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庚辰，先生三十八歲。時陽明王公講良知之學於豫章，四方學者如雲集。先是，塾師黃文剛，吉安人也，聽先生說《論語》首章，曰：“我節鎮陽明公所論類若是。”先生訝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汩沒於舉業，沉酣於聲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論學如我乎？不可不往見之。吾俯就其可否，而無以學術誤天下。”即買舟以俟，入告守庵公……既入豫章城，服所製冠服，觀者環繞市道。執“海濱生”
刺以通門者，門者不對，因賦詩為請。詩曰：“孤陋愚蒙住海濱，依舊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是春。”
“聞得坤方布此春，告違艮地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裏，立誌惟希一等人。去取專心循上帝，從違有命任諸君。嗟磨第愧無胚樸，請教空空一鄙民。”陽明公聞之，延入。拜亭下，見公與左右人宛如夢中狀。
先生曰：“昨來時，夢拜先生於此亭。”公曰：“真人無夢。”
先生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公曰：“此是他真處。”先生覺心動，相與究竟疑義，應答如響，聲徹門外，遂縱言及天下事。
公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嚐一日忘。”公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遊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公然其言，先生亦心服公，稍稍隅坐。
講及致良知，先生歎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輕易矣。”明日，複入見公，亦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複上坐，公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苟從，予所甚樂也。”乃又反複論難，曲盡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執弟子禮。公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
居七日，告歸省。公曰：“孟軻寄寡母居鄒，遊學於魯，七年而學成。今歸何亟也？”先生曰：“父命在，不敢後期。”先生既行，公語門人曰：“此真學聖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諸君莫及也。”門人曰：“異服者與？”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將誰友？”先生初名銀，公乃易之，名艮，字汝止。以上記錄為我們詳盡描繪了心齋拜師陽明的經過，從中可以讀取以下一些重要信息：在拜見陽明之前，心齋心氣頗傲，抱著“無以學術誤天下”的宏願，準備前往江西與陽明對等地討論學術及天下的問題。從談論的內容來看，主要談了“君子思不出其位”以及“致良知”的問題。關於第二個問題，顯然對於心齋來說，這是聞所未聞的充滿新鮮感的學說主張，很快被陽明的一套言詞所折服。至於第一個問題，其實涉及儒家士人的“出處”問題，這是一個政治抉擇的問題，從兩人一問一答的語氣來看，陽明傾向於主張時局不利於“出”，而心齋卻以“堯舜君民之心”為理由，主張積極應世，顯然在這場對話的背後，隱含著兩人對於時局政治的認識差異，相比之下，對於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都已久經沙場的陽明來說，他對現實政治時局的看法顯得頗為老練，而對於一介布衣心齋來說，他心中充滿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氣，有一種政治理想主義的激情，在言談舉止上不免透露出“狂”的表現。故而陽明在言談中處處想殺殺他的銳氣，從陽明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到心齋的“縱言及天下之事”、從陽明的“舜居深山”到心齋的“當時有堯在上”，處處可見兩人的激烈對峙，表麵上看心齋的氣勢在陽明之上，然而就結果來看，其實是心齋受到了陽明的壓製。這一點也可以從陽明改心齋舊名“銀”為“艮”、字之以“汝止”的用心中窺見一斑。根據《周易》“艮”卦《彖》辭：“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象》辭：“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可見陽明改名賜字，蓋有深意在焉，陽明是在告誡心齋今後須以“止”為行為準則，不可做出越“時”、越“位”的舉動。但是另一方麵也應注意，陽明對於心齋也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讚賞和期許：
“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舍斯人，吾將誰友？”“吾黨乃今得狂士。”這不僅意味著心齋已得到了陽明的認可，而且也預示著心齋今後作為一名心學信徒將有一番大作為。
然而就在拜師陽明之後不久，準確地說是在嘉靖元年（１５２２）的年末，心齋做出了一個重要而又大膽的舉動———北上京師，宣揚心學，此舉不但令在京的士人們大為震驚，而且也令陽明及其在京的王門弟子大為惶恐。這一舉動的思想緣由，其實我們可以從上述的對話中略窺其一斑，亦即心齋所表明的一個觀點：“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嚐一日忘。”根據記載：“一日，（王心齋）入告陽明公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者乎？’”也就是說，心齋欲向天下廣泛傳播陽明的學說。於是，他便動手製作了一輛“蒲輪”，在車上掛了一條長幅標語：“天下一個，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遵聖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人為善，無此招搖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不用說，這在當時士人的眼裏，無疑是名副其實的“招搖過市”，而對於心齋來說，這隻不過是將“萬物一體”之思想訴諸實踐的具體行動而已。嘉靖元年的次年癸未是會試年，全國各地應試的學子將雲集北京，這是心齋決心北上講學的一個機遇。在京他遇到了大批陽明弟子，如黃直、王臣、歐陽德等人，這些陽明弟子大多以為心齋此舉太過張揚，擔心有可能驚動政府，故紛紛勸其停止講學，盡快南返。據趙貞吉所撰《墓誌銘》載：當時“同誌相顧愕，共匿其車，勸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詣眾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所說大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