說也許令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但卻是可以被曆史和現實的諸多案例加以複驗的一個結論。
撇開這些不說，即以中國傳統文藝作品所精心打造的那幾個清官形象而論，倘若把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與曆史鏡像中真實的清官一一加以對照，就會發現這些文藝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其實都是一些被深度加工後寄托了中國民間審美情趣和訴求的理想人物，與曆史真實有天壤之別。
比如曆史上著名的“酷吏”張湯，在死後“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以至於下葬時“有棺無槨”，令皇帝也為之動容。究竟在“酷吏”和“清官”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必然的緊密聯係？看來，還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曆史命題。
總之，在極權專製政體下，清官往往是個人的悲劇、家庭的悲劇和社會的悲劇，同時也必然是這個製度的犧牲品。在一個被柏楊稱之為“文化大染缸”的體製裏，要想保持人格的清白，達到“眾人皆醉，惟吾獨醒”的境界，那注定是非常艱難的，同時也注定了在這個體製裏永遠是個不受人歡迎和到處碰壁的“異數”！
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官員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最終發展成為像海瑞一樣的人格分裂者，他和趙禹、張湯一樣的好血鬥狠者，也正在情理之中。
由於清官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十分孤立，其實也是不能指望他們能夠像清官題材的文藝作品所描寫的那樣，真的能為民眾辦成什麼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