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現在的確是給顧秉謙出了一個曆史性的大難題。
也難怪張維賢那麼自信，顧秉謙會具名，會替代韋寶上這道奏本。
天啟崇禎兩朝的國家稅收，到底是多少，本身就是個迷。
後世沒有任何文獻能夠完整反應天啟、崇禎兩朝一年具體財政收入及支出數字。
明代堪稱完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數字，也僅僅是萬曆六年的。
茶稅改完是海關稅，自隆慶開禁以來，無論白銀流入還是財政稅收，都成了朝廷重要的收入來源。
隆慶開禁以來，海關稅成為朝廷重要收入來源。
萬曆六年，全國財政收入全部折銀，共18100167.73兩。
其中田賦共16197189.70兩，占比89.49%；鈔關402308兩，占比2.22%。
那萬曆年間的海關稅有多少呢？
福建：《東西洋考》：“本府軍需往往告匱，即隆慶間開設舶稅，僅數千金，萬曆間增至萬兩，以此佐之，猶且不敷，動請司餉濟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稅至二萬餘。”
才二萬兩，連田賦的零頭都比不上。
廣東：《廣東賦役全書》：夷舶餉原額銀二萬六千兩，續因缺額太多，萬曆三十四年該司道詳議兩院會提，準允減四千兩，尚實額二萬二千兩。
海關稅收連田賦收入的零頭都不上。
在魏公公治理下，又拖欠了不少銀子。
嘉靖十八年以後，明廷就裁撤了全國絕大部分鎮守太監，僅留南京、鳳陽、承天、太和山等地的守備太監。
天啟六年，明熹宗高舉“成祖舊製”的大旗再度派遣內官鎮守地方，當時有鎮守太監的分別是遼東、山海、薊鎮、宣大、山西、皮島。
但明熹宗的這一決定遭到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王紹徽等人的激烈反對。
魏公公忠誠的幹將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王紹徽也是東林黨嗎？他們都是閹黨。
韋寶曾經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李自成可以推倒明朝，為什麼太平天國不能推倒清朝？
同樣都是王朝末期，清朝末期更加腐朽，太平天國農民軍也比李自成農民軍厲害，為什麼太平天國沒能推翻清政府。
17世紀的哈布斯堡相比19世紀的列強是廢物。
既沒有派出理財專家幫助大明打理市舶司，監督大明按章收稅，也沒有以無敵艦隊為後盾派特使深入內地，警告張獻忠泥腿子不得進入武漢三鎮這種通商口岸。
也沒有出動海軍陸戰隊武裝保衛江南，保住大明的錢袋子。
更沒有讓三十年戰爭後的老兵、浪人下崗再就業，華倫斯坦在大明兼任剿匪總兵官，軍事顧問，直接插手軍隊的指揮和訓練。
太平天國的失敗固然自己存在很大的問題，但如果認為洋人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重要，那也是不對的。
天京事變固然對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架構有毀滅性的打擊，但二鴉造成的鹹豐北狩同樣對清廷的威信打擊巨大，連留在北京的文武高官私下和英法使節溝通時對前途都不看好，那段時間曾國藩的舉止也十分微妙。
這個時候外國列強的態度就成了上了秤的砝碼。
因此雖然民間乃至下議院對太平天國持同情態度的不乏其人，但保守黨控製的上議院最終還是選擇幫助清廷渡過危機，采取了叫停和天平天國的外交接觸，警告太平天國不得進攻通商口岸，勒令本國商人不得和天平天國貿易，幫助清廷運送軍隊，出動軍事顧問協助清廷訓練軍隊，乃至在江南地區親自下場和李秀成大戰等舉措。
考慮到當時的投送能力，這基本就是列強幹涉的極限了。
因此教科書上說太平天國是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並非虛言。
就明清自身來講，末期麵對的核心問題其實差不多，都是人口超過了土地承載力的極限，隻不過明是陝西人口先超過了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清則是兩廣地區的人口由於一鴉的影響率先進入極限。
差異主要在這麼幾個方麵。
明吸取唐的教訓，鎮壓農民起義時不放開團練，這就導致應對起義的彈性很差，一旦中央軍團滅就是血崩。
而清吸取明的教訓，在嫡係八旗被一路暴打後最終決心放開團練，太平天國除了要和八旗大戰外，還要和組織起來的各路土豪凝結核比如湘軍血戰，華夏處處都是武德高地。
太平天國最初起勢一日千裏時，政策過於激進，基本沒有給士紳留出足夠的合作空間，再被曾剃頭衛道除魔一帶，基本是勢同水火。
中期在天京好不容易搞出了個正式政府的架子，天京事變自己一波搞廢。
後期逐步轉為民族主義宣傳後，在和地方士紳的合作上有一定進步，但是洋人強勢支持清廷的態度很難讓他們下決心上天國船。
總得來說，在爭取士紳支持上做得不好。
大順在這方麵做的行不行，智者見智，但其實還行，大順的口號並沒有脫出傳統改朝換代那一套，襄陽建製後在招攬地方士紳上總體做的還可以。
甲申年的崩潰與其說是考掠不如說是戰略上的決策失誤。
畢竟伴隨著的對複社在京青年才俊的招攬工作成效很大，連複社頭麵人物周鍾都為大順起草南征檄文，說煤山戰神是“暴比桀紂”。
領袖層麵，李自成其實個人魅力和才能都還可以，禮賢下士，寬以待人都做過，即使極為抹黑他的明史也承認他生活簡樸能和士卒共甘苦。
而阿洪無論中外留下的記載中形象好像都不怎麼樣蘭貴人治國不行，但政治手腕其實沒得黑，在八旗勳貴、漢人文官、保守派、洋務派幾個雞蛋上跳舞維持平衡。
但另一方麵，她本身對權謀的渴望對國家就不是什麼好事了，典型就是庚子國亂。
換愛新覺羅上來，還真不一定能在那麼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維持下去，事實也是如此。
而明思宗的手腕、用人、政策確實就是兩個字——操切。
最後一點則是太平天國雖然還是在古代農民起義的框架內，但已經有了新時期革命的萌芽，因此並不適合和明末農民起義在內的古典農民起義做成敗比較。
太平天國對意識形態構建、傳播和利用的重視，其實和傳統宗教起事，比如義和團，是有顯著區別的。
太平天國與西方交流後擬定的現代化藍圖指出了傳統道路外的另一種可能，這都是極有意義並且在未來以不同程度重現的事情。
太平天國雖然沒能推翻清政府，但它後期推行的反清民族主義宣傳，以及間接推動漢人地主掌握大權，都為清王朝的最終垮台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李自成攻克北京就是明末農民起義的輝煌巔峰了，之後因為急功近利導致被八旗大軍入關摘桃了。
可以說，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卻標誌著新時代的黎明。
李自成推翻明朝北京中央政府雖然成功了，卻是明末農民起義悲劇的開始。
因此從曆史的宏觀角度，誰更成功，還真說不好。
說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下大棋的都屬文盲，絕無例外。
為什麼呢，很簡單，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不是天啟四年和東林完全決裂之後，而是泰昌元年朱由校登基後不久。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擬冊立先帝為東宮。
是時逆賢尚列庫銜，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