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木青定睛一看，見來人是保衛科的科長劉心德。
劉科長已靠邊站了，正在挨批鬥——被抹成黑臉陪黨委書記任久義跪台子的那一幕成了朱鳳廠人永久的記憶。
劉科長平時在楊木青麵前比較傲慢，現在也沒有了官架子，主動向楊木青打了招呼。
他們互相客氣地說話。
劉科長說：“棒匪今晚上要來燒房子！”
楊木青象打擺子似的，上牙齒磕下牙齒，磕得“可此可此”地響。
也許是冷，也許是怕——是冷是怕已分不清了，他腦子一片空白。
說話間，進來了一個背有點駝的農民，手拿一根長鋼釺，進門就喊了一聲：“老楊也來了。”
“倒桶子咯！”
這聲吆喝條件反射似的在楊木青耳邊響起，他脫口而出：“啊，宋光臣！這是宋家茅屋？”
半歇，宋光臣才結結巴巴地說：“你你你、你們莫怕！來了我、我就是一鋼釺！”
宋光臣不拿扁擔、糞桶，拿的是鋼釺，楊木青雖看著別扭，但有了點安全感。
仿佛這個瘦骨嶙峋的環衛工變成了他的貼身保鏢。
他心想：“走了那麼久，才走到宋家茅屋。就在對門院子裏，離自家沒幾步路。”
宋光臣給他們講了許許多多情況。
他說：“今晚上要抓人。廠裏今、今下午和晚上都在捆、捆人。”
楊木青十分擔心妻子和兒女，一直坐立不安，天剛麻麻亮，不顧大夥的勸說就離開了宋家茅屋。
臨走前，劉科長再三叮囑他：“莫給別個說我們昨天晚上在這裏！”
朱鳳廠武鬥打死人之後，棒棒被趕走了。
正在上班、來不及逃跑的，統統被抓起來關在工人宿舍的一幢樓上；
男女關一起；
空氣緊張的頭幾天，連上廁所也得由手持鋼釺的看守押送；
凡是棒棒骨幹，被抓到了非挨一頓揍不可；
生技科的武定興和孫元健是兩個大專院校畢業生，平時的派性活動比較隱蔽，隻在暗中幫著棒棒編刻小道消息，在七月二十二號也參加了武鬥，也成了俘虜，被關進了集中營。
有些狡猾點的棒棒，既不到砸派總部報到，也不敢出門，叫人用鎖把自己反鎖在寢室裏，等風聲稍稍鬆了，允許俘虜走動了，才混出來。免了一頓皮肉之苦。
朱鳳廠四處搭起了天橋，腳不沾地就能四通八達——用不著爬房子，直接走到屋頂上；
俱樂部大禮堂成了紅聯砸派的大本營，是武鬥人員的常住地。
當時的中心任務不是生產而是革命。
砸派害怕棒棒反攻，加緊搶修防禦工事，把俘虜都弄來下苦力。
轉眼間到了初秋。
朱鳳廠曆年這個季節都是“芙蓉映水菊花黃”，可這年的初秋確確實實變成了“秋老虎”。
飽受武鬥驚嚇的人們還要受盡酷熱的折磨，連氣也差點喘不過來了。
天不發慈悲，隻要一到天亮，那半輪殘月和青石板上的銅釘一消失，碧藍、碧藍的天空中就會冉冉升起一輪火紅的太陽；
用不了多久，紅太陽就發揮出熱力，把大地烤得火辣辣的；把人烤得頭昏眼花、口幹舌燥。
人們討厭、憎恨紅太陽，卻不敢抱怨，都被劉醉罐的下場給震懾住了。
劉醉罐是楊木青的營縣老鄉，曾一起在生產技術科共過事。
他沒別的愛好，就喜歡醉酒，所以得了個“劉醉罐”的渾名。
久而久之，他的本名反倒沒人喊了——有的是記不起他的名字；有的是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文革來了，劉醉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照舊每天上午一到十點多鍾就坐在新廠門口外麵的小館子裏喝酒。
那天，他邊喝邊罵天氣：“媽那個胚，這狗日的太陽啷門今天又跑出來了嘛！”
不一會，幾個全副武裝的砸派隊員衝進館子砸了他的酒罐子，把他捆起來放進三輪摩托車鬥裏送到公安局去了。
沒過多久，劉醉罐跟一批犯人一起被押到朱鳳廠公審。
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罪名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在全民高唱“東方紅，太陽升”的年代，誰罵太陽，誰就是別有用心、指桑罵槐、含沙射影、惡毒攻擊。
劉醉罐被抓後，誰也不敢談天說日、議論氣候了。
楊木青一家四口在劉婆婆家住了將近一個月。
長久的幹旱使得吃水、用水成了大問題。
朱鳳廠是自己供水，武鬥後，工廠停了產，供水房也關了門，沒得自來水了，居民隻有吃江水、井水。
劉婆婆家離江邊遠，平時都在井裏挑水，現在井水枯竭了，隻好去半枯的堰塘搶水。
楊木青不忍心看著毛妹幾兄妹去堰塘搶水，他也出去幫忙找水；
但不敢走遠了，怕被砸派發現了抓進廠去修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