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多斯特克火車站，一如往常的刮起大風。
到了6月，夜裏的溫度也會降到零度以下，月台上的難民們都被趕到了候車大廳，邊防站的鐵絲網上亮起紅燈，士兵在微弱的紅光下麵審視著道路，萬籟俱靜。
哈薩克斯坦沒有夜晚。
遠在幾百公裏之外的阿拉木圖，這個人口超過百萬的特大城市，漆黑一片，低矮的建築也沒有色彩，街道上看不見任何燈光，也沒有汽車經過，隻有星星點點的蠟燭。
因為供電不足，阿拉木圖的居民區，一天隻供電6個小時。
中心廣場，背後的總統府邸也是一樣，那紮巴耶夫左胸上帶著一顆代表著最高蘇維埃最高榮譽的共和國勳章，左手壓著一份議案，杵立窗口，凝視著腳下寂靜的城市，目光深邃。
執政兩年以來，內外交困，能有今天的一份寧靜，分外不易，再也看不到那些揪心的流浪者，殘疾人，少年犯，也聽不到陰暗小巷中破碎的酒瓶聲，由於缺少資金，無法維持監獄的運轉，那紮巴耶夫甚至宣布不大赦天下，釋放了大量的普通犯人。
大量的老人，殘疾人，少年犯，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能力的走上街頭，彷徨無助，一個冬天過後不知道消失了多少。
這是那紮巴耶夫心裏永遠的痛。
和厄羅斯一樣，哈薩克斯坦也經曆了一場錯誤的休克療法，受到盧布崩潰的波及，國內的經濟停止流通了半年，工人拿不到工資和退休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工廠荒廢，通貨膨脹引起的哄搶幾乎摧毀了這座城市，狼藉一片，出逃的厄羅斯人帶走了所有能看到的東西，整座城市幾近癱瘓。
流寇肆意的搶劫農莊，工廠被荒廢，這是一個名副其實千瘡百孔的國家。
而反過來，那紮巴耶夫還不得不想盡辦法，安撫國內的厄羅斯人，這些人是醫生，學生，律師，工程師，建築師，官員，有著良好的教育水平，這兩年出逃的厄羅斯人超過百萬。
隨後，中國的海量商品湧入國內，巨額的貸款投入，要是沒有這些物資，那紮巴耶夫連出動軍隊的底氣都沒有。
因為軍隊也沒錢，士兵發不起薪金，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脆弱的製度隨時可能垮塌。
但不管怎麼說，短暫的混亂過後還是有所好轉了，安撫了軍方的勢力，街頭上取而代之的是整齊的巡邏隊伍，穩定的社會治安，還有良好的市場秩序。
這些厄羅斯人目睹了故鄉的混亂，也終於承認了哈薩克公民的身份，開始逐漸的安定下來。
可在這麼關鍵的時刻，那紮巴耶夫竟然執意遷都？
阿拉木圖三麵環山，氣候溫暖，而定址的新都阿斯塔納，可是一片徹底的苦寒之地，靠近西伯利亞，冬季氣溫將下降到零下40度，比莫斯科的天氣還更殘酷，真要遷到阿斯塔納，就將成為世界上第二冷的首都，僅次於外蒙古國的烏蘭巴托。
手上這份議案公布出去，無異於另外一場地震。
而另一邊，多斯特克火車站，候車大廳的燈光也已經全部熄滅，格魯謝夫斯基住在一間8人的集體宿舍，一向整潔的他今天居然沒有洗腳，就急忙忙的縮進被窩，拿出7張嶄新的百元人民幣，借著牆壁的反光，將錢塞進大衣的夾縫裏。
心裏百味雜陳。
他這一生平平穩穩，順利的參加工作，擁有了四個子女，一家人克勤克儉，攢下了數萬盧布的存款，安穩了大半輩子，子女也安排得好好的，可最近這幾年生活就像過山車，一生的積蓄化為烏有，子女也相繼失業，一家人全靠自己這點微薄的收入養活，這個該死的國家甚至沒有自己的貨幣。
這700塊錢人民幣，比金子還貴重，足夠他們全家生活半年，而如果成功，以後還會掙得更多。
自己的光明就要來了，年過半百，居然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
第二天起床容光煥發，笑著跟所有人打招呼，剛剛走到友誼商店門口就是一驚，臉上綻放出比看見親爹還高興的笑容，一溜小跑到範陽跟前，大著膽子給了範陽一個擁抱：“早上好，昨天晚上睡得好嗎？”
“還好，有時間麼？跟你打聽點事情。”
“有，進我辦公室談。”
一進辦公室，格魯謝夫斯基最後的一絲矜持也放下，給範陽和大軍讓了座位，燒上溫水，辦公室本來有三張椅子，格魯謝夫斯基卻感覺雙膝發軟，另外找了條小板凳坐下，雙手夾在兩腿之間，乖乖的等著範陽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