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都建成以前的北京(3)(1 / 2)

中都建成後,金朝又在中都城郊建立若幹處離宮。大定十九年(1179年),金朝統治者在中都東北建造離宮,名大寧宮,經過幾次改名,最後定名萬寧宮。在這一離宮中,建有樓台亭閣和湖泊,“曲江兩岸盡樓台”④(趙秉文:《滏水集》卷七,《扈蹕萬寧宮》),寫出了當時的富麗景象。湖中有一座小島,名叫瓊華島。瓊華島上的小山,傳說是金朝滅北宋後將汴梁艮嶽的假山石運來堆成的,小山上麵便是著名的廣寒殿。⑤(參見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據《紀錄彙編》卷七明宣宗所作《禦製廣寒殿記》,明朝永樂帝說過,廣寒殿所在小山“宋之艮嶽也”。按,元代傳說,蒙古族興起北方時,“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勝之……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之所”。這就是瓊華島的由來。(參見陶宗儀:《輟耕錄》卷一,《萬歲山》)這兩種說法都不一定可信。)金章宗時(1190—1208),皇帝常常於三、四月間到萬寧宮,八月間再回到城內,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時間住在那裏。除萬寧宮外,城南也有行宮,叫做建春宮:城西的香山、玉泉山也都有行宮。但以萬寧宮的地位最為重要。

在中都建成後,金朝政府還曾開鑿運河,想以此保證中都的物資供應。當時山東、河南、河北的稅糧和其他征調的物資,都由水道運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區)。通州到中都,原來有漕渠可通,但因“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所以常從事陸運,“人頗艱之”。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曾發“宮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裏內軍夫,浚治”漕渠,但沒有能解決問題。大定十年(1170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即從中都西邊盧溝河(今永定河)開口(稱為“金口”)引水東下,經今八寶山北麓,入中都城北的護城河,直到通州以北,入潞水(今白河)。開鑿這條運河,原想從此“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結果渠成之後,“以地勢高峻,水性混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實際上沒有起多少作用。後來,因為害怕上遊河水暴漲,泛濫成災,幹脆發工“塞之”①(《金史》卷二七,《河渠誌》)。這一工程完全失敗。通州到中都仍靠陸路運輸。

中都建成後,金朝統治者還就加強中都與南北各地的交通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盧溝橋的建造。盧溝橋渡口,自古以來便是燕薊地區通往南方的要津,原來在這裏設有浮橋和木梁橋。隨著中都的建成,盧溝橋渡口的交通日益頻繁,浮橋或木梁橋已不能適應需要。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朝統治者下令建造石橋,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建成。新建的盧溝橋全長二百六十米五,寬七米五,橋下有十一個拱券,是當時我國北方最大的石橋。橋的石欄杆柱頭,雕刻有千姿百態、神情生動的石獅子,是我國古代雕刻藝術的傑出成就。①(現在盧溝橋上共有各種大小獅子四百八十五個,多數是後代增補的。)這座宏偉瑰麗的石橋,是我國勞動人民聰明智慧的結晶。13世紀下半葉,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遊曆中國,看到這座石橋,對它作了詳細的描寫,表示了由衷的欽佩。

和遼代一樣,金朝的曆代統治者也是狂熱的佛教崇拜者。由於統治者的提倡,佛教極盛,中都內外,除了原有的寺廟之外,又出現了不少新的廟宇,因此,“都城之內,招提蘭若如棋布星列,無慮數百,其大者三十有六焉”②(《元一統誌》卷一,《中書省·大都路·奉福寺》)。金初,盛行的是佛教中的律宗,後來,禪宗取而代之,風靡一時。金朝後期,禪宗的萬鬆和尚受到統治者的尊奉,聲勢顯赫,在政治上很有影響。此外,金朝統治者對道教也很重視,著名的道觀白雲觀,原建於唐開元時,金章宗時改建,當時叫太極宮,金章宗曾多次到這裏。太極宮的曆任提點,都受到統治者的寵遇。這所道觀,屢經修治,至今猶存。金朝末期,全真道開始盛行。全真道提倡禁欲與苦行,有利於麻痹勞動人民的反抗意誌,因此也得到統治者的保護和提倡。中都內外,全真道道觀相繼興建。

在中都郊區及京畿各縣,女真族和漢族的官僚、貴族、豪強、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女真貴族利用政治權勢,圈占很多土地,有的人占地達八百頃之多。③(參見《金史》卷四七,《食貨誌三》)漢族的地主如京畿永清張氏,“家饒財,畜牧滿野,上腴居邑之半”④(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一三,《慈悟居士墓誌銘》)。至於馬、蕭、劉、韓等世代豪門,更可想而知。金朝統治者還把原在東北的女真族人,按猛安(千戶)、謀克(百戶)的編製,遷到河北各地,其中有不少分布在中都郊區及京畿各縣。金朝統治者這樣做的目的,是製造民族矛盾,加強自己的統治。為此,還從當地原有的土地中一再“拘刷”良田來分配給他們,結果,受害的主要是漢族勞動人民。但是,真正從中得到好處的是猛安、謀克中的上層人物,他們得到大量良田,再出租給漢族勞動人民耕作,收取地租,自己則“惟酒是務”,過著不勞而食的腐朽生活。而猛安、謀克中的下層群眾,隻能分到一點甚至根本分不到土地,“砍蘆為席,或斬芻以自給”①(《金史》卷四七,《食貨誌二》。),過著十分困苦的生活。很清楚,中都地區廣大農村中的基本矛盾,是以女真、漢等族地主為一方,女真、漢等族勞動人民為另一方的兩大對抗階級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