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專欄中，我談了公共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的甄別，這期就繼續往下說，談一個與之相關的話題：在今日中國，在一個亟需用財富和變革來改變整個國家命運的轉型時期，企業家如何發揮他們的公共責任。
在一般的意義上，企業家作為一個職業角色，他的本職所在是四個工作：提供符合人類需求的商品、善待員工、合法納稅、與社區環境保持和諧。能做到這四點，便是一個合格且值得尊重的企業家了。而如果他有餘力和更廣泛的社會責任，那麼，能夠以怎樣的方式予以體現呢?是“轉型升級”，去當一個政治家、藝術家或者知識分子嗎?當然不是。在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一個最為普遍的方式是，參與創辦非政府組織。
以美國為例。2011年年初的資料顯示，美國約有4500多個各種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過75億美元的經費用於各種文化交流和推廣活動。幾乎所有知名的大公司都設立了自己的基金會。一般而言，基金會在美國的工作項目大致分為三大類：防止市場價值侵入不當領域;為也許是立意良善的政策產生的不良後果進行善後;以及處置源於市場基本教義的財富分配不均。
一位叫劉易斯?科塞的觀察家發現，美國基金托管人的組成情況是：他們中間來自東海岸的高等學府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們從事著有聲望的職業，其中又以企業管理和法律居多。
科塞進一步分析說，基金托管人是一個代表著某種“成就”價值和傳統的精英集團。他們對什麼樣的撥款應支付，什麼樣的要停止，具有最終的決策權。通過金錢的威力，他們處於一種可以促進某種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時忽視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僅僅從基金會控製著知識分子從事工作所需要的資金這一個理由，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對知識分子行使著極重要權力的機構。
科塞說，這些提供了金錢的人們，他們已成為當代思想觀念的重要守門人。在華人企業界，比較早設立基金會的是香港的商人們。李嘉誠在1980年就設立了李嘉誠基金會，主要投入於對教育、醫療、文化、公益事業等做有係統的資助，曆年來，捐款累積逾80億港幣。1980年代初，李嘉誠出資在家鄉興建了汕頭大學，1990年代，又出資創辦了長江商學院。
近年來，在內地企業界最讓人欣慰的事情正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投入於公益性事業，這可以被視為財富階層提升自我、實現公共價值的“正能量”，各種專項的基金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它們儼然成為中國民間的一股獨立的力量。
與美國、香港等地相比，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這些基金會也許扮演著更為獨特的作用。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事實上從1930年代以來，中國的各種社會性職能都被政府所控製，民間被打成一片散沙，隻有被統治和被操縱的命運。如今，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出現正在打破這種讓人窒息的格局，財富階層開始用自己的方式重構公共社會的某種機能。這真是過去幾年來整個社會最令人驚喜的進步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