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生命能發生某種奇跡，那一定會是在北京。
意識到這一點，是秦大賀在第三次茫無目的地坐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的時候。在車上，秦大賀突然意識到：在他遇到失敗和挫折的時候，他總是選擇逃離，而逃往的方向，卻總是北京，第一次是他大學畢業兩年後，是失戀；第二次是他回到家鄉秦省兩年後，是失業；而這一次，在秦大賀還有兩年就四十歲的時候，他失去了所有。
那一年，香港回歸前，秦大賀在掛了給楊一霏的電話以後，在小賣部店主好奇的眼光的注視下，帶著滿臉止不住的淚水，拎著兩個包，向火車站走去。兩個月後，由於在北京不知道該幹什麼，他又拎著這兩個包回到南都市，重新找到了工作，在申科集團工作了一年，直至被派回家鄉秦省秦市。
又一年，千禧年的第二年，申科集團倒閉，剛結婚半年的秦大賀失業了，他同樣拎著這兩個包登上了火車。在北京住了兩個月，所謂的考察項目，最後回到家鄉秦省秦市開了一家書店。
現在，秦大賀三十八歲了，窗戶玻璃裏的人像和以前已經變化了好多，頭發稀疏了，皮膚黯淡了，神情愁苦、疲憊又憔悴，眼睛裏已經沒有有了年輕時的那種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光澤，顯得空空如也，像梵高畫中的某個人物。
秦大賀抬起頭，看到了那兩個包——大賀坐火車有經驗，總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車上，搶占一個放行李的位置，他把包放在過道對麵行李架上自己在座位上一抬頭就能看到的地方，這樣可以防備自己的包被別人拿走——雖然他的包裏麵的東西從來都不值錢。兩個包一紅一藍，是那種已經過時的又可以手拎又可以背著的兩用包，紅色的上麵印著英文的“萬寶路”，這是秦大賀在畢業前在“改革開放的窗口”南都市實習時用掙到的第一份工資給父親買的一條香煙的贈品，秦大賀是因為看上這個包才買的煙；藍色的包是在南都市由於向楊一霏表白了六年的暗戀後，他逃離南都時朋友加同學李堂春送的。秦大賀離開了南都，決定不再回去，所以除了這個包能裝點東西，秦大賀把自己其餘的家當（最值錢的是一輛自行車）都送給了李堂春，秦大賀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兩個月後會重新回南都找工作，也沒有想到被申科集團派回秦省。這兩個包閑置已久，算起來有八年了，前妻孫麗英幾次要把這兩個包扔掉，秦大賀總舍不得。“說不定以後還會用上呢！”孫麗英對大賀這句話嗤之以鼻，誰知竟被秦大賀言中了。
書店被拆後，無證辦的培訓班也被舉報遭受查封，秦大賀被記者拍攝，上了電視新聞成了醜角，孫麗英和父母承擔了極大壓力。這時女兒秦灣出生了，孫麗英生孩子後一直住在娘家，在喂養孩子方麵，秦大賀和孫家一言九鼎的丈母娘有著觀念上的衝突，秦大賀相信網絡，丈母娘相信傳統，誰都認為這是要命的大事，雙方互不相讓，這導致孫麗英在本來就有的輕度產後抑鬱症上又患上了乳腺炎，疾病和她對秦大賀的各種堆積起來的失望感使她對他也沒有好臉色。秦大賀受到了孫家全體人員的指責，一些舊話和平時隱忍著的話在這時候也從嶽母的嘴裏吐了出來，她對秦大賀整個人進行了徹底否定，包括他對家庭的責任，他的農村出身和遊離的工作狀態等。孫麗英在這時候終於相信了母親，即使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孫麗英對秦大賀的態度也沒有好轉，要麼暴躁，要麼冷漠。秦大賀見自己不但起不了作用，還鬧得雞飛狗跳，於是他選擇了逃避，盡量少去，去了以後也盡量少停留。
創業所受的挫折也使他備受打擊。在失去書店和培訓班後，秦大賀建過一個網站，想做辦公用品配送，但他卻沒有心勁去推廣，網站隻是建起來放在了那裏。為了給自己點壓力，毫無經驗的他又投錢開了一家餐館，餐館開張兩星期後，慘淡的狀況就讓秦大賀解散了雇來的廚師和服務員，在門上貼了“轉讓”。這兩件與以前毫無關聯的投資並沒有讓他產生壓力和動力，他隻是為了有事可做，但又怎麼都提不起興致，他頭腦麻木，精神渙散，投資隻是為了打水漂聽個響聲。
麻將真是個好東西，象某種藥或者酒，它會使你忘掉煩惱，忘掉失敗，忘掉鬱悶，忘掉心靈或身體上的痛苦，忘掉昨天、現在和未來，忘掉你自己；它讓你比螳螂捕蟬更專心，比情人接吻更投入。你碼著牌，算計著，緊張著，刺激著，興奮著，在繚繞的煙霧裏超脫著，摸著了“炸彈”，炸開了金庫的大門，哆嗦著手一陣忙亂的狂攬；而輸錢的人決不會善罷幹休，紅著眼迫不及待地擲起了骰子。牌桌上，除了轉動著眼珠琢磨如何打好一張牌和張著嘴巴期待下一張牌以外，什麼都拋到九宵雲外去了。
秦大賀打牌有個特點：不看別人的打的牌，隻看自己手裏的牌。他把自己的牌小心翼翼地排放整齊，緊張地數著牌，並在心裏按概率計算著，胡牌的概率應該是很大的，但他胡牌的次數卻總比別人少。摸牌的人把牌麵向下，然後姆指在牌上，食指或中指在牌下，非常有力度並且吱吱有聲地一搓（這一招秦大賀總是學不會），然後吸一口氣，象縣令舉起驚堂木一樣把牌高高舉起，咬牙切齒在桌上狠勁一砸：“炸彈！”這驚天動地的聲音幾乎讓秦大賀玻璃彈球一樣正骨碌著的心髒在桌麵上炸裂，同時又差點震破了桌麵下秦大賀那負重累累近似透明的膀胱。因此，當大賀摸著“炸彈”時，就會輕輕把牌放在桌子上，小聲說：“不好意思，摸了個炸彈。”這令牌友們更加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