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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位置也在這一邊，原來和小奈同乘一輛車回來即可，再沒比這簡單的。我何苦故意把她送上相反方向的出租車呢？酒喝多了？也可能腦袋裏裝自己的事裝得太滿了。手機時鍾指在十一點四十五分，恐怕趕不上與房東規定的關門時間了。若她及時發現我的錯誤而換乘往回轉的電車自然另當別論，但我想她不會那樣做，她不是那一類型。她所屬的類型是：一旦坐錯車便一直坐下去。再說她本來一開始就該完全知道這點，知道自己被送錯了車……
我不由暗暗叫苦。
她出現在“大天線”時十二點都已過了。見我站在階梯旁，她停住腳，臉上浮現出不知該笑還是該惱的神情。我姑且抓住她胳膊讓她坐在電視台門前廣場上空著的——這個點就連遊街的酒鬼也不會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長椅上，自己挨她坐下。她把挎包放在膝頭，雙手抓著包帶，腳往前伸，靜靜地盯住白皮鞋尖。
我向她道歉，說不知怎麼搞的，竟稀裏糊塗弄錯了，肯定自己腦袋暈乎來著。
“真的弄錯了？”她問。
“還用說！不然怎麼成了這樣子。”
“以為你故意的呢。”她說。
“故意？”
“所以覺得你會生氣。”
“生氣？”我無法理解她要表達什麼。
“嗯。”
“為什麼覺得我會生氣？”
“不知道。”她聲音小得就要消失似的，“怕是因為和我在一起沒有意思吧。”
“哪裏沒有意思！和你在一起非常有意思，不騙你。”
“騙人。和我在一起根本沒意思，不可能有意思，這點我自己也一清二楚。即便你真的弄錯了，那也是因為實際上你內心是那麼希望的。”
我喟然歎息。
“不必介意的。”她說，並搖了下頭，“這種事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一向內柔外剛很少在人前顯示內心敏感纖細的小奈哭了，眸子裏溢出兩滴淚，出聲地落在大衣膝部。
我不知到底如何是好：雖然很想痛揍自己一頓，又怕輕舉妄動驚到柔弱的小奈……
我們一動不動地沉默良久。街上出租車幾番駛過幾番吐客離去。麵帶狐疑瞟向我們的乘客的身影消失在階梯上以後，廣場內重新歸於寂靜。
“求你，扔開我別管。”小奈把額前被淚水打濕的頭發撩到一邊，微微一笑，“一開始我就覺得好像不對頭，心想算了，就一直在相反方向的車上坐著沒動。但車過電視台，一下子沒了氣力。一切都讓我感到厭倦，再也不想落到這個地步。”
我想說句什麼，但話沒出口。擔心冬夜寒風清冷，我本想把外衣脫給單薄的小奈，被無聲地拒絕了。
“你什麼也不懂。”她喃喃道，
“常有人這麼說……”
小奈似乎被我沒腦子的接話惹火了，急促地抬起頭，嚴厲地盯視著我。確認我不是在嘲笑自己後，她又重新失落下去。
她說得對，我明明什麼都不懂，任何事情都沒搞清楚想明白，就僅憑自己的好惡，貿然接近並破壞了小奈平靜的生活，在毫無自覺地走入她的世界後，又莽撞傷害到了小奈——“對不起。”我卻隻能說出這麼一句用爛了的道歉的話。夜風嘩啦啦吹散一疊晚報，一直吹到花壇端頭。
她又一次把額前被淚水打濕的頭發撥往一邊，有氣無力地淡然笑道：“可以了。這裏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這裏沒有我的位置……”
小奈的母親在本地遠郊的窮苦農村長大，由於地處丘陵荒原地帶，土地貧瘠稀缺，再加上位置偏僻，封閉落後，直到六七十年代還保持著舊時代封建思想，重男輕女，認為學習沒用，導致她初中沒畢業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不甘於自己受人擺布的“生產機器”的命運，小奈的母親和同鄉幾位好姐妹一同離家出走，準備到城裏打拚新天地。然而殘酷的現實並沒有放過這些苦命的女孩，受改革開放初期城內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所迷惑，進城不到兩個月，花光了偷偷攢下來的積蓄的女孩們，就有一大半被人欺騙。在偽裝的闊少、廠長、領導的哄騙下，人財兩空，最終帶著滿身心的創傷迷失在複雜的人海中，不見了蹤影。僅剩下的三位女孩，也都或多或少受到險惡社會的汙染，永遠的失卻了曾經的向往與希望：一位被父母嫁給了剛給老婆過完“頭七”的鰥夫；一位被據說南方有公司的來路不明的老男人“擄”走。終於勸住了最後一名同伴的小奈的母親，單純地以為隻要逃離這裏就能夠找到真正的幸福，帶著同伴參加了出國勞務的機構，成為了“赴日研修生”。以她的出身與文化來說，能考慮到這一步，已是不易。可惜，事與願違，未等兩人為異國他鄉的一切開始新的向往與新鮮的興奮，現實再一次打出沉重的一擊——錯的不是她們，世界的法則哪裏都一樣——無休無止的高強度工作，瘋狂地克扣剝削，以及外國人異樣的眼光與歧視，還有包括同胞在內沒完沒了的騷擾和調戲，都讓這兩位心靈和**還遠不及成年的女孩子遭受著莫大的屈辱與苦難。兩人就像被無限拉扯的細弦，不斷接近斷裂的那一天——當兩人到日本工作半年後，終於攢夠錢離開僅有一道布簾隔斷的男女共用的破敗宿舍，準備在郊外一處便宜的簡陋出租屋裏共同生活，開始新的生活而慶祝的那天，獨自外出采購的小奈母親在超市附近的小路上被人襲擊……以此事為契機，國內終於開始關注赴日研修生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媒體像發情般緊緊抓住熱點，曝光這條已持續了幾十年的血肉利益鏈。湊不起錢，隻能穿著被襲擊當天的那身沾滿了鮮血與泥漿的破勞動服的小奈母親鼻青臉腫的扭曲照片在網上瘋狂轉發。然而，結局卻因為襲擊者依托在日本某大型資本企業老板的父親的力量，壓住了事件發酵，僅按照小奈母親那一點可憐的工資水準賠償了兩年不過萬的工資，打發回了老家，至於前不久還義憤填膺，誓要“打進東京”的“愛國青年”與“良心媒體”紛紛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