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百姓日用即道”與陽明的良知學說是有淵源關係的。陽明曾說：“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心齋亦雲：“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顯然兩種說法的意思是一致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陽明是從良知本體論上立論，亦即良知存在“無間於聖愚”，“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之意，強調的是良知本體的遍在性、先天性之特征，也就是良知現成的理論表述。但是陽明並沒有根據“聖愚無間”而得出“日用即道”的結論。原因在於陽明認為聖愚之間雖有著先天的同一性，但並不意味著兩者具有現實的同一性，就現實層麵而言，聖愚之間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故陽明又強調指出：“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不同處也。”這一不同雖非本質之不同，但卻是非常現實的，這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另一種表述方法而已。心齋說“聖人知，便不失”，也就是陽明的“惟聖人能致其良知”的意思；心齋說“百姓不知，便會失”，亦即陽明的“愚夫愚婦不能致”的意思。可見，“日用即道”其實是立足於心學的現成良知理論而發，隻是心齋根據陽明的“愚夫愚婦不能致”的觀點，並援用《易傳》“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說，突出強調了一個觀點：在本來意義上，百姓日用而知，但在現實狀態下，百姓日用卻不知；就本體論層麵而言，由於良知遍在於百姓日用之中，故可說“日用即道”；然從工夫論層麵而言，由於“愚夫愚婦不能致”，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至此可以明了，“日用即道”與“日用不知”，在心齋思想體係中並不構成矛盾衝突，兩者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四 餘論
日本學者荒木見悟曾以“本來性”與“現實性”這一問題設定，作為理解宋明理學之義理架構的一個主要分析視角，認為如何消解“本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理論緊張乃是宋明儒者共同的一個主要問題意識。筆者以為，這一問題設定完全可以用來分析上述陽明和心齋在“聖愚無間”與“聖愚不同”、“日用即道”與“日用不知”這一看似兩難的命題之間所存在的理論緊張。在筆者看來，“本來性”如何在現實中得以落實、展開和呈現，以及如何解決在此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這是陽明學及其後學所關注的主題之一。由此以觀，上述看似兩難的命題其實並不重要，因為這並不構成思想體係內的自我矛盾衝突，隻要對陽明以及心齋對問題的論述角度有所把握，則是不難理解的。重要的是，陽明所說的“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心齋所說的“即事是學，即事是道”，為人們如何在現實中把握“本來性”指明了一個方向，揭示了有行為參與的事物本身對於成就人格、實現良知的重要性。而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高喊“聖愚無間”、“日用即道”、“良知見在”、“當下即是”等思想口號卻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這既可以為行動提供信念的支撐，同時也是陽明學及泰州學為何具有長久的思想魅力並引起廣泛的理論效應、社會效應的原因之所在，若非如此，則陽明學及心齋學便毫無理論特色可言。當然，如何從思想及思想史的角度，對此作出相應的思想分析和曆史評價，則隻有深入其思想內部才有可能。
表麵上看，一方麵說“日用即道”，另一方麵又說“日用不知”；一方麵說“聖愚無間”，另一方麵又說“聖愚不同”，未免給人以一種印象：無法在理論上自我圓說。事實上，“日用即道”如同“滿街聖人”一樣，是建立在“良知天性，人人具足”這一良知現成觀念之基礎上的一個必然推論，對於這一觀念的強調和揭示，可以鼓舞人心，使人樹立起聖人必定可以成就的信心；另一方麵，心齋之所以強調“百姓日用而不知”，這是為了讓人更為清醒地意識到若沒有工夫層麵的不斷努力，則不可能最終實現理想人格，成為“聖人”。
由此可見，“日用即道”與“日用不知”絕不是互不相融的兩個背反命題，而應當是可以互相補充的。在心齋的思想體係中，這兩個命題可以獲得有機的聯係。
問題是，就“百姓日用即道”以及“見滿街人都是聖人”、“捧茶童子卻是道”等命題的形式來看，的確容易被理解為符合同一律的邏輯命題，將“百姓日用”與“道”、“滿街人”與“聖人”、“捧茶童子”與“道”理解為無差別的直接同一，甚至有可能把一切感性的、經驗的生活行為之本身視為合倫理性行為。如此一來，就會帶來一係列嚴重的後果。尤其是在未對心學的那套思想言說的內在脈絡作出清晰冷靜的分析梳理之前，便武斷地批評“日用即道”必然導致“凡是日常行為便是符合‘道’的行為”的結論，“現成良知”也必然導致“凡是現成的便是良知”的結論，甚至可以說“滿街聖人”無疑是在宣稱“聖人都是現成的”。這些批評所指稱的現象是否在曆史上確實出現過？抑或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推論和假設？
這是兩個原本屬於不同領域的問題，一是屬於曆史的考察，一是屬於義理的分析。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對於這兩個問題是必須嚴加區分的，萬萬不可混為一談。然而在儒學史上，特別是自宋明儒學以來，對思想的義理分析往往與對思想的曆史評價混為一談，對某種思想言論可能產生的理論效應的推斷和評估往往被視作曆史的真實。於是，陽明後學中的一些學者針對現成良知說所提出的“以見在為具足”、“以情識為良知”、“以知覺為本體”的理論批評，到了後來（譬如在東林學派那裏）便被人認作導致人心不古、社會失序、人倫失常、風俗敗壞等社會現象的曆史原因。當人們用這種曆史因果論的分析方法來觀察和評估泰州學派的種種思想言論時，往往很容易地就得出結論說：泰州學派的那些“日用即道”、“滿街聖人”、“當下即是”的思想主張便是導致真實地發生過上述種種社會現象的罪魁禍首。然而這些批評或擔憂，究竟是曆史的真實還是觀念的想象，對此卻缺乏深入的追究和冷靜的思考。關於這一問題，由於涉及麵頗廣，本書最後再來詳談。這裏隻提示一句：思想對社會、現實、製度等層麵雖有正麵或負麵的影響，但是絕不能誇大這種影響，毋寧說這種影響在整個帝製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算起）是微不足道的、極其有限的，晚期帝國的明代亦概莫能外。