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問的問題是：“關鍵誰能保證前朝控製不好，到了我們手裏就能控製好呢？”
天啟皇帝朱由校提出了問題的核心，而且還非常的精準。
而韋寶韋爵爺的回答卻是，可以將海關和水師都交給東廠太監們去管。
韋爵爺的話，可以稱得上技驚四座了，任憑誰也不會想到這個答案。
因為韋寶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獨擔心的，最最擔心的，就隻有一條，經濟失去控製，錢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師失去控製，養出海上的軍方。
韋寶將錢和軍隊都交給太監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但是韋寶似乎忘記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監隻能偷偷攬權，至少不是名正言順的，所以言官們才敢於一個個的跳出來撞牆當忠臣。
在中國曆史上，如果皇帝將君主權力賦予一部分給自己的家奴--宦官，讓他們去幹預朝政，就會形成宦官專權。
這種現象的形成可能有兩個決定因素，一個是皇帝受到來自外朝文官集團，包括帶兵武將的威脅，另一個是皇帝個人權力與文官集團權力的對比。
前一個因素決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權利有多大，他感覺到來自文官的威脅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讓他們去製約外朝群臣。
後一個因素決定宦官幹政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就算皇帝極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團足夠強大，就能挫敗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不得幹預政事，對宦官控製很嚴。
朱棣因奪帝位曾得助於宦官，故視他們為親信，設東廠，由宦官主持。
宦官開始取得出使、專征、分鎮等大權，為後來的宦官專政提供了條件。
宦官專權，始於英宗時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寵信，權勢益熾，跋扈不可製。
明初鑒於前代宦官之禍，製鐵牌置於宮門，規定“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
防範嚴密，宦官無機可乘。
朱棣起兵“靖難”，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許多宦官立過戰功。
如狗兒、李興、鄭和、馬靖等，開始受到重用。
“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雖然宦官參與了不少政治活動，但還沒有達到專權的程度。
明英宗時，開始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麵。
太監們可以利用司禮監幹預朝政。
在宦官24衙門中，司禮監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權力極大。
“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禦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
勢焰在內閣之上。
操縱政府官員的任免，甚至左右內閣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
擔任鎮守和守備等職務。
操縱廠衛，實行特務統治，殘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監們，權力升級，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專權，成化年間的汪直專權，武宗時期的劉瑾專權，熹宗時期的魏忠賢專權。
正統年間，王振在朝中擅權，屢次對麓川用兵，勞師糜餉；挾英宗親征瓦剌，致遭土木之敗。
成化年間，由於明憲宗耽於逸樂，不問政事，遂使宦官得勢。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銘、梁芳、錢能、韋興、陳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勢力大大超過東廠和錦衣衛。
逮捕朝臣，有時先下獄而後奏聞，有時旋執旋釋，竟不奏聞。
屢興大獄，激化了朝臣與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權勢胡作非為，人們“隻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
武宗時，宦官劉瑾、馬永成、穀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稱為“八黨”，也稱為“八虎”。
劉瑾最為專橫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寫兩份，必須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
內閣大學士焦芳、曹元都是劉瑾的黨羽，焦芳甚至跑到劉瑾家中去辦事。
北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朱皇帝”、“劉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劉瑾）。
明末皇帝不親理朝政，大權由貪婪的宦官集權把持。
魏忠賢就更加不用說了，炙手可熱，權傾朝野。
“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許多官僚認他為義父幹爺。
他憑借廠衛廣布偵卒，陷害百姓。並勾結熹宗乳母客氏，專斷國政，興大獄，殺東林黨人。
自稱九千歲，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孫，閹黨遍布全國，權勢達到了頂峰。
宦官不僅在政治上弄權，而且在經濟上貪汙受賄，巧取豪奪，勒索大量財富。
王振家藏金銀60餘庫，劉瑾家有黃金24萬錠又57800兩。
宦官專權，加劇了明朝政治上的腐敗，加重了人民的苦難和社會不安。
對於中國的曆代王朝而言，如何處理好宦官問題，是一個頗為費腦筋的事情。
強如漢唐，也因十常侍之亂和甘露之變而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與漢唐相比，明朝的宦官問題頗有特色。
在明朝，宦官們雖然沒有東漢末年和晚唐時宦官動輒廢立皇帝的巨大權力和囂張氣焰。
但有明一代，宦官們得勢之久，巨監權監數量之多，可謂世所罕見，為其他王朝所不及。
為什麼明朝宦官勢力在明朝兩百多年的曆史上你來我往，得勢如此之久呢？
要想探究明朝的宦官問題，首先要先從明太祖朱元璋說起。
在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借鑒前代宦官弄權導致帝王身死國滅的經驗，製定了嚴格的鐵律來禁止宦官幹政。
貧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認為，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每天在宮裏掃灑侍奉便是其本職工作。
幹預政務，染指兵權簡直是無法容忍的事。
為了讓後世子孫牢牢記住自己的祖訓，朱元璋專門在宮中鑄造了一塊“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的鐵碑，以警戒後繼之君們。
明朝日後的宦官問題，看上去與明太祖朱元璋沒什麼關係，明朝太監勢力的強大全都是因為後來皇帝的不爭氣，將太祖的祖訓當成了耳邊風的緣故。
然而，事實是明朝宦官勢力的巨大，恰恰和這位對待宦官頗為嚴厲的太祖有關。
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給子孫後代掃平道路，他廢宰相，屢次大殺功臣勳貴，僅誅宰相胡惟庸一案便株連三萬餘人。
使得皇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也為後來宦官幹政埋下了隱患。
“這萬萬不可，東廠負責偵辦緝拿，權力已經被人詬病過大。錦衣衛與東廠並列，活動加強，合稱為廠衛。東廠權力在錦衣衛之上，隻對朕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準，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現在若是掌管所有的大明水師，天下人會怎麼看？”朱由校問道。
韋寶一聽皇帝這麼說，心裏就有底了，朱由校並沒有擔心不可以開海禁，沒有擔心把整個大明水師收編在一起，而是擔心別人的看法。
說明皇帝不排斥他的發略，甚至已經偏向於接受了。
“陛下，天下是陛下的天下，在大明創建之初，太祖百廢待興，什麼製度都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定下，世易時移，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海禁可以增收，統一收編所有水師，既可以保障海防，嚴查關稅，防止民間有人不通過朝廷而私自出海。他們私自出海所創造的利潤，可是和大明朝廷毫無關係，都便宜了與之勾結的官府，以及冒著殺頭風險出海貿易的民間海商。陛下知道這些銀子，遠遠高於大明每年收上來的賦稅總和嗎？所以，大明搞不搞海貿，海貿都一直存在，所以，不如重新洗牌，形成製度化，堵上漏洞，讓九成以上的銀子都進入國庫。”韋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